作者 童大焕

　　十六大以来，到程维高案发，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因腐败落马的省部级高官已有8人。与此同时，中央批准成立中纪委、中组部巡视工作办公室，并向各省市派出巡视组，专门监督省级党政领导班子及其成员。纪检体制也发生重大变革：纪检机关由过去的“双重领导”改为由上级纪委统一管理、直接领导。中纪委对派驻机构将实行“两个不再”的政策，即：各部委的纪检组长、监察局长不再从所在部门产生，而由中纪委直接委派；各试点单位不再受同级党组领导，而受中纪委直接领导。社会各界在倍感振奋的同时，也越来越强烈地感受到了党中央反腐败的决心和力度。

　　我们面临的是一个严峻的反腐败局势。高院和公安部称，我国至少有四千名涉嫌贪污和贿赂的犯罪嫌疑人在逃，有一些已经逃到了境外，他们所携带的赃款总额已经超过了50亿元人民币。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汪玉凯近日则指出，根据专家测算，自1999年代以来，每年因官员腐败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大约在9875亿至1.257万亿元之间，相当于GDP的13.2%至16.8%（我国年财政收年也就1万亿元左右，这些贪官们的总和某种程度上真可谓“富可敌国”），但是这些损失挽救回来的却非常有限。汪玉凯认为，贪官造成的巨大损失和反腐败的高成本，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信号，即要快速确立有效的包含对省委书记这类高官的监督制度，是政治体制上层改革的重要属性。他表示，目前对省委书记之类的高官监督收效甚微，应创建一个更为严格、有效的制度，才能杜绝权钱交易的机会和可能。汪玉凯指出，在新一届中央领导下，一些具有探索式的监督制约制度正逐步确立，如中央创建巡视员制度。另外，全国人大今年也新设立特殊的专职常委，并赋予他们重要的权力。他认为，这预示着中国政治体制的上层，正在酝酿一场新的变革。

　　然而，自上而下的监督总有其自身难以克服的弱点，挂一漏万。以往，我们遇到问题总是指望更高权力的制约，有效却也有限。就算是持有尚方宝剑的“钦差大臣”，以其少数人之力，又如何面对中国大地上地广人稠的现实？以少数人去面对全国为数不少的腐败分子，似为“敌强我弱”的窘境。而一出问题就指望一个权力更大的机构来实施监管，其结果，是各种机构的叠床架屋，形成恶性循环：问题不断，就增加机构或扩充人手；越增加机构或扩充人手，问题也可能越多，监督和制约的成本越大，这又迫使社会增加机构和人手。结果是老问题没解决，新问题又可能出现，徒增整个社会的内耗和运行成本，徒增纳税人的负担。

　　绝对的权力绝对导致腐败。诚如一些论者所言，再高级别的权力也有犯错误的可能，任何没有制约的权力都是不可靠的，不管它级别有多高。权力行使的社会效果不是取决于权力的级别，而是要看权力行使是否公开、公正、民主，是否受到平等权力的监督和制约。

　　因此，对于一个社会的常态来说，我们绝大多数的问题都应该寄希望于“就地解决”，而不能一味地指望更高权力来解决。这就要寄希望于同级权力的互相制衡，包括立法和监督机构、司法机构、执法机构三者之间的权力平等与互相制约与监督，也包括党内权力、行政权力自身内部的监督与制约。这是不增加人员和机构的、却又是最可靠、成本最低、效率最高的反腐败措施之一。

　　自上而下的监督和制约还遇到一个其自身永远无法克服的天然缺陷：信息不对称。每个人都不可能事必躬亲，即使他是圣人，每个人、每个组织都必须依赖一定的信息搜集和反馈渠道，才能为他的决策和判断提供依据。而至少在今天，我们的监督者的绝大多数信息，恰恰是来自被监督者，由被监督者们所提供――巡视员们也不例外。政治学里有一条公理：从上而下的决策指令信息通道，和从下而上的政策效果反馈信息通道，不能是同一条通道———就是说，不能通过同一条管道既推行某一项政策，又全部由它来收集这项政策的效果反馈信息。道理很简单，同一批人既做决策者又做执行者，再让他们反馈政策的执行绩效，能保证信息不失真吗？

　　那么，最好的信息来自哪里？就来自舆论公开媒体监督。新闻界对某些事件的负面报道，是十分有效的管理工具，可协助商业机构和政府在事态转趋严重前，及早纠正错失。行使舆论监督，可以一举改变“少数人监督多数人”的窘境，由人民群众“雪亮的眼睛”实施多数人对少数人的监督，“搞歪门邪道者无论多么有‘实力’，总是害怕阳光，不敢面对大众。在现代社会，只要把事情端到台面上，问题的公正解决就有了一半的可能”。同时，这种监督可以说几乎不花一分钱，是成本最低的“社会防腐剂”！

　　而新闻舆论监督的问题，和权力监督一样，不能完全指望自上而下的监督，它同样迫切需要“就地监督”的制度安排。眼前的例子是：9月11日上午，新华社记者在陕西渭南市抗洪一线目睹了一桩怪事：经过十多个昼夜的奋战，已于10日晚成功封堵合龙的罗纹河入渭河口11日上午又进行了一场封堵“表演”仪式，目的仅是配合专程赶来的当地有关领导参加合龙仪式。为此，身心俱疲的抗洪战士在烈日下站了一个上午。（据新华社9月11日电）而这么一桩丑闻，在当地报纸――素以舆论监督大胆闻名的《华商报》那里，却只见颂歌。

　　何也？人在屋檐下也。相应的制度安排问题，似乎也应该提上议事日程，否则，不管社会问题有多重，媒体可能也还在一片叫好。

　　遏制腐败的关键，不在于对腐败分子采取何种严刑峻法，而在于要让每一个腐败分子随时可能被发觉并受到应有的惩罚。而这，只能寄望于“势均力敌”的“平权监督”（平等、同级权力监督）和以多对少众目睽睽的舆论监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