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很多美国人其实并不知道中国是什么样，但是，他们现在已经知道一个正在闹非典疫情的中国。在控制非典疫情后，中国必须设法改变这种负面形象。”美国《华尔街日报》兼《亚洲华尔街日报》驻中国首席记者高赋文直言不讳地说。

　　　 今天在龙永图主持的《SARS与亚洲经济：影响评估与政策建议》研讨会的间隙，高赋文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作上述表示的。在这次研讨会上，除高赋文外，包括几位驻华大使、世界跨国公司总裁、著名经济学家等资深人士均有类似表示。

　　　 UT斯达康公司总裁吴鹰先生说，日本政府在沙林毒气事件发生两个小时内就基本控制了局面，遏制了毒气危机的进一步蔓延，大大树立了政府形象，也让民众对政府持有信心。他还说，在处理非典危机时，尽管中国做了很多对国际社会负责任的事情，但这次非典疫情对中国的整体形象仍有一定的负面影响，一旦成功地控制疫情之后，中国应该在“政府公关”方面做些事情，中国政府也应该掌握对在危机时公关形象的处理手段。

　　　 麦肯锡北京分公司总经理吴亦兵说，如果对非典危机处理不力，那么，在全球范围内，中国的竞争对手（比如印度和墨西哥）就会从中获利，一个国家的整体形象将直接对该国企业在海外业务产生影响。他建议，中国应该用积极主动的方法，邀请大批的跨国公司总裁们访问中国，甚至可以鼓励他们在中国进行“投资尝试”，以扩大对中国投资的信心。

　　　 与此同时，泰国驻华大使敦·帕玛威奈在圆桌会议上说，香港特区政府准备在控制非典疫情后在国际重要传媒上花重金做广告，以便恢复香港人气，改善香港形象，使香港在国际社会中回到正常生活轨道。他建议，中国中央政府和北京地方政府都应考虑类似做法，这是中国在“后非典时代”改变中国形象非常重要的一点。他甚至还具体建议，中国官员应该积极地走出国开会，或者邀请国外嘉宾来访，以展示信心。

　　　 世界著名公关公司爱德曼公司北京办事处总经理倪昂利说，中国从现在开始就应该设法从非典危机中走出来，并通过这次危机获得进一步发展。曾经做过记者的倪昂利说，任何危机都会有损失，都会有负面影响，而且民众总是看到负面影响，非典也不例外。仅仅因为非典而不敢去香港和北京旅游，这是欠缺理性思考的。

　　　 目前，手中握着6家大跨国公司客户的倪昂利说，一个国家参与全球化，这本身就意味着责任，意味着必须采取透明的、开放的做法。因为，你不做透明的事情，你不做开放的事情，别人也会这么做，别人就会采取主动，并走在你的前面。世界上已没有一个地方的灾难是地方性的灾难，他说，在全球化时代，不要再指望在这个世界上还能隐瞒什么，也不应该为真实情况披上“糖衣”。他举例说，新加坡在非典疫情发生后及时安排高级官员出面沟通，并得到很好的效果。本报记者 袁铁成 （本报北京5月14日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