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稿／卞 琪

　　6月18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并原则通过了《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草案）》，同时废止1982年5月国务院发布的《城市流浪人员乞讨收容遣送办法》。6月19日晚，本刊编辑部找到北京大学法学教授贺卫方，请他就此话题谈谈看法。6月20日凌晨，就与收容遣送制度相关的一些话题，贺教授表达了他的一些想法。

　　问：某些不再适应新形势的东西应该废止，但马上废止是否会引起社会动荡？

　　贺卫方：这似乎是一个社会预测的问题，你知道法律人是不回答假设问题的。我不认为取消收容遣送办法马上会引发所谓的社会动荡，因为这个制度从设立之初的目的就是为了救助社会上的弱势群体，我们都知道乞丐最多只能够给一个城市的形象带来某种负面的影响，多数情况下他们不会引发社会动荡。

　　问：你是否同意中国缺的不是可执行的法，而是执法的精神？

　　贺卫方：实际上中国的法制的整体状况中间，缺陷最大的有以下这几个方面：

　　第一个缺陷是不同的法律之间，尤其是法律法规与宪法之间的相互冲突，导致在执法的过程中出现某些混乱，宪法被违反、宪法权利被侵犯的情况时有出现。

　　第二个缺陷是——正如我们在收容遣送办法中所看到的那样——立法的初衷很好，但是在执行的过程之中，这样的初衷被扭曲了。有人说，错的不是立法，而是执法者。但是，我必须说，如果大规模的扭曲发生，正说明立法本身存在着问题。

　　第三个缺陷在于，我们缺乏一种独立的司法体系，我们知道在一个社会中司法是社会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在一个社会中间，我们不担心行政权的滥用、违法，我们担心的是当行政权违法以后，没有一个独立的权力、更公正的权力对这样的一种违法行为给予必要的和合法的处罚，使得人民的权利能够得到严格的保障。中国的司法在过去的20年间，已经有了一定的进步，很多的改革措施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是，宪法中所规定的司法独立仍然没有得到足够的保障。最突出的是法院的财政和人事几乎完全受控于地方政府。

　　问：收容遣送各国都有，何以因为执法错误而否定法规本身？

　　贺卫方：在法治国家虽然有收容站，但是这种收容完全取决于公民个人的自愿，而绝对不允许侵犯人的人身自由。例如乞丐，我也曾经有过到西方国家的机会，我也看到过纽约地铁站，纽约的街头上那些行乞的人，乞丐也许也是一种生活方式，他们愿意在广场上、地铁口通过要钱的方式来维持他们的生计，这并不是一个特别严重的问题，这也可以视为公民自由的一个组成部分。至于美国对于外来移民的遣送问题，我认为这是不同性质的问题，一些偷渡客没有任何合法的身份，他们是属于违法地潜入另外一个国家的。我们绝对不可以说孙志刚先生是偷渡到广州的，他是这个国家的一个公民。

　　问：是否应该根据宪法保护人民生命财产和人身自由的条款，制定保护人身自由不受侵犯的具体法律？

　　贺卫方：我们的宪法并不缺乏保护人民生命财产和人身自由的条款。主要的公民权利体现两个方面：一个是政治权利，例如言论出版自由这样的权利；另外一方面，我们又享有生命和财产方面的这样的权利。如果把我国宪法的规定与外国宪法关于公民权利的规定做一个比较，我们会发现，除了罢工和迁徙自由外，其他权利并不缺乏。缺乏的是什么呢？我想我们最缺乏的一个是要好好清理一下现有的行政规章系统，我们要查一下，哪些行政规章实际上把我们宪法所承诺给我们的权利又加以剥夺了。另外，由于司法的不独立，而导致了现实生活中间侵犯了我们权利的行为，尤其来自公共权力的侵权行为，没有办法得到及时的纠正和及时的惩罚。我们知道这会对于我们的法院提出一个更高的要求，对我们的司法提出更高的要求。

　　问：有人担心，如果在孙志刚案中启动国家赔偿，是否等于承认了他们犯罪是得到认可的？

　　贺卫方：关于国家赔偿的问题，最简单的说，国家因为国家机关的公务人员违反法律给公民带来的损害，启动赔偿程序由国家来对公民进行赔偿，这并不意味着他们的犯罪是得到了国家的认可的。毋宁说，是对国家机关没有很好的管理和约束有关工作人员的一种制裁，同时这也考虑到国家对公民的责任的问题。作为一个民主的国家，政府有责任来保障人民的权利不受侵犯。所以当受侵犯以后，给予合理的赔偿，这是题中应有之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