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驻京记者　林楚方

　　胡锦涛出访无送行仪式

　　5月23日，外交部副部长张业遂透露，中国高层日前作出决定，进一步改革出访礼宾仪式，今后党和国家领导人出访将不举行送迎仪式。

　　此次胡锦涛主席出访，已经开始实行这一规定，没有送行仪式；6月5日胡锦涛回国后，也将没有迎接仪式。

　　张业遂还说，今年3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讨论了关于党和国家领导人出国访问事宜，“决定本着务实、精干、节约的原则做好有关安排，并对减少代表团出访人员、节约使用交通工具等作出了明确规定。”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人士介绍，此次改革力度很大，中央政治局对国家领导人每年的出访次数以及乘坐专机等事宜都作了非常严格的规定，一般情况下，国家领导人每年出访不仅有次数限制，而且一次不超过4个国家，乘坐专机也仅限于国家领导机构中的正职。

　　礼宾改革体现新政方向

　　舆论对新的中央领导集体的作为普遍表示欢迎。外交学院一位专家表示，此次礼宾改革体现了胡锦涛等中央领导人以身作则的意图，此举将有力地纠正党风和政风，料地方官员在类似活动中将会效仿。

　　“这有助于防止出访浪费。”一位专家说，有的驻外使馆实际上应付这些都应付不过来，“但外交部门是无法作出决定的。”

　　也有专家评价说，礼宾改革实际上反映了新政的方向，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新一代中共领导集体力求严谨务实、严于律己，走亲民路线。

　　外交部所属的外交学院教授张历历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表面上的出访礼宾制度改革，从深层次上反映了领导人执政思想的深刻变化，其意义大于礼宾制度改革本身。

　　也有人认为，胡锦涛用他的“低调”来警醒各级官员，这种低调实际上是重实事、轻形式的风格，这也是胡锦涛的一贯风格和核心施政风格，“一个自信的大国是不需要在形式上下功夫的。他可以挥洒得很自如。”

　　中国礼宾改革三阶段

　　张业遂副部长说，此次改革实际上是中国礼宾改革的继续。张历历教授将中国礼宾制度沿革分成三个阶段：

　　从1949年到1979年是第一阶段，“当时有一种轰轰烈烈办外交的思想。在外事礼宾方面，有大规模和高规格的特点，表现在机场和车站上对来华访问的外国领导人和朋友搞大规模的迎送，举行夹道欢迎，甚至规模达到几十万人。”

　　1949年10月27日，苏联文化代表团来华访问，中国举行3万人的大会。1954年10月19日，印度尼赫鲁访华，中国出动20万人夹道欢迎，机场组织1000名群众现场欢迎，23日还举行北京各界欢迎大会，离京时还有大规模欢送，“当时尼赫鲁非常开心。”1957年，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来访，中国的欢迎规模更大，毛泽东亲自去机场，2000名群众到机场欢迎，市区内100万人夹道欢迎。

　　当时中国领导人的出访迎送也是到机场。比较特殊的一次，是1964年周恩来从苏联回国，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到机场迎接，表达对周恩来在苏联表现的赞誉，4位党和国家领导人聚首的照片成为难得的历史资料。

　　中国人民大学外交学系主任金正昆说，这样的外交特点和当时的历史特点有关，许多西方国家不承认中国，来访的人员较少，所以在外交上比较重视。

　　从1979年到1990年代中后期是第二阶段。“1979年中央决定，不再组织群众到机场迎送外宾了，但还是组织少先队员到机场去献花。到1980年又进一步改革，只到人民大会堂或者天安门广场举行欢迎仪式，不再去机场，减少了时间，也不再组织群众夹道欢迎。”

　　张历历说，此时国家领导人出访和回国的仪式也不再去机场，而是改到人民大会堂，一般来说，国务院总理出访，副总理要到人民大会堂送行，国家主席、中共中央总书记出访，也要有相应的官员送行和迎接。

　　第三阶段的改革主要是在内部。张历历说，“第二次改革在外事接待方面已经和国际上接轨了，第三阶段改革主要是在内宾接待，包括国家领导人出访和回国方面，连人民大会堂的送迎仪式也取消了。”

　　金正昆认为，礼宾制度改革一方面要在形式上进行简化，这是国际上的大势所趋，人心所向，另一方面是接轨，我们要融入国际社会，要务实从简，但不是为了简化而简化，也要与国际惯例接轨。

　　“简化和接轨实际上是中国礼宾制度改革的两个既定和必然的方向。”金正昆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