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波曾是一个热爱文学的青年，还发表过诗歌，但90年代初，他南下海南淘金后，便演变成了一个商人，在海南当年的那股投资热中，刘波积累了原始财富，之后他一边频繁抛出文化概念，一边运用资本手段，短时间内塑造出了一个“看上去很美”的媒体帝国，只是， 这个“帝国”从创立之初，便带有投机的色彩和底气不足的硬伤

　　1985年长沙一个细雨蒙蒙的日子，刘波很多后来的熟人都是在这一天认识他的。

　　不能说刘波没有梦想，而是在如何实现文学梦想上，他采取了投机的方式

　　“我们一群诗歌爱好者聚会。刘波是被郑玲带来的，郑玲已经是当时很成功的女诗人。刘波长得高高大大白白净净，很帅气，而且很会讨别人喜欢。刘波的诗并不好。我感觉，作为文学青年，他已经开始寻找靠山。”洪义成（化名）对记者说，他是刘波早年的生意伙伴，对刘了解颇多。刘波当年在株洲市团委工作时，是个文学青年，被称为“文学圈里的小萝卜头”。

　　不久后，让圈内人震惊的是，1986年《诗刊》发表了他的组诗《年轻的布尔什维克》。“在《诗刊》发这么长的诗很困难，很长时期刘波也有个外号叫‘年轻的布尔什维克’”，洪义成回忆说，“那个时期，民间的诗歌潮流是北岛们的朦胧诗，反映彷徨与迷茫的情绪。而《年轻的布尔什维克》则充满了理想色彩，从我们的交往看，这不是刘波的诗歌想法。当时官方希望有反映理想的作品，刘波则迎合了这一需要。”

　　文坛的大门对刘波敞开了。刘在《诗刊》参加了每年一次的“青春诗歌笔会”，由此奠定了他的诗人地位，“不能说刘波没有梦想，而是在如何实现文学梦想上，他采取了投机的方式。”后来刘波很多文学圈的朋友都和他有生意上的往来，或者是合伙人或者为他打工。

　　80年代末，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湖南的文人也开始下海。刘波就是裹挟在大潮中的一员。“最开始刘波打着株洲团委的牌子经销医疗器械。我们几个朋友都有参与，聚会地点就设在《湖南日报》院内的一座红楼的一层，”洪义成说，“我记得他卖过一种‘药用胸罩’——胸罩里面贴了药，据说可以防止乳腺增生。这种东西既没有专利也没有正式部门的推荐。他送了两个给我，我老婆试戴后觉得很不舒服，有股很臭的味道。刘波在湖南做生意并没有赚到什么钱。但是他的胆子很大，不得不让人佩服。”

　　尽管当时的生意分分合合，但事隔多年洪义成仍清晰地记得当年的两件往事，“刘波也有过很困难的时候。他曾经从银行贷款100万，还不上钱跑到‘韶山滴水洞’躲债。他跟我们说，当时兜里只有几十块钱。后来他又从另外一家银行托关系贷款200万，还了上一家银行的100万，剩下又给了帮助贷款的人几万元。他居然拿出60万买了长沙第一部进口豪华轿车，剩下的钱在长沙华天大酒店包了房，每天晚上用豪华轿车载着当地重要的经济、政治人物去消费。直到今天，华天大酒店一直是长沙高消费的象征。刘波把钱花光，表现得很阔绰，常说，‘车子你喜欢就拿去。’刘波树立起了年轻老板的形象，决定了他今后走的路——大把花钱、取得别人的信任，再由此取得贷款。”

　　不得不承认，刘波的手段很高明，很会讨人喜欢

　　80年代末90年代初，刘波到了海南。很多刘波早期在湖南的朋友向记者证实，刘并没有在湖南赚到什么钱。否则刘波何必到海南当记者？

　　《海南特区报》总编辑唐凤林及该报社其他几名老员工证实，刘波曾在《海南特区报》当过记者，他是90年代初报社在全国招聘时从湖南来应聘的。当时海南媒体对记者的要求是综合能力强，既要写稿子，还要拉广告。他们已记不起刘波的业绩如何，刘干了不长时间便离开了这家报社。

　　90年代初的海南正在经历一个疯狂的年代。一位和刘波同赴海南的朋友曾这样讲述当年的经历和感受：“当时海南很多上市公司有职工股，有一家公司的楼下就是营业厅，我在营业厅看盘的时候还是5块钱一股，我跑上楼找一个工人买股票时，已经涨到了6块钱，下楼时就变成了7块钱。我曾经一个上午账面就多了50万，吃饭都不知道什么味道。到那里简直是捡钱。”

　　有人说刘波是靠股票和土地买卖赚的钱，具体情形仍不得而知。但洪义成向记者谈起刘波的另一个故事，“90年代初，海南建设热。内地很多资金调往海南，当时金融监管不严，银行可以自己投资。长沙一家银行的行长带了200万的汇票去海南寻找项目。临行前，一些朋友对他说，谁都可以给，就是不能给刘波。但恰恰就是这个行长，一踏上海南的土地就被刘波接走了，款待几天后，把钱交给了刘波。不得不承认，刘波的手段很高明，很会讨人喜欢。”

　　从结果看，在刘波的职业生涯中，海南是他生意的起点，为他完成了资本的原始积累。刘波在海南注册了三达企业和诚成集团，作为他后来资本运作的两枚棋子。

　　对《传世藏书》的运作显示了刘波的商业眼光，由此他为自己打上了文化商人的标签

　　刘波在海南命运的转折并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真正让他风生水起的是编辑《传世藏书》，从此他从草莽英雄摇身变为“文化商人”。

　　刘波后来的合作者，《华夏》杂志的总编于思伟对刘波最初的印象也是来自于这套书，“我最早知道刘波是因为《传世藏书》，能够邀集3000多位专家一起编纂，我觉得很了不起，对刘波很佩服。”

　　《传世藏书》的编辑从1992年到1996年。共收书1234种，总字数为2.76亿字，共计排成123册，每册1000页，总计10000个印张，160000页；总计单本为615000册，分装为9万箱。共计约请了八个城市28个单位的3000多位专家。曾经担任《传世藏书》科技部分主编的汪前进对记者说，“当时社会上有一种整理古籍的热潮，台湾出版了《四库全书》。诚成文化出版《传世藏书》也是搭上了这列快车。而很多著名文人愿意参与，觉得整理古籍是文人的责任。”

　　据汪前进介绍，刘波投资了1亿元，都是自有资金；编者报酬是一次性付清，每千字18元钱，而汪在开始编印之前还收到了海南诚成给的4000元作为主编费。

　　1993年3月，《传世藏书》编纂出版第一次工作会议在海口召开。刘波的编辑阵容一开始就拉得很大。到会者包括中华书局总编辑傅璇琮及上海古籍出版社总编辑钱伯城，“这都是古籍出版界执牛耳的人物。他们的到来，自然为《传世藏书》奠定了一个制高点，同时也意味着《传世藏书》要向古籍出版业的顶峰发起冲击”，《传世藏书》的主要参与者湘川(化名)说。

　　刘波的计划同时也得到了海南文体厅领导的支持，并特别将其列入海南国际新闻出版中心的出版计划。据湘川(化名)介绍，刘波为备战这一大型工程，不仅从编辑系统局部先行投资，而且为保证大生产及投资的回报，从海外调集资金，在当时的出版中心长沙设立了独资的印刷基地——诚成彩印公司。

　　海南会议以后，刘波迅速组成了《传世藏书》出版工作委员会，地点设在长沙。1994年8月18日，编纂出版《传世藏书》新闻发布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

　　1996年《传世藏书》上市，一共印了5000套，每套定价6.8万元。《传世藏书》究竟给刘波赚了多少钱？“有说法是2亿，我觉得不可能”，湘川说，“全卖了也赚不了这么多，他本来是捐赠心态，结果没想到成本全收回来了，但我们没有分一分钱，全部用来再投资了。”

　　1997年元旦前，刘波来到长沙，给自己的员工拜年，更主要的是召开集团工作会，他要全面规划后《传世藏书》的发展，也就是诚成的新发展。“刘波明白，诚成已经做成了一件大事，而今后干大事，就要充分发挥这一项目的优势，”原诚成文化的一位高层说，“他向高层管理人员提出，向全球100位政府首脑及各界人士捐赠100套《传世藏书》。”刘波希望《传世藏书》能够成为外交国礼，但最后由于种种原因没有成功。

　　即使如此，采访中刘波很多的合作者都谈到，对《传世藏书》的运作显示了刘波的商业眼光。由此，他为自己打上了文化商人的标签。

　　鼎盛时期一共拿下40几本期刊的经营权，其中只有《希望》能够带来利润

　　从某种意义上说，《传世藏书》的成功极大地鼓舞了刘波的信心，刘也开始加速了扩张计划。“这也可能导致以后刘波极度的自我膨胀”，姜汤说，他曾与刘波合作《希望》杂志，“刘波只做了两件聪明事，一件是出《传世藏书》；另外就是控股《希望》。”

　　姜汤是《希望》杂志的投资人和经营者，“我知道市场需要这种杂志，很大的精力花在营销网络上，曾经10天飞了15个城市作推广，8个月发行量冲到了25万份。刘波看到了这个阵势，注意到我们，想要跟我们合作。起初我并不愿意，因为《希望》的形势很好。后来，刘波亲自来到广州，我才答应见上一面。”

　　刘波最终出资720万从姜汤手中购买了60%的《希望》经营权，当时双方有一个非常完整的合同：在新希望广告公司（负责《希望》的经营）的股份安排上，刘波占60%，姜汤方面占40%；1998年6月19日，双方签订了合同。刘波正式成为《希望》的大股东。

　　“其实我并不想卖股份，是刘波‘媒体帝国’的构想打动了我，他提出把《希望》作为旗舰，形成一个期刊传媒集团”，姜汤对记者说，“刘波当时手里还有10几本杂志，想要转给我负责经营，本来我们也不想管，但在刘波的坚持下统了过来。后来发现，刘波当初和这些杂志签的协议不规范，所有权和经营权不分，这样势必只能充当一个输血的角色。”

　　刘波在鼎盛时期一共拿下了40几本期刊的经营权，但都是非主流的传媒，据姜汤讲，其中也只有《希望》能够给刘波带来利润。

　　刘波和《华夏》杂志签了12年的经营合同，但实际只维持了4年。“在这4年间，内容改了好几次，最开始‘记忆’，后来又改作‘社会深度’，现在看这样也不行”。

　　总编于思伟介绍说，“《华夏》是广东侨联主办的杂志，刘波拿走杂志的经营、广告和发行，我们负责编辑，赚了不参与分成，亏了也不承担责任，办公费用由刘波报销。刘波并没有从这本杂志上赚到钱。”

　　刘波为什么要收那么多期刊？他的“媒体帝国梦想”又是什么？陈东是广东《少年文摘》的主编，他跟刘波的合作始于2000年。接受采访时陈东解释说，“刘波对我讲，他做媒体的梦想就是为每一个年龄段的人，做一本终极关怀的杂志。我们杂志的名字是《少年文摘》，英文是Teenagers，在英文中13～19岁的年龄段属于Teen，在我国这个年龄段覆盖了从初中到大学一年级的人群，而这部分人群恰恰就是困惑最多问题最多的群体。刘波的想法是把杂志做给他们看，解决他们的问题。”

　　但另一方面，资金短缺的局面一直困扰着刘波的媒体经营。《少年文摘》和《华夏》都已在去年终止了与刘波的合作，主要原因是刘波无法履行投入的义务。由于刘波单方终止合作，陈东还要向由奥园控股的诚成广告索赔两三百万。

　　“北京西大望路那里也有刘波的五本杂志，出版人的名字都给他打上去了，但很长时间就是不见钱到账”，刘波生意上的一位朋友告诉记者。

　　2000年，刘波与新华书店总店合资成立新华音像图书发行租赁有限公司，注册资本3000万。诚成出现金，占63.5%，新华书店总店以品牌、场地——一个1000多平米的营业大厅，以及批发业务部门作价，占36%的股份。公司成立的目的是要做全国连锁音像书店，作为这个“传媒集团”的终端。在2000年只有新华书店总店有文化部和出版署的批文，可以全国开连锁店。

　　“所以刘波是非常看重这个项目的，而且这也是可以装入上市公司的实体”，公司一位管理层人员对记者说，“按照我们的目标，一年之内开100家，5年之内开3000家。我们做过预算，如果要做到3000家，至少需要1个亿的资金量。刘波在签协议的时候，并没有明确地说何时资金能够全部到位，只是说会再融资，陆陆续续地投入。可是直到现在，连3000万的最初投入还没有到齐。我们不仅要有店面，还要有信息系统和物流公司，这些都是非常花钱的。第一年的经营还能过得去，第二年已经很困难了，第三年就非常困难了。所以目前我们只开了100多家连锁店。现在我们的业务搁置了，奥园进入后新的董事会还没有开，具体如何还要再看。在刘波的诸多项目中，这个项目对他很重要，真正的实体就是我们。他本人也十分看重。项目会议是在天伦王朝酒店开的，一天就烧了100多万。”

　　尽管刘波的投资虚虚实实，但他，“媒体帝国”的架子还是摇摇晃晃地搭了起来。

　　刘波一直向银行借了大笔贷款以维持投资，每年的利息就要上千万元

　　在收购《希望》杂志股权后两个月，刘波的海南诚成从武汉国资公司手中，以1亿元现金收购了上市公司“武汉长印”20.91%的国有股份，成为上市公司第一大股东，刘将公司更名为“诚成文化”。

　　“刘波当初跟我们说，他要打造中国文化第一品牌，收购更多的期刊杂志，逐步把期刊、广告注入到上市公司中去”，武汉国有资产管理公司总经理助理余慧萍在武汉接受采访时说，她是原诚成文化董事，“但我们后来感觉，他当时并没有什么成型的资源，除了《希望》、《传世藏书》之外就没什么了。”

　　武汉国资公司目前是奥园发展的第三大股东，持股7.05%。据余慧萍介绍，武汉长印（600681）是武汉市第一家工业上市公司，主业是传统的印刷业。之所以将长印股权转让，主要是为了调整国有资产的产业结构，在一些过度竞争的领域退出——长印是中游产业，受上游、下游行业挤压严重，“虽然每年都有盈利，但业绩一直在下滑，逐渐失去了再融资的能力，留在我们手上前景不好，起初市领导的思路是将长印从印刷业转型为金融业，将股权注入一家信托公司。但当时人民银行有规定，股权交易要用现金的方式。这条路没走通。”

　　于是刘波的诚成集团开始介入。刘波作了一个可行性报告，说明他要做一个文化产业集团的构想，把出版、印刷、发行、零售统一起来，而且承诺手里的杂志在长印印刷，“这无疑是给长印一个稳定的财源，刘波说他可以管长印的两头”，余慧萍说，“具体的操作都是符合相关法规的，经历了可行性报告、报市政、省财政厅和财政部。价格比较合理，20.91%的股份，作价现金1亿，溢价近20%。”事实上武汉长印最终并没有成为刘波杂志的印刷厂，长印原先的设备是包装印刷线，并不能直接印书刊，需增加一条装订尾线，但直到刘波退出，这条尾线也没有装上。

　　余慧萍证实，诚成文化的主业一直都还是原先的印刷，文化还不是它的支柱产业，“每次开董事会，我们都会敦促他在文化产业上的经营。他拿了很多的杂志和广告公司、网络公司给我们看，表示他的收购意向，但很多被我们否定。”

　　刘波所进行的两次资产置换仍旧是围绕着他的两个“老本”——《传世藏书》和《希望》杂志。1999年11月26日，注册资本为100万元的广州诚成广告公司成立，由它代替新希望广告公司与《希望》的经营关系。刘波先后以1600套《传世藏书》和诚成广告十年经营权评估所形成的6000万优质资产，置换上市公司的不良资产，前者因为受到证监会的阻止而未能如愿，后者也因诚成广告的实物资产过低受到广泛质疑，但最终仍旧置换成功。

　　在这一阶段刘波涉足了更多的产业，包括药物、影视、证券、广告、电子商务，其中两年间就向南方证券一家投资了8000万元。根据诚成文化的年报：2002年诚成文化的长期投资总额1.9亿元，2001年为2.3亿元，2000年为1.33亿。以海南诚成和刘波其他公司名义的投资项目，就更加难以统计了。

　　李晓风（化名）是刘波生意上的朋友，刘波曾想收购他的一家广告公司，但未能谈成，“因为这层关系，我和刘波公司的审计部门比较熟，据我了解刘波虽然投资很广，但成功率不高，投5个，1赚4赔。这还是两三百万的小项目。”

　　以1998年成立的诚成影视公司为例，至今只有一部电视剧《公安局长》赚到了钱。事实上刘波一直向银行借了大笔贷款维持投资，数目多少、以何名义向那家银行借出，还不得而知。但按照已跟随刘波10年的部下的说法，“每年的利息就要上千万”。

　　如果说刘波确想借壳上市，运用资本的力量打造一个文化产业的旗舰；但他的资金却根本无法完成这一宏愿。据姜汤讲，2001年，他曾牵线帮助刘波寻找新的优质资产，可惜最后都失之交臂。

　　姜汤说，“西安《华商报》集团是西北地区的第一大报，当时的年盈利已达到1亿多，发展前景良好，是诚成文化理想的目标合作对象。华商报并不缺钱，但很想进入资本市场。我与《华商报》高层是好朋友，我说服他们和刘波见面，经过多次会谈，双方达成一致：由诚成文化用2亿元左右收购《华商报》的控股权，然后包装进入上市公司。合同要求刘波在签约时支付首期投资款5000万元。不料，协议正式签字后，刘波却突然告诉对方5000万一下子拿不出来，能否由《华商报》担保，诚成文化在当地找银行贷款支付。对方听闻此言，感到很不可思议，马上拂袖而去，一桩很好的合作方案就这样莫名其妙地泡汤了。实际上，在两年前我就已经感觉到刘波的资金链出现了问题，他在苦撑。”

　　他不想做实业，那太慢了

　　从1998年到2002年，刘波当了三年多的上市公司大股东，但却没有通过资本市场增发配股成功。从股市上拿不到钱，他的概念也就无法维持。

　　洪义成向记者谈到，刘波曾经有过一次利用二级市场牟利的行动，但没有成功，而且损失惨重。

　　“诚成的深圳公司交给他几个亲戚打理，业务是一团糟，一年有一两百万的管理费用，主要是亲戚们分他的钱。如果有项目的话，另外申请资金。我的一个好朋友尹云是这家公司的经理。尹云也是做股票起家，最多时应该赚了有1000万。1999年网络热潮，诚成文化也有了一波行情，从八、九块炒到了30多块，但刘波不知道谁炒他的股票，主力是谁。他当时一方面想通过增发、配股融资，另一方面也想做一下二级市场。于是刘波和尹云合作这个项目，双方各自组织资金。按计划，诚成文化从38元回调到30元左右建仓，炒到八、九十元，翻两番，预计如果拉抬顺利的话，可以赚50%。但事与愿违，找来的主力资金悄悄出货，股价从30多块跌倒了七八块，又回到了起点。据尹云告诉我，刘波至少赔了1个亿，尹云自己的1000万搭了进去。尹云也在2000年元旦的时候人间蒸发不知去向。”洪义成说。

　　此外，刘波通过增发新股的融资之路也屡屡受阻。1999年因为报表晚送7天，丧失了2000年的配股资格。2001年增发没有成功的原因则比较复杂。刘飞宇（化名）是诚成文化证券部的一名负责人，他接受记者采访时说，“我所了解的情况，主要是当年政策一直在变，所以方案始终订不下来。开始的时候财政部要求净资产收益率要3年达到6%，后来又要求当年达到10%；年初的时候说要国有股减持，年底这项政策又叫停；开始的时候要求境外会计师作审计，随后安达信又出事了，又要调整。这件事就被耽误下去了。据我了解，增发的方案连券商的内审都没有通过；当然也就没有报证监会。”

　　刘波最终没有抓住股市的稻草，挽救他脆弱的资金链条。

　　2002年5月，刘波及时将2350万股法人股脱手，卖给了湖南出版集团，9个月后，湖南出版集团将所持股份卖给广东奥园，奥园将上市公司更名为“奥园发展”。

　　“刘波将股权转让给湖南出版集团，我们是支持的，因为我们也觉得民营企业做媒介有很多问题”，余慧萍说。至于为何湖南出版集团在很短的时间内将股份又转给了广东奥园，记者了解的情况是，由于政策限制出版公司不得进入资本市场，出版集团受到了国家有关部门的批评，于是接手后就开始寻找买家。记者希望就此向湖南出版集团求证，但出版集团拒绝了记者的请求。

　　随着股权的转让，刘波终于消失在人们视野之外。但刘波是不是一个骗子？还是一个难下定论的问题。刘的一位部下向记者如此评述他的“媒体帝国”之梦，“他扩张太快了，办十几本杂志，不如办好一本，投资那么分散。这就是媒体投资的可怕之处——就好像挖金子，还差半米你没有力气倒下了，依旧什么也没有，以前的投入也白费。”

　　在刘波最风光的时候，当初和刘做胸罩生意的一个合伙人对他的朋友说，“如果中国只有一个骗子的话，就是刘波。”这位合伙人当年的理想是当亚洲最大的银行家。他说，“刘波从一开始就是一个年轻的投机家，有条件和土壤他会成为索罗斯。我相信他做‘媒体帝国’的梦想，但他不想做实业，这太慢了。他那个时代起步的人都有这个特点，一方面充满了梦想，有一种纵横天下舍我其谁的气概。但他们实现目的所用的手段又充满了投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