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颁布《著作权法》已经10多个年头了。从电视、报纸上经常可以看到这样的镜头：一堆小山包似的非法出版物，被压路机、纸浆机轧得粉碎。然而，综观当下图书市场，盗版并没有因此而销声匿迹，相反的是，盗版现象却遍地开花、愈演愈烈。

　　　 前些天，在北京新街口的一家书摊上，笔者目睹了盗版书的“精彩”场面：在一排标价“10元1本”的书柜上，齐刷刷地摆着目前市面上最新最好最畅销图书的盗版，有希拉里的《亲历历史———希拉里回忆录》、毕淑敏的《拯救乳房》、村上春树的《海边的卡夫卡》、金河仁的《菊花香》……只要是畅销书，这里“琳琅满目”、应有尽有。而价格却异常便宜，像近日刚由译林出版社推出的《亲历历史———希拉里回忆录》，原标价是29.80元，而盗版书售价只有10元。我翻看了其中的几本，这些书文字上并无多少差错，纸张的质量也不比正版逊色，只是字迹稍稍模糊一点。惟一能辨别真伪的是书中的图片，清晰度与正版相差悬殊。不过，对于那些纯文字的书，质量就相差无几了。在价格只是原版书1／3的诱惑下，读者会选择哪种书？这就不难明白盗版为何如此猖獗！

　　　 时下的盗版，不仅有盗书的，而且有盗名的。著名作家陆天明说，他搜集到利用他的名义出版的盗版图书有9种，有一本叫做《情天欲海》，内容淫秽，让他哭笑不得。而一本名为《丰乳玉臀》的盗版书，署名却是陈忠实。目前国内的一些知名作家，如余秋雨、池莉、莫言等，都曾遭遇过盗版和盗名。

　　　 盗版泛滥最大的受害者，自然是著作权人。盗版图书不但侵害了作者的经济利益，而且损害了他们的名誉与精神。很多人对这种盗版行为恨之入骨，他们走上了反盗版的道路，最后却一个个地败下阵来。著名作家余秋雨曾经痛感非法盗版之猖獗，痛心疾首地发出了“我要罢笔”的呼喊，但最终又不得不放弃，书照样出，而反盗版的事却只字不提了，因为说了也白说。

　　　 盗版为什么会愈演愈烈？打击盗版为何如此之难？说白了，无非是两个问题：正版和盗版图书的价格相差为何如此悬殊？这个问题引申开来就是：是不是存在出版暴利？另一个问题是：打击盗版应该从何入手？

　　　 从消费者的角度看，买盗版的原因主要是价格便宜。比如一本《现代汉语词典》，正版的价格是55元，而盗版的只要10元，并且盗版都使用电子扫描，在内容上也没有不同，在印刷质量上相差并不十分悬殊，不用说学生，就是普通工薪阶层读者，也可能更愿意选择盗版。

　　　 至于有人说打击盗版也是消费者的义务和责任，道理上可以这么说。问题是，消费者也是理性的购买者，追求最大的偏好本来无可厚非，仅仅责怪消费者并不能对打击盗版起到实质性的作用。事实上，生活在信息时代的今天，谁敢说自己没有买过或用过一本盗版的书、一张盗版的光盘？所以，关键的问题是让过高的书价降下来，同时增加打非惩罚力度。

　　　 我以为，在打击盗版问题上，过去有关部门存在着一种错误的思路：总是强调从源头抓起。这种思路做起来并非易事，因为盗版的源头一般都在暗处，查处起来谈何容易。其实，打击盗版应该从“流”入手———即从销售环节入手，如新华书店、集体书店、个体书摊，谁卖盗版就查办谁，把出路堵死了，盗版问题自然就解决了。因为商家一般都在明处，只要读者或出版社、作者从商家买到盗版书，又有发票，商家想抵赖也不成。这也是国际上打击盗版的惯用做法。当下我国对商家实行“一发现卖盗版就查封”的办法，并不是解决问题的好办法，还不如用巨额罚款更有惩罚力度。

　　　 如果出版社能够压低正版销售价格，使卖盗版的商家没有暴利可图，在巨额罚款制度的威慑下，他们就会对卖盗版书望而却步。没有了商家这一出口，盗版者的经济利益也就无法实现。这样，解决盗版问题就指日可待了。

　　（作者 肖云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