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到文化遗产保护，一般人似乎认为这是政府的事情是官员们该想的事情与老百姓无关。
还有人以为只有手握大权的党政官员才会从国家民族大局着眼，来考虑历史文化遗产保护这类谈不上近期经济效益的事情，而民众则是些只顾自身眼前利益的人，他们只能是宣传教育和进行普法的对象。人民群众是否在这些事务中就微不足道，没有发言权和参与权了呢？
近些年发生在全国各地的文化遗产毁坏事件，告诉我们一个重要的真相：那些给历史文化遗产造成重大损失的行为主体往往不是普通百姓，而是党政官员和政府的行政行为。仅举几个影响大的例子：
2000年，浙江省舟山市主要领导不顾当地百姓反对和海内外舆论的一致谴责以及国家有关职能部门的明确指示，将中国唯一的海岛历史文化名城——定海老街大部分拆毁。
2001年，山东省曲阜市变更政府职能机构权属，将原属于政府序列的文物管理部门撤消并入旅游开发公司，并用水龙冲刷孔府文物，发生令海内外炎黄子孙震惊的“水洗三孔”事件。
对所谓“政绩”盲目片面的理解和追求，足以使先辈保存了千百年的文化遗产毁于一旦。
以舟山事件来说，鸦片战争的重要海防要塞古镇定海，直到上世纪90年代中期还是街巷历史面貌完好的海岛名城，许多影视作品的拍摄选择这里作外景地，当地人民以此为骄傲并据以申报了历史文化名城称号。谢晋导演在拍摄《鸦片战争》时曾到老街踏勘，惊喜于老街几乎原汁原味地保存了清末海岛市镇的历史风貌，许多地点甚至可以和英军150年前绘制的街景相印证，在中国城市中已经难得见到，非常珍贵。
而当时舟山市要以旧城改造来体现开放改革的面貌和政绩，开发商也看好老城中心地带的房地产利润。当损害人民利益和地方发展长远利益的“旧城改造”实施时，引起当地百姓公愤，他们以舟山市人大已经通过的城市规划和文物保护法规作为依据，诉政府违法拆迁。而舟山市借“五套班子”名义，顶着浙江省人大常委会决议和建设部、国家文物局责令禁止的文件，加快强拆。在保卫名城过程中，群众的行动给了在舟山市政府中位居末排、没有决策发言权的文保官员以有力的支持，同时也推动了浙江省历史文化名城保护法规的出台。
将舟山这场民众保卫名城和家园的行动过程，作为社会的一个活样本解剖，留给我们许多思考：
其一，在舟山市的文化文物职能机构中，有着恪守本职坚决反对毁城的官员，而他们个人被指责为同市委方针唱反调，受到的警告是只需向市委负责，不得擅自向外界表达个人意见。
其二，舟山市的政协和人大中有不少有识者曾提案反对破坏历史文化名城，可非但不起一点作用，反而连人大政协本身都被捆绑上“五套班子”毁城决议的战车。
其三，舟山市的法院却很平静地贯彻执行了上级意图，在私下则表示“我们也是处在权力和法律的夹缝中，这种上面定的事情根本不可能告赢，在中国搞行政诉讼是怎么回事我们最清楚不过。”
其四，当国家领导同志就舟山市的问题作出批示后，舟山市才不得已停止破坏名城。可是该市违法毁掉整座名城的官员，最终非但未依法受到责任追究，反而升官。
许多专家尖锐地指出，舟山市破坏历史文化名城的核心症结是国家行政和司法体制问题，如果行政权大于法，这个问题就难以解决。别说一个浙江省历史文化名城保护条例出台救不了定海古城，就是全国人大再出台国家名城保护法也没用！
全国人大常委会研究室蔡定剑博士指出：“如果一个普通百姓盗挖了座古墓，他会被判刑、甚至是死刑；而一个城市的领导犯错误毁掉整座历史文化名城，我们的法律却无从追究么？！”
关于民众在保护历史文化遗产中的地位，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全体大会于1998年10月通过的《保护历史城镇与城区宪法》中有如下表述：
“居民的参与对保护计划的成功起着重大的作用，应加以鼓励。历史城镇和城区的保护首先涉及它们周围的居民”。“保护规划应该决定哪些建筑物必须保存，哪些在一定条件下应该保存以及哪些在极其例外的情况下可以拆毁。在进行任何治理之前，应对该地区的现状作出全面的记录。保护规划应得到该历史地区居民的支持。”
过去，在城市的工地会见到一幅醒目的标语：“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人民管”。曾几何时，它早已消失了踪迹。“人民”总是由权力的执掌者代表着，而具体的市民都是“群众”。倘若人们的意愿与领导者意志不符，则属于“落后群众”。缺乏透明交流、平等沟通、及时反馈、舆论监督、科学决策的社会机制，小矛盾也会激化，小错误也会酿出大灾难。
同时，“法制不健全”已经成为某些利益集团的托辞和借口。有识之士指出，健全我国法治不在于立法的数量，而在于建设起真正的法治环境。
我们用什么来保护民族的历史文化遗产？就是“人民民主”变得更加具体、可操作，“公民权力”能够真正实现。
作者 刘序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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