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涟源市收容遣送站勾结有关部门违法收容打工农民牟取暴利
本报特派记者陈峰
在湖南省涟源市(岳阳下属县级市),收容站是一个很让人羡慕的单位。当地的农民说,站里的职工工资和奖金一年可以发到三四万元,而涟源钢铁厂(当地人公认效益很好的企业)职工一年的工资也不过两万元。
这一切,都应该归功于收容站的“致富有道”。根据6月10日《三湘都市报》的报道,从1996年开始,涟源市收容遣送站(以下简称收容站)通过给回扣等方式与当地派出所勾结,收容外来人员,并向每个被收容人员收取500-800元“遣送费”;当本地区“货源”不足时,甚至到外省“购买”被收容人员。
根据收容站原党支部书记郭先礼的统计,从1996年到2002年11月份为止,涟源收容站利用扣人索钱的手段,已经从一万多农民身上获取现金320万元。
【“致富之道”】
收容站是一个很奇怪的单位,正式职工不过10人,临时工五六个人,但其中站长肖笑华的亲属就有6人。
郭先礼是收容站的原党支部书记,不过用他自己的话说,他“这个书记不管用,因为站里是站长负责制”,后来,收容站出了“林茂正事件”(2000年10月,一名叫林茂正的被收容人员在涟源市收容遣送站劳动时被人打死),“站长把责任全部推到我身上,我只好内退了”。
郭先礼说,这个结果他早料到了,因为屡次举报收容站的内部问题,“妨碍他们赚钱”,自己早就成了那些人的眼中钉。
根据郭先礼和收容站另一不愿透露姓名的职工A的介绍,收容站的“致富”手段其实也非常简单--从1996年开始,站里和涟源市火车站订立了一个口头协议,火车站派出所和联防队员以收容“三无”人员的名义,把经过涟源的农民扣下来,由收容站接走。据郭先礼说,联防队员每抓一个农民可以得到5元钱,而火车站方面则可以从每个农民身上得到收容站给予的50元钱回扣。
1997年的时候郭先礼正在管财务,他向记者提供了一本当时的账目,上面注明了“11月8日,付火车站派出所1400元”、“付火车站300元”、“付火车站派出所1600元”等字样。
火车站把人扣下后,收容站会派车去接。收容站一职工说,为了接人方便,站里专门准备了两辆有警用标志的车辆,每辆车可以装30多人。
这些农民被接到收容站以后,立刻被搜身,如果身上搜出的钱足够的话,这名农民就可以幸运地免受监房之灾,只要留下钱,便能带着一张名目为“生活费”的收据离开。如果身上带的钱不够,收容站就会向他家里拍电报,要求速带800元来涟源收容站接人,这叫“自保”。这样的电报格式一般都是固定的,记者看到其中的一封写着“速带800元来湖南涟源收容站接××(人名)”。
这算得上是收容站的最大经济来源,名目是“遣返费”(据A介绍,1996年以后,他不记得收容站遣返过任何一个人),郭先礼的统计数字显示:1996年,收容农民600人,收取费用12万元;1997年收容800人,收钱18万元;1998年收容人数为1100人,收钱达到了28万元;1999年更是“大丰收”,收容人数达到1400人,“收入”共有32.5万元。
800元算得上是“明码实价”,小钱也不能错过,收容站还有一些“辅助”的“致富手段”,比如外人到收容所探视一次收取10元钱,又比如搜身时会扣留下被收容人员所有的零钱。在一张经手人为杜金辉的“今收到扣留物资(现金)如下表”的表格中,吴六满等4位农民分别被搜走了10元、1.7元、3元和11元。按郭先礼的统计,1997年和1998年,收容站仅从被收容人员身上搜走的零钱就有5000元之多。
宁夏的纪明科是1999年7月26日被送进收容站的,在他的“收容人员管理卡”上,写明了被搜走的零钱:“已收240元”。另外,收容站职工邓文红还在上面注明了通知其家人的费用为“电话费30.00元”,备注一栏则写着“电话已通800元来接他”。
除了现金,身上值钱的东西也有可能被搜走。涟源市桥头河镇石坪村的李德凡是个“小富”的农民,2000年他因欠当地基金会的钱被关入收容站。他告诉记者,搜身时他身上一块价值1700元的手表和一条100多元的皮带就被收容站的“刘干部”拿走了。
“大钱可观,小钱不断”,与此同时,来自民政局的财政拨款也没有停止过。仅1999年,下划收容站的财政拨款就有14万元。
【强迫劳动】
收容站职工A说,如果被抓来的农民实在没有钱,就会被强迫劳动,一般在收容站内部搞建设,或者到收容站开办的农场去搞养殖,没有任何报酬。
这一情况可以从“林茂正事件”的判决结果上得到印证。林茂正,浙江人,2000年9月30日被涟源收容站收容,虽然10月3日已经被同意遣返,但是却以站里搞基建为由留他下来劳动。所谓搞基建,A说,实际上是站里的一个干部承包了平整站内土地的任务,于是强迫被收容人员劳动,当时天下大雨,这些被收容人员要冒着雨每天担100担土。
林茂正后来因为与其他被收容人员(均在逃)发生冲突而被打成重伤,收容站请了医师对他做了简单诊断,然后将林茂正放了出去。当时林茂正已无力行走,于是在收容站门外不远处整整喊了一晚上,然后很神秘地死在了几公里外的荷叶火车站。
在湖南省涟源市人民法院2002年的刑事判决书中,明确地记载着,“经审理查明,同年10月3日……同意遣返,但因当时收容遣送站基建需要劳动力,便将林茂正留下来搞劳动”。娄底市中级人民法院的终审判决书也认定了相同的事实。
有时,当地农民需要劳力搞“双抢”(抢种抢收)时,也会从收容站“租”被收容的人员。住在收容站附近的一名农民告诉记者,这个价格是每天每人20元,农户负担伙食,钱交给收容站,收容站则会派人来监工。郭先礼和A都说,当地一些美容美发屋需要按摩小姐时,也会到收容站找人。涟源市一美发屋的女老板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每个姑娘的价格大概在300-400元之间,“姑娘们都愿意来”,因为在收容站里的日子“实在太苦了”。
【黑色七月】
前日,记者拿到了一份涟源市收容站从1999年元月一日开始实行的“最低收费标准”。
这份收费标准把被收容人员分成了三类:A类是有偷窃行为的轻微犯罪人员,B类指随车叫卖的流浪失散儿童等人员,C类指一般流浪乞讨人员。A类收费最贵,10日以内省外的就要1000元,B类的儿童也比较贵,要800元,C类要600元。
在这个收费标准下面,还专门注明“待遣天数最少不少于7天”。
郭先礼说,在实际工作中,执行最多的是“每人800元”。当然,这个价格也不是一成不变的。每年7月份农活最忙的时候,每个被收容农民要交的“赎金”会降低至300-400元。原因是那季节“货源丰富”,收容站管这叫“薄利多销”。因为,7月是农村的“双抢”季节,很多贫穷地区的农民纷纷扒火车到湖南常德等地去打稻谷,当地话这叫“扮禾”。
收容站职工A说,这些农民往往是有组织地集体外出,一般都有身份证或者是乡镇政府、村委会和当地派出所开出的三级证明。但是,一到涟源,这些证明就都没有用了。站里面开会强调,凡是收进来的人,一律填写“三无”。郭先礼说,为找借口,检查时,有身份证的就管他要暂住证,有暂住证的就要计划生育证,有计生证就要他拿务工证出来,总找得到理由的。
因为抓来的人多,每年7月收容站还要开动员会,要大家加班加点接人。那阵活特别多,以前一天从车站接一次人,“双抢”时一天则要接5-6次。郭先礼告诉记者,每年7月,收容站总能收到10万元到20万元,从农民身上搜出的零钱,也有4000元到8000元。郭说,对收容站来说,7月是名副其实的“丰收月”,而对那些被收容的农民来说,则是不折不扣的“黑七月”。
到了7月份,要求被收容人员付钱的方式也有了变化。经常不打电话,而是让同一个村出来的被收容来的农民自己推选代表回村里去拿钱。
湖南省花垣县的麻连英等6个人就是这样交钱的。他们在涟源车站被拦下后被送到了收容站,记者看到,在收容站的审查登记表格上,麻连英(文盲)请人代写了这么一行字:“通过你们的教育,知道自己违反了收容条例,愿意接受你们的处理,遣一人回家取钱接回”。
在下面,收容站一姓蒋和一姓周的工作人员则写下了“审查意见”:建议收容教育,遣一人回家取钱接回。
郭先礼在1999年的7月7日-24日曾做过一个统计,结果是这样的:12日-15日间,收容站共收容外出打稻谷的农民46人,其中主要是本省花垣县和溆浦县的农民。仅14日一天就有22个农民被收容,在他们身上搜出的零钱计有2552元。24日一天,则收容了41个隆回县金石桥镇的农民,他们都是打完稻谷准备返家的,所以身上钱比较多,这一天就搜出了4453.2元。
这些钱都是要入账的,记者看到了一张“湖南省收费基金收款收据”,日期是2000年的7月30日,上面的收款项目是“生活费用”,共有4179.80元。郭告诉记者,这笔钱就是他们7月8日-28日从被收容人员身上搜出的零钱。
【“打人故事”】
并不是所有人都乖乖交钱的,于是,为了给他们造成一定压力,涟源市收容站工作人员A说,打人就不可避免了。
郭先礼和A都讲了一些收容站在打人方面的“故事”。郭说,收容所里有一些留所人员(就是被收容人员里比较听话的那些人),他们会把被收容的农民叫到一边,问吃不吃“小笼包”,农民不知道什么,就说要吃,他们就挥拳打人。原来,“小笼包”就是拳头。至于打人耳光则叫“麻辣鸡抓”(A说叫“麻辣面”),用脚踢叫“麻辣猪蹄”。
林茂正就是被另外两个收容人员鲁林、杨志文打死的,这两个打人者,被收容站涉案的女职工谭集连称为“牢头恶霸”。此事激起了当时在押的王战平(19岁,2000年8月31日就已被收容,10月9日还被留在站里搞劳动)、李明等被收容人员的愤怒,他们集体写抗议信申诉:“林茂正在搞劳动时……被打成重伤,收容站领导不负责任,将林茂正放走,活活痛死在收容站外面,不给他治病造成命案……”
法庭最后认定的事实是林茂正被钝器暴力挫击腹壁,对冲性损伤胃部,导致胃出血而死亡。
桥头河镇的李德凡因为欠基金会的钱被关进收容站。他说,自己在收容站曾被“刘干部”用手铐反铐双手,用竹扫把狠揍,最后打得全身是血才罢手。
【恶劣生活】
所有曾在收容站呆过的人都对里面恶劣的生活条件印象深刻,郭先礼甚至用“渣滓洞一样”来形容站里的伙食。他介绍,按照规定是每个人一顿是四两米,然而层层克扣,管食堂的就没有给足,只有七八成,到食堂以后,煮饭的和那些搞劳动的人再多吃一点,其他被收容人员一天吃两餐也不一定能吃到四两米。
至于菜,李德凡说“比猪食还不如”,“菜里不放油,十天才会给吃指甲盖大的一片肥肉”。据A介绍,这么差的伙食是因为收容站食堂被站长的亲戚承包了。按规定,这些人每天的伙食费是2.5元,但是真正吃到嘴里的连5毛也没有,而喝的水就是直接从河里舀上来的。就是在夏天,被收容人员也只能半个月洗一次澡。李德凡说自己后来身上都臭了,身上的跳蚤一抓一把。
就是在这种条件下,半年后李德凡因重病高烧到41℃时才被放了出来,但他的表弟为此还得交上2000元的“生活费”,领回了一张白条。
涟源市株木乡温塘村的黄雪容,在收容所里关了6个月,是被关时间最长的人之一。由于是女性,黄雪容在收容站倒是没有挨打,可由于长期睡在水泥地上,风湿严重,加上严重营养不良,她得了严重的水肿。记者见到她时,她的肚子肿得就像已怀胎十月。
收容所的条件之差让当地的卫生防疫部门也非常吃惊,他们曾向对涟源市收容站进行过调查的《南方周末》记者曹勇这样介绍:2002年8月底,收容站里爆发了大规模的痢疾,当防疫部门进入收容站时,发现20平方米的监房,居然关了100多人,其中至少有80人已经中度感染痢疾。
2002年8月,收容站职工谭集连涉案“林茂正事件”,在她的刑事上诉中,清楚地写到要披露一个秘密:涟源市收容遣送站只抓钱,怕花钱,不顾人的死活。
【中转玄机】
据A说,“林茂正事件”后,给收容站带来的最大问题是火车站方面“胆小”了,送来的人少多了。于是,从去年开始,收容站里开始多了很多从外省拉来的被收容人员。
今年4月23日,涟源三甲玉丰村一位姓梁的农民打电话到涟源市民政局,在民政局的值班记事上这样记着他的来电,“闻听收容站现为赚钱,不断收容八方流窜人员,听说从××省回来一批,收容站正准备收容,现玉丰村已有100多人待命,准备取消收容站”。
涟源市民政局一不愿透露姓名的官员B说,“100多人待命”的背景是,当时正值非典肆虐,农民害怕疫情扩散至当地,不愿意再让收容站从外省进人。
从外省收容站进人,利用“中转站”的便利放人收钱,看来也是涟源市收容站的一条“生财之道”。郭先礼说,本来以涟源市收容站的级别,达不到做“中转站”的要求,但是站长肖笑华1999年还是想办法把收容站的级别提高到了地区级,由副股级变成了副局级,级别高了,就可以拉人来了。A说,肖笑华曾在一次内部会议上声称,他已经和上海那边联系好了。
在《南方周末》记者曹勇采访肖笑华时,肖笑华显得非常有“经济头脑”。他告诉曹勇,他的目标是“东望上海、南接粤桂,北进京津”,而且他向曹勇承认,他和外面很多收容站有联系,每拉过来一车厢的被收容人员,涟源收容站要出的成本是2.2万元。
【家庭悲剧】
2002年9月11日,一个被关在收容所里的小朋友周承菊用一张破纸写了封信给收容站:叔叔,你们好!叔叔可不可以让我自己回家,现在我爸爸不来接我了,我又不能回家读书……在这里我实在受不了了,叔叔我求求你吧,我在这里已经关了五六天了,很想回家,我们开学也有几天了,你们把我放出去,我要回家读书,你们就放我一条生路吧……要是我骗了你们我就天打雷披(注,“劈”的错字),叔叔你们打我骂我都可以。
郭先礼说,这个小孩是被人拐骗出来的,后来被关到了收容站。后来,小孩的亲属来到收容站,交了钱才把小孩领了回去。
在这种拿钱放人的“游戏”中,新化县(湖南省级贫困县)炉观镇的许飞昆却再也没能回家。1999年4月18日,在涟源打工的许母托同乡把9岁的许飞昆和哥哥许飞鹅带回家乡,结果因为扒火车被关进了收容站。收容站给两个孩子的父亲许志文拍了封电报,要求带1600元钱来接人。许志文拿不出这么多钱,以为孩子小,又没犯法,应该没事的,就没有来接。
5月26日,收容站把许飞昆留下,让许飞鹅回去拿钱,等到6月3日,收容站仍没等来许飞鹅,就把9岁的许飞昆赶了出去。从此,许飞昆下落不明。
73岁的湖南桑植县农民也因为涟源市收容站的这种“收容遣送”方式,而再也没见过自己的儿子王茂正和孙子王朝正。1999年3月,王茂正带着16岁的王朝正去涟源挖煤,因为朝正体力不支,王茂正带着他准备返回老家。因为扒火车,4月20日,他们被车站联防队送进收容站,收容站的人扣下了王朝正,让王茂正回去拿1200元才放人。
回家后,王茂正奔波两天没借到钱,于是喝了农药,被抢救后失了踪。这件事在当地引起极大民愤,乡政府出面要求收容站放人,但收容站仍然没放。直到5月23日王朝正姑父送来了300块钱,王朝正才得以走出收容所。
不久,王朝正外出寻父失踪。
在这几日的采访中,记者一直试图联系涟源收容站站长肖笑华,但均被告之“肖站长不在”。昨天,记者采访了涟源市民政局主抓收容工作的周建元副局长。据她介绍,在《三湘都市报》的报道出来以后,娄底市与涟源市的主要领导都作了批示,二级政府成立了调查组,已经调查了三天,不久会有一个结果。涟源收容站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男职工则告诉记者,调查组目前就驻扎在收容站内。
此前,被《三湘都市报》报道过的也存在问题的岳阳收容所目前已停止收容工作,并且已拆掉了旧的房子。当地民政局的艾科长表示,收容所的基建工作确实“需要改善”。
而关于涟源市火车站派出所在收容工作中起到的作用,涟源市公安局纪检部门和治安大队有关负责人都向记者表示,“调查人员没有回来,无可奉告”。
6月13日,据《长沙晚报》报道,湖南省省委常委、省政法委书记、省公安厅厅长周本顺11日上午在岳阳考察时要求:“对被依法收容的人员,也要照规矩办事。”
周本顺对此提出了“六个禁止”:公安、民政部门要严格遵守国家法律法规、政策和有关制度,严禁一切乱收费;严禁组织被收容人员劳动;严禁打骂、体罚和虐待被收容人员;严禁敲诈、勒索、没收、侵吞被收容人员的财物,克扣被收容人员的生活供应品;严禁撕毁、扣押被收容人员的证件、信件、申诉、控告材料;严禁雇用临时工和任用被收容人员担任管理工作。对违反规定的,要依法依纪严肃查处。
涟源当地的农民告诉记者,14日左右,收容站开始放人,现在所里已经没有被收容人员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