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某省直机关离休干部王杰老人因肺炎住院22天，药费花了2万多元。老人病故后，家属从院方拿到没用完的药品100多瓶（盒），绝大多数药品连包装都没有打开。

　　“如果不是我们无意中发现，也许至今还被蒙在鼓里。”病故老人王杰的老伴张老太对记者说。据家属介绍，78岁的王杰老人在山东这家三级甲等医院享受保健医疗待遇，因咳嗽于今年2月11日入住医院保健病房，直到3月6日下午去世，住院共22天。

　　“入院后，王杰被诊断为肺炎，再加上以前心脏、前列腺、结肠等也有些小毛病。”张老太介绍说，“剩余的100多瓶（盒）药品大体分为这几个种类，另外还有一些补钙药。”

　　记者在盖有医院公章的病人用药明细表上看到，用药品种密密麻麻地排列了171条，除少数几天外，几乎每天都有药品开出，其中2月12日一天，药费达5576元，住院期间药费高达2.08万余元。老人的子女指着明细单说：“作为没有医学专业知识的人来说，很难知道哪些药该用，哪些药不该用，但医生治一种病开多种药、搭车开药的事实是明显的。”

　　一直陪在病人身边的张老太指着几种药对记者说：“用药几天后，病人有点胃口不适，吃不下饭，医生就开了几种治胃病的药，你看，剩下这么多。”记者看到，7盒“金双歧三联活菌片”原封未动，每盒24片；治疗胃炎的施维舒替普瑞酮胶囊每盒20粒，剩余7盒。另外，治疗前列腺增生引起的排尿障碍的药物哈乐盐酸坦索罗辛缓释胶囊每盒10粒，剩余5盒，按照规定的每日一次、每次一粒的用量，可以吃50天。据王杰老人女婿周强华介绍，老人病故后，家属3月10日结清了住院账目，后来因偶然原因重新返回医院，才发现了这些剩余药品。由于非典原因，此事一直搁置下来，直到前不久，王杰家人才开始与医院重新交涉此事。“虽然老人享受保健医疗待遇，绝大多数费用花的是国家的钱，但我们就是要为医院这种‘大处方’行为讨个说法。”老人的子女对记者说。

　　发稿前，记者为此事电话采访了这家医院的医务处有关负责同志。他解释说，由于王杰老人所在的保健科康复一楼微机没有联网，医生一向习惯于一次开出5天－10天的用药存放在病人处，随用随取，既方便，又减轻了护士的工作量。

　　医院给记者提供的关于此事的情况报告上说：“关于‘大处方’说法纯属无稽之谈。在病人病情恶化前，大夫为病人开了几天的常规治疗用药，后由于病人病情突然恶化死亡，使药物剩余。病人死亡后，家属擅自将剩余药物带回了家。”对于剩余的100余瓶（盒）药品，这份报告称“来自本次住院的只有不到一半”。对于医院的说法，王杰的家人予以否认。

　　“我想有光明正大的收入”

　　记者的一位医生朋友已经有13年的临床经验，谈起“大处方”，他认为这是一个久治不愈的顽疾，在医疗体制改革的今天，重提这个话题并以此作为改革的“突破口”确实很有必要。在保证不透露其姓名的前提下，这位医生与记者展开了一场关于“大处方”的对话。

　　记者：现在，病人普遍感觉看不起病，吃不起药，药价贵是一个因素，但是因为医生开“大处方”，病人花冤枉钱的事也不少。

　　医生：“大处方”这个问题很难界定。每个医生开出的处方都是有理由的，病人如有疑义，许多医生会说：我看病，还是你看病？让我看病，就吃这药。一句话就可以把你堵回去。其实，有意开“大处方”的医生很少，能有10％－20％吧。我觉得这些年媒体把医生形象丑化了，患者处于弱者地位获得的同情太多了，其实绝大多数医生是好的。

　　记者：你所在的科室有人开“大处方”吗？“”有哪些表现？医生：有这么一两个大夫吧。你看，有的大夫有便宜药不用，用贵的，明明10元钱的药能治好病，可偏用20元的；有的不顾病人的经济承受能力，一开药能吃几个月，这都有“大处方”的嫌疑。另外，对于住院病人来说，医生搭车开药也是事实，病人的钱花得不明不白。不过，实行住院费用“一日清”以后，这种现象有所好转。

　　记者：你开过大处方吗？医生（尴尬地一笑）：我自认为没有过。我们医生在开方的时候，一般先考虑患者的病情适合用哪种药，当然，如果几种药的疗效都差不多，医生就会根据实际情况做出自己的选择。

　　记者：你说的这种实际情况是不是回扣的多少？

　　医生（默许地笑笑）：这已经是公开的秘密了，也没什么好隐瞒的。现在全国没有回扣的药品凤毛麟角。成本只有七八元的药，到患者手中可以卖到100多元。一个做医药代表的小姑娘，刚刚毕业，月收入就一万多元，而大多数具有专业技能的医生辛辛苦苦一个月，收入也就3000元左右。当然，医生的收入在当地都属于中上等水平，我们应该知足了，但人都想过一种体面的生活。我也想有光明正大的收入，但在不能切实提高医生收入的情况下，对于送上门来的药品回扣，为什么不要呢？不要白白送给了那些医药代表。

　　据我所知，目前主任医师年收入四五万元，药品回扣收入远不止这个数目。肿瘤中心的医生光开药每月回扣收入就有两三万元。现在，肿瘤药物回扣最高，能达30％，也就是说开100元的药，医生能得到30元回扣。行规是回扣占药价的10％左右，抗生素要高一些，约占15％。据说，北京一家医院想给医生涨工资，条件是医生不准收红包、不准拿回扣，竟没人同意。由此你可以想象回扣之风有多么严重。记者：医院对医生的处方权没有任何监督、限制吗？

　　医生：现在，一个有趣的现象是，越贵的药越好卖，越便宜的药越没人用，除了医生能多拿点回扣以外，医院也是受益方。所以，大多数医院对“大处方”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甚至是纵容。再说，即使要查，“大处方”也很难界定。真要查的话，恐怕医院就空了。

　　我觉得“大处方”问题不应该把医生作为焦点，这是制度的漏洞，应该由制度来填补。青霉素为什么没人给回扣？因为它的价格已经很低了，没有多余的钱作回扣。现在，药品从定价环节给回扣留出的空间太大，如果切实把药价的水分拧出来，我相信回扣现象就可以大大减少，医生的“处方”也可以干净很多了。

　　都是“大处方”惹的祸

　　在人们看个感冒发烧，动不动就花几百元，明明打一针青霉素即可奏效，医生却偏偏让你打价格高昂的进口“先锋”。我们体内的细菌真的需要这么高级的抗生素来对付吗？有关专家接受记者采访时说，目前抗生素滥用现象十分严重，这是“大处方”的一个突出临床表现。回扣高尽管不是导致滥用抗生素的惟一原因，但不能不说是一个主要原因。据介绍，当前医院里回扣最高的是抗生素类药品，一般在15％左右。目前市场上常见的抗生素类药物有近百种，既有几元钱一支的青霉素，也有100多元一支的“罗氏芬”，好的进口抗生素高达3000多元一支。药价高自然回扣就高，有的喹诺酮类抗生素只有5元成本，卖到医院70元一盒，有30元可以拿来作回扣。这样，有的不负责任的医生就不是根据病情用药，而是根据回扣高低来下处方了。

　　山东大学齐鲁医院医生玄绪军介绍说，从科学的角度来看，应该先用简单的、低级的品种，如青霉素；控制不了病情时再用高一级甚至二级的，如先锋、头孢类抗生素。然而在高级抗生素的价格高出低级的十几倍甚至几十、上百倍的情况下，取谁舍谁，有的医生就发生了偏移。

　　济南市一位有多年工作经验的药师说，不少医生见感冒发烧病人就开高效抗生素，对于有些没有细菌感染指征的患者，这样既杀伤了患者身上的有益菌，又会加速耐药菌的培育。

　　据专家介绍，当前滥用抗生素现象在国内十分普遍，给人们增加的不仅仅是经济上的负担，还有用药上的安全隐患。大多数细菌在总受一种抗生素杀灭的情况下，都会发生变异，成为更高一级的细菌，这时候就需要更高一级的抗生素才能将其杀死。如果发病之初就用高级抗生素，将来细菌发生变异，病人就会面临无药可救的危险。

　　专家指出，正确使用抗生素的最有效方法是做药敏试验，找出病人最敏感的药品，有的放矢地杀死细菌，有的有经验的医生也会根据病情做出正确判断。另外，作为相关措施，降低抗生素的药价，压出高额回扣的水分，也是重要之举。

　　“处方权敌不过高回扣”

　　许多药品经销商反映，目前我国药品生产明显供大于求，由于药品是被动消费，医生对药品使用有着绝对的权力。一种药品在医院销得好不好，全凭医生的一只笔，所以和医生联络感情、给回扣是必不可少的。

　　山东几家医院第一次联合招标时，尽管中标药品临床需求量很大，但由于回扣空间减少，在医院的销售额都不同程度地下降。知情人士坦言，这种赢了招标、输了市场的现象是因为：“中标药价格虽然低，但临床做的不好，医生不愿意开。”

　　杭州一家制药企业驻山东办事处的医药代表告诉记者，“一种药全国几十家企业生产，能不做医生的工作吗？现在90％以上的药有回扣，在疗效都差不多的情况下，谁‘工作’做得好，医生用谁的；谁给的回扣高，医生用谁的。一种治疗肿瘤的药物每支2000元，进价才100多元，回扣一支就达500元。医生能不开吗？再举个例子，外地一家医院的泌尿外科专门拿出一名医生处理药品回扣，代表科室与药商谈条件，一人干一年，就赚出一套房子一辆车，大家轮着来。你想想，医生每年吃多少回扣就有数了。”

　　一方面，商家高回扣促成了医生的“大处方”，另一方面，医生的处方权又助长了商家的高回扣之风，已经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的怪圈。济南某药业公司的一位销售人员告诉记者：“我现在卖的这些药实际成本只有申报价格的十分之一，国内新药的零售价多为生产成本的10倍左右，有的甚至高达20倍。换句话说，花100元买的药，其价值也就是几元钱。我们必须留出足够的空间用来支付回扣、公关等各项费用，否则再好的药也卖不出去。”

　　近几年，我国药品几次大规模降价，但病人仍感觉药价贵。原因何在？这位销售人员说，“虽然有些药品降价，但很多医院和医生不愿使用降价后的药品。原因是降价后，生产企业的销售价格与零售价格之间的差价小了，给医生的‘处方费’少了，很多医生从自身经济利益考虑，仍愿意给病人开有回扣的非降价药品，医院也愿意经营没有降价的替代药品。 （新华社记者 张晓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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