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城市与农村两部分劳动力对有限就业岗位的竞争已不可避免，其中最先碰撞的是城市弱势就业群体与农村剩余劳动力中的强势部分税收连年大幅增加与就业形势日益严峻的现实表明，政府与劳动者在经济扩张过程中的利益分配出现了严重不均衡在参与全球化过程中，中国低廉的劳动力价格具有明显的国际竞争优势，由此与同处就业漩涡中的发达国家形成就业竞争矛盾 作为一个有着13亿人口的发展中国家，劳动力与就业之间的矛盾将始终是我国亟待求解的问题。已走出开局阶段的2002年，就业仍是国民经济发展过程中面临的最大难题。 而从今年开始至此后的3至5年，就业中的一些深层次矛盾将继续叠加在目前已有的城市下岗职工增加、农村大量剩余劳动力难以转移等问题上，且呈不断激化趋势。这些新的深层次就业矛盾主要体现在城市与农村、政府与劳动者和国内与国外三个方面。 大规模“农转非”与有限的城镇就业岗位形成矛盾 “十五”期间我国将有4000万农村剩余劳动力转向城镇和非农产业就业，其相当于2000年我国城镇从业人数和职工人数的1887％和3571％。 而从农村的发展需要和提高农业生产率的要求看，5年转出4000万剩余劳动力还远远不够充分。要达到城乡平衡发展，我们需要在未来5到10年左右的周期内，每年向城镇和非农产业转出1500万到2000万农村剩余劳动力，也就是说，10年间要转出农村剩余劳动力15～2亿人。只有这样，我们才能保证留在土地上的农民的收入增长速度跟上国民经济扩张的速度、跟上城镇居民收入的增长速度，才能保证城乡之间的利益矛盾不至激化。因为根据我国的可耕地和世界平均农业生产率推算，我国的种植业最多只需要4000万到5000万人就够了。而2000年末我国乡村就业人数为499亿人！ 我们能否推迟这样一个农村剩余劳动力转出的历史进程呢？不能。在“九五”末期以来的研究中，人们已经得出一个高度共识的结论：可持续地提高农民收入的办法只能是减少农民。从时间上说，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问题已经没有了向后推的历史余地。不做好这件事，中国向市场经济转变的改革就没有希望，工业化、现代化就没有希望。 在“九五”发展过程中，尽管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镇转移的规模和速度已经在不断增加，但那时城乡劳动力所面临的就业市场基本上是处于分割状态的。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我们曾要求乡镇企业的劳动力“离土不离乡，进厂不进城”。“九五”期间，一些城市为缓解“下岗”现象带来的压力，也采取了很多对农村劳动力在城镇就业的限制性、歧视性政策。由于文化水平、技能素质等方面的差异，农村进城务工人员和城镇劳动力在就业岗位的选择上也有比较明显的差异。由于上述原因，前期城乡劳动力对劳动岗位的直接竞争并不十分普遍。 “十五”期间，这种就业市场的分割状态将明显趋于瓦解。从目前的发展趋势看，市场导向下的竞争就业已经成为“十五”期间就业岗位配置的基本原则，城乡户口壁垒已经明显松动，歧视性的地方就业政策正在被加快清理。北京已经明确规定，用人单位不许在招工时规定“只招北京户口”等条件，石家庄已经出台大幅度降低城市户口“门槛”的规定，广东甚至已经开始了取消城乡户口差别的操作。此外的一个明显趋势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一方面城市劳动力正在不断降低选择就业岗位的条件；而另一方面，农村进城务工人员正在通过种种就业技能的学习途径，努力提高自己对就业岗位的竞争能力。城乡劳动力对有限就业岗位的直接竞争已经不可避免。而更为值得担心的是，这两部分劳动力群体中最先相互“碰撞”的，很可能是农村剩余劳动力中年轻力壮、流动性强、具有一定文化基础的相对强势群体和城市劳动力中年龄偏大、劳动技能单一、文化素质较差的“下岗”职工等弱势群体。可以肯定的是，未来社会对劳动力市场的政策诉求中，要求“公平”和要求“保护”将成为最明显的呼声。如何协调城乡劳动力对就业岗位的竞争，避免城乡两大劳动者利益集团之间的利益矛盾激化，将成为对我国正在发育的劳动力市场和正在不断规范的就业政策的严峻考验。 政府与劳动者之间不均衡的利益分配有待协调 从“九五”中期起，应当说，政府在缓解就业压力和保障劳动者利益上是采取了大量积极措施并取得了很大成效的。这些政策包括组建“再就业服务中心”和保障下岗职工基本生活来源、普遍建立最低生活费标准和最低工资制度、完善社会保障体系、通过给公职人员加薪推动社会工资水平上升等。政府财政为这些政策的实施承担了很大的代价。但即或如此，目前政府与劳动者之间的利益矛盾仍在呈现为新的激化趋势。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利益的最基本体现形式是税收，劳动者利益的最基本体现形式是就业。但在就业形势不断严峻的“九五”中后期，我国的税收连续呈现为快速增长。从“十五”开局前后的情况看，政府税赋增长与全社会劳动岗位的增长情况更呈现为极为鲜明的尖锐对照。2000年和2001年，我国的税收总额从1999年的10312亿元分别增长到了12660亿元和15157亿元，分别比上年增长228％和198％。换言之，在国民经济年增长速度保持在7％略高的两年时间中，政府税收竟增长了将近50％！而在这两年中，全社会的就业岗位的增加则呈现为几乎停滞，甚至负增长的局面。与1999年相比，我国2000年的城镇从业人数只从21014万人增加到了21274万人，仅增长了124％；职工人数反而从11773万人下降到了11259万人，下降了437％，净减少达514万人；其中城镇单位从业人员11613万人，比上年减少518万人。 2001年截至到第三个季度的情况是，城镇单位从业人数与上年同期相比减少了485万人；其中仅国有单位就减少了475万人！如果从更长一些的时间过程看，在1996年到2000年的整个“九五”期间，城镇从业人数的增长率是1142％，职工人数的增长率是－2458％；而政府税收的增长率为10820％！ 这种鲜明对照说明什么？说明政府从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分享的利益大大超过了劳动者群体。造成这种状况的客观原因主要在于中国发展与改革所处的特定阶段。从经济发展的角度看，由于提高国际竞争力的需要、推进集约化增长方式的需要，规模经济的发展和产业结构升级正在加速。从改革的角度看，由于资本仍是国民经济中最稀缺的资源、仍是支持经济增长的关键要素，国企以致私人资本、外资的资本效率正在受到更多强调。从“完善法人治理结构”、““资本运营”、“减人增效”、“优化国有经济布局”、“债转股”以及“推进多元化股权结构的调整”等措施中可以明显看出政策体系的重心所在。与此同时，政府利益对资本效率的依赖程度也越来越强。 我们不排除其中有政府从资本要素所有者那里收取了税赋然后再分配给劳动者的情形。但政府与劳动者之间在经济规模扩张过程中的利益分配出现了严重的不均衡是不能否认的事实。“十五”计划规定，我国仍将在计划期内保持较快的增长速度。从目前产业结构和企业规模变化的趋势看，这种不均衡仍可能进一步扩大。当前的一个迫切之需是，我们应当采取恰当的调整对策扭转这种非良性趋势。如果一个中期发展过程的经济增长与扩张变成了劳动者不能分享利益，而政府过度地获取好处的发展过程，那么这个前景是很危险的。 各国对国际就业岗位的竞争更趋激烈 2002年及此后一段时期内就业形势的一个新特点是，中国劳动力对就业岗位的竞争正在呈现出明显的国际化趋势。 近年来，人们不断讨论的一个话题是，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我国能否成为世界制造业中心。经济全球化的本质是国际资本在全球范围内的重新优化配置和国际间的重新分工。从一定意义上说，资本在全球范围内的重新配置就意味着有限就业岗位在全球的重新配置。中国成为世界制造业中心的内在含义之一就在于中国正在参与对世界范围内有限就业岗位的竞争。 人们公认，21世纪将是科学技术加速发展的世纪。不仅资本收益率的提高早已摆脱对劳动时间的依赖，而且生产率的提高也不再简单依赖于以集约化为特征的大机器应用和生产手段的改进。对信息资源的开拓和要素重新优化组合、优化配置正在成为全球经济发展的主要支持动力，成为发达国家、国际资本攫取更多国际比较利益的主要手段。在这样一个全球化进程中，一个趋势是，在世界范围内就业岗位的增加速度远远赶不上经济本身的增长速度、扩张速度，就业岗位正在成为最稀缺的资源；另一个趋势是，发达国家在争取占据更有利分工领域、从高科技产业中获取更多国际比较利益的同时正在丧失对就业岗位的竞争能力。劳动密集型产业，其中包括制造业，向后起的工业化国家转移已成明显趋势。 当前国际经济形势发展变化过程中的很多事例可以证明上述判断。在整个20世纪中，美国一直以高举自由贸易大旗的“旗手”自居。但1999年在世界贸易组织召开会议的过程中，美国西雅图爆发的对经济全球化的抗议活动几乎酿成暴力冲突。其原因就在于抗议者担心全球化将导致美国就业岗位的减少。从2001年末迄今，日本为使其经济走出连续11年衰退的“泥潭”，从正在紧缩的世界市场中抢占更多份额，纵容甚至推动了日元的新一轮大幅度贬值。面对国际上对日本这种“以邻为壑”做法的责难，日本政界、经济界众口一词地强调，中国以低廉劳动力成本为优势的制造业竞争已经成为了日本经济难以复苏的主要障碍。欧盟国家的失业率长期居高不下，其从90年代后期不断高涨的对中国家电等产品的“反倾销”浪潮，从深层次上说也是源于中国对这些国家就业机会的竞争。事实上，当前国际上“中国威胁论”的新表现之一就是夸大中国劳动密集型产业发展对发达国家劳动者利益的影响。国外很多学者论证，中国潜在的农业剩余劳动力总数比以日本和韩国为代表的东亚、以美国为代表的北美和欧盟国家这三大经济区的劳动力总和还多！ 从现实情况看，未来一段时期内就业岗位的国际化竞争已经不可避免。从我国的切身利益出发，我们需要高度重视这一态势。要积极参与而不是回避这一竞争。在世界经济增长放缓的形势下，我们的产业政策调整、产业结构升级以及经济体制改革等各项战略措施，应当有利于参与这一竞争。争取把全球有限的就业岗位更多地配置到中国来，这应当成为我们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的一个新的战略目标。（陈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市场经济研究所副所长） 新闻背景：“就业难”的几个高发期 由于人口多，建国以来我国曾多次面临严重的就业压力，其中包括50年代初期、60年代初期和末期、70年代初期和90年代中后期。 90年代中后期也即“九五”期间，我国就业形势严峻出现一些新的特征，其主要表现为：国有企业职工大量、普遍离开劳动岗位的“下岗”问题，由于通货紧缩趋势及市场供求失衡导致的企业普遍开工不足、生产能力闲置问题和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镇转移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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