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期《法律与生活》封面

　　文/王斌武

　　2003年6月9日，武汉市江汉区人民法院对女教师诉男上司“性骚扰”一案，作出一审判决：判定侵扰事实成立，判决被告向原告赔礼道歉，并赔偿精神损失费2000元。

　　被告不服一审判决，已向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

　　此案原告叶英子向笔者诉述了将“性骚扰”者告上法庭的前前后后……

　　我受到三年的“性骚扰”

　　1997年9月，我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武汉市某商业学校任英语教师。后来，我和大学同学钱一鸣结婚。婚后，在我的大力支持下，丈夫钱一鸣又在职进修了某高校的研究生。我现年31岁，有一个五岁的儿子。我曾经拥有一个幸福美满的家庭。但不幸的是近三年来我遭遇到难以启齿的“性骚扰”，极大地伤害了我的自尊心，心里有一种抹之不去的阴影。耻辱感、恐惧感、自闭症一直困扰着我，使我不得不一吐为快。

　　骚扰我的是我的男上司许刚。许刚是我们学校中外语言教研室的副主任，是我的直接上司，我们同在一个办公室。许刚37岁，大学文化，高级职称，中等身材，戴一副眼镜，文质彬彬。许刚的爱人是高校教师。许刚看上去是一个成熟的男人，但我没有想到，他的心理是如此的龌龊，竟然对我进行恶劣的“性骚扰”。

　　我校中外语言教研室是一间普通的50平方米的办公室，中间一层玻璃墙将其隔成“两间”，中间开门相通。沿着墙壁相对摆着四排办公桌，3男5女8名英语教师，每天就在这里共事相处。我与许刚的办公桌在同一间，两人的办公桌正好相对。

　　刚开始我和许刚的关系还比较好，有说有笑，相处融洽。因工作关系，我们两人经常一起外出办事，一起吃饭。许刚跟我拍拍肩，那是经常的事。在以后的日子里，同事们见我们两个人关系很好，也经常开玩笑地说我是许刚的老婆。我虽然很反感，但因为是玩笑，也不好多说。

　　自2000年下半年起，许刚利用工作和职务之便，对我进行“性诱惑”，对我的“性骚扰”越来越厉害，胆子越来越大。后来，发展到让我忍无可忍的地步。我们之间的关系也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两人的关系紧张起来，到后来发展到白热化。关于我与许刚暧昧关系的风言风语，传到我老公钱一鸣的耳中，而且钱一鸣也多次看到我和许刚一起外出，一起吃饭，便认为我与许刚的关系不正常，为此还一度影响到我和老公钱一鸣的夫妻关系。

　　2001年4月，学校组织职工到木兰山风景区去春游。当晚11时多，许刚和三四个老师打牌后，以谈工作为名尾随至我住宿的房间。我的房间里本来有两名女教师，见许刚进来后，两位女教师借故回避了。许刚突然将门反锁，乘四下无人对我强行亲吻，对我轻薄。我大声喊叫，许刚才罢手。

　　此后，只要办公室没有别人，许刚便肆无忌惮地对我动手动脚，摸一下手、摸一下腰、搂一下肩，许刚的骚扰越来越大胆，有时当着同事的面对我动手动脚，嘴里还念念有词：“摸摸你的手好温柔，摸摸你的腰好风骚。”我非常难受，却不好得罪他。但许刚却得寸进尺，连续不断地给我发一些黄色短信息，对我进行“黄色诱惑”。

　　2001年6月，那天中午，吃过午饭，几位同事围在一起打牌，周围也围了一圈人。我跟对家打输了，同事们便起哄要求赢家亲输家一下。在大家的推搡下，许刚故意和我撞到了一起，我不愿意，许刚还是强行亲吻了一下我。

　　2001年12月底的一个下午，我将手机放在桌子上，许刚把我的手机拿起顺手看了一下短信息，我不愿意让他窥探我的隐私，便从许刚的手里抢过手机。许刚两手把我一抱，顺势将我搂在怀中，两手在我的身上乱摸，又亲了我一次。

　　对于男上司许刚的性骚扰，我十分害怕。开始只敢跟丈夫说要调换工作。丈夫问我这是为什么？我难以启齿，无言以对。这以后，许刚看我一再隐忍，更加肆无忌惮。情况发展得越来越不妙。

　　有一天，我一个人在办公室午休，突然感到腿上坐了一个人，我吓了一跳，发觉竟是许刚。我大为愤怒，许刚却嬉皮笑脸。

　　我受到“性骚扰”不是一天两天，前后持续了近三年的时间。迫于维护名声、迫于许刚是我的上司的压力，一直不敢声张。在万般无奈之下，我将我的不幸遭遇，告诉了丈夫。我丈夫非常气愤地说：“简直是欺人太甚，是可忍，孰不可忍！”

　　丈夫要许刚给我个说法

　　2002年1月28日上午九时，我爱人钱一鸣带了两个男人到学校找许刚，要他向我赔礼道歉，给我个说法。我丈夫质问道：“你一直骚扰我老婆，使我老婆的身心都受到了极大的伤害，你说怎么办？”

　　许刚听后，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态度有所收敛，表面装出一副很委屈的样子，辩解道：“我与你老婆之间仅仅限于开玩笑，有时可能过分些，但绝没有不正常的两性关系。”

　　我当时也在场，听了许刚为自己开脱责任的“辩解”，我不由得悲从中来，忍不住眼泪刷刷地流下来。委屈的我啜泣道：“许刚，你这个衣冠禽兽，几年来对我的伤害还少吗？你不知道我心里有多苦？难道说‘一个开玩笑’就为自己开脱了吗？”

　　第二天，我的丈夫钱一鸣想不能就这么算了。我和丈夫再次来到学校找到许刚说：“你必须写下保证书，承诺今后决不再‘骚扰’我。否则我们就去找你老婆，这事总要给个说法。”

　　许刚无可奈何地写下了一份保证书：“保证今后与叶英子是正常的同事关系，决不再伤害叶英子，对以前所做的事对叶英子及其丈夫表示歉意。”我丈夫又问许刚：“你骚扰我老婆多年，作为男人，我不能容忍你玩弄我的老婆，我和我老婆的精神损失怎么办？”许刚想尽快私了此事，不想把此事搞大了，只得口头承诺：“赔偿精神损失10000元。现在我手头没有那多钱，要暂缓几个月再说。”

　　我不知是哪儿来的勇气，大声呵斥许刚道：“这是金钱能够赔偿的？几年来我身心俱惫，胆战心惊，痛苦不堪的日日夜夜，难道几个钱就能抚慰我心灵的创伤吗？”

　　2002年3月初，开学一个月后，见许刚口头承诺赔偿一事无果，我和丈夫第三次到学校找到许刚。丈夫诘问许刚承诺赔偿10000元一事，到底怎么解决？

　　许刚回答说：“我和你老婆的事不是写下保证书，已经了了吗，你还来找我干吗？”

　　我丈夫听完后，气不打一处来，看来私了是不行的。我们找到学校的校长和纪委书记，我向学校哭诉了近三年许刚对我难以启齿的“性骚扰”事实。我们强烈要求学校处分许刚，开除出校。学校见我们反映的事实比较严重，决定调查处理此事，妥善解决问题。

　　2002年3月末，我丈夫见学校还没有拿出处理意见，带着一帮朋友第四次来到学校。给学校施加压力，尽快调查处理此事。

　　他的朋友在学校不解恨地说：“许刚这小子不老实，非要给他点颜色看看，才知道我们的厉害，才晓得玩别人老婆的后果。”于是，他们把许刚叫到校外，说是要单独谈谈。学校也有两位老师陪同许刚，他们一行人“打的”来到小南湖公园。

　　刚一下车，我丈夫的两个朋友想教训许刚一顿。前往的许刚的两位同事，赶快上前劝架道：“学校正在处理此事，要相信组织会妥善解决。”

　　2002年4月6日，许刚迫于压力，考虑到此事给学校带来的负面影响，向学校领导递交了辞去中外语言教研室副主任职务的报告。同年4月8日，学校以（2002）02号文件，同意许刚辞去职务。该文称，许刚“由于思想上放松了政治学习，未注重对自己教师行为规范的约束，在与本教研室个别教师交往中言谈举止过于随便，由玩笑失当发展到行为举止不当，有损教师的职业形象”。“学校办公会决定：责成许刚在本教研室和党支部大会上作公开检查；同意许刚辞去中外语言教研室副主任职务”。

　　2002年4月中旬，我丈夫钱一鸣第五次找到学校领导。尽管许刚已经辞职，并作出检讨，得到应有的惩罚，但我们总觉得还不解恨，因为许刚对我心灵的伤害实在是太深了。

　　我们表明对学校调查和处理许刚“性骚扰”我一事很不满意，说道：“应该是‘撤职’，即撤销许刚的中外教研室副主任职务，而不应该让他很‘体面’地‘辞职’；再则，就是对‘性骚扰’没有作出精神赔偿，以抚平我心灵的创伤。我们认为对许刚的处理，比起我受到的心灵之痛来说还很不够，必须让他付出应有的代价，终身铭记这个教训，引以为戒。我们将保留通过法律途径解决此事的权利！”

　　2002年5月，我的妈妈听说自己的女儿遭遇“性骚扰”，也为女儿流泪，为女儿成为受害者鸣不平。她和我一起来到学校，找到我校的纪委书记和其他校领导，声泪俱下地诉说女儿的不幸遭遇，诉说女儿的难言之隐，诉说女儿的心头之痛，要求严惩“肇事者”。

　　这次，老母亲很有心计，悄悄准备了一个微型录音机，偷偷录下了她和学校有关领导谈话的录音，后来这成为了法庭上的证据。

　　我的丈夫钱一鸣也曾打电话给许刚的爱人李芳，投诉许刚“性骚扰”我一事，希望李芳好好管教她的丈夫，以此给许刚造成精神压力。奇怪的是，作为高校教师的李芳并没有对许刚兴师问罪，反而站在许刚的立场上，为他的罪责开脱。

　　“性骚扰”的当事人似乎都是受害者，没有胜利者。我的压力也非常大。从无奈到拿起法律武器维护自己的权益，我经过了很长时间的“思想斗争”。因为“性骚扰”事件毕竟涉及自己的隐私，将隐私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总有点“犹抱琵琶半遮面”。

　　我的父母亲坚决反对将此事曝光于法庭之上，想通过私了解决。为此，钱一鸣和我的父母闹得很不愉快。我父母一气之下，从武汉迁居深圳。钱一鸣和我的许多朋友也曾劝我们：“‘性骚扰’的案子打来打去，实在是没有光彩，没有面子。有的只是耻辱和羞愧。”

　　我决心将“性骚扰”案进行到底

　　2002年7月4日，我和丈夫钱一鸣经过一番深思熟虑，痛定思痛，顶住来自方方面面的压力，决定勇敢地拿起法律武器。我们夫妻俩手牵手，肩并肩，毅然走进了武汉市江汉区人民法院，递交了民事诉讼状。

　　2002年8月19日，此“性骚扰”案在武汉市江汉区人民法院开庭审理。我及其委托代理人、被告许刚及其委托代理人参加了庭审。虽是公开开庭审理，但因涉及个人隐私，没有允许其他人旁听。

　　2003年6月9日，此案拖了将近一年之后，武汉市江汉区人民法院终于对此“性骚扰案”进行了宣判。法院认为，被告未就其书写“保证”系受胁迫的问题举证，受胁迫一说不能成立。而原、被告系异性同事关系，在相互交住中，被告在室内无其他人在场的情况下夜探原告，在公开场合强吻原告，结合被告给原告丈夫书写的“保证”，被告侵犯原告的事实成立。责令被告许刚对原告叶英子赔礼道歉；赔偿原告叶英子精神损失2000元。

　　“性骚扰”案一审判决以后，我和丈夫钱一鸣尽管还不是特别满意，但总算讨回了个说法。我们夫妻感情在“性骚扰”官司中不但没有恶化，反而更加亲密了。

　　尽管在打着这场特殊的官司，但我与许刚现在还是在一起办公。天天见面当然有些尴尬，但同在一个单位也没有办法。两人形同陌路，如同仇人一般。但我们并没有为此影响正常的教育教学工作。

　　被告许刚已经向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我也决心将“性骚扰”案进行到底。”

　　被告许刚有话说

　　同时，笔者也采访了此案的被告许刚。

　　许刚说，他和叶英子以前的关系很好。两人是同事，又在同一个办公室里。叶、许两人都不否认，与其他同事相比，他们平日里关系要好一些。因工作关系，两人一起外出办事、一起吃饭，那是经常的事。

　　一次，叶英子和许刚一起去逛街，那天天下着大雨，他们共用一把伞。后来，她还把雨伞留给了许刚，自己冒雨回家。这事有同事们亲眼所见。第二天，许刚将伞还给了叶英子。

　　叶英子曾经去深圳出差，她还特意给许刚买了一个打火机。还曾送给他领带、围巾、剃须刀、电熨斗等礼物。许刚一口气说了一大串事实，用以证明他俩以前的关系很好。

　　许刚还特别提到：叶英子为参加一个市里的竞赛，要制作一个课件。许刚亲自帮她修改课件，一直忙到深夜。钱一鸣来接叶英子回家时，亲眼看到两人有说有笑地下楼。后来，叶英子的课件获得市里的二等奖。

　　2001年12月， 叶英子担任2000级商务二班的班主任，学校要检查各班的黑板报。叶英子主动打电话，要许刚来帮忙写标题。其实许刚的板书在学校里并不是写得最好的。当时他也忙于组织学生排演“庆元旦”的节目，但是接到叶英子的电话后，他还是毫不犹豫地去了，帮叶英子班级写好黑板报的标题。

　　在评职称的过程中，他们相互探讨经验，许刚给予叶英子许多帮助，使她顺利地获得了中级职称。这一点叶英子从心里感激他，不由心生了许多好感。许刚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地说：“我俩很谈得来。”

　　2002年元月，就是期末放假前一天，叶英子的丈夫和两个人来到学校找到许刚，问他对叶英子做了什么？许刚想来想去，只觉得就是打牌吻她的那次有些过火。随后，他们把许刚带到小南湖公园打了一顿。提出要10000元钱，并说两条路由你选，要么给钱，要么挨打。

　　后来，又有好几次来学校闹事，许刚不堪他们的威胁和利诱，没有办法只好顺着叶英子丈夫的意思写下了“保证书”。叶英子的丈夫还要求许刚写一张10000元的欠条，许刚拒绝了。

　　许刚对“性骚扰”进行了辩解：“我真的不知道，现在也没有一个明确的法律界定。要是男女之间‘拍拍什么的’就算性骚扰的话，那我是不能理解的，也无法接受。”

　　许刚面对一审败诉，精神压力很大。此事对他的工作、生活带来了很大影响，曾一度精神低靡，幸亏妻子了解他，支持他渡过难关。妻子的精神压力也很大，一天两次给学校打电话，说：“许刚每天要面对学校一百多个同事，我作为高校教师每天要面对四五千双眼睛，让我们如何做人？”她暂时在家休息，不吃不喝不上班。不过，她在电话里对学校领导讲：“要多关心许刚，因为他的精神压力很大。”他们夫妻感情并未受到大的影响，并未没有弄到妻离子散的地步。

　　许刚说道：“以大众的平常心态出发，一旦听到涉及‘性骚扰’的案件，首先就会同情女性这一方，而男性肯定会被大家所痛恨。”采访中，许刚多次声称自己才是被害者。他说，自从女方将自己告上法庭后，大部分人都认为是他欺负了女方。其实“结果恰恰相反的，我才是被欺负者”。许刚说这话时，眼圈已经发红，脸上露出几乎绝望的表情。

　　许刚最后说：“我很冤枉，原告所述的事情不存在，我必须上诉。原告丈夫想勒索我10000元，勒索未果，便将我告上法庭。”

　　（摘自《法律与生活》半月刊2003年8月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