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选

王选在浙江做细菌战受害者调查

　　本报记者　姜泓冰

　　王选，1952年生，祖籍浙江省义乌市崇山村，1977年毕业于杭州大学

　　1987年，赴日本留学

　　1995年，开始从事日军侵华战争细菌战受害者调查和对日民间索赔工作

　　1997年，成为细菌战中国受害者诉讼原告团团长2002年8月27日，日本东京地方法院一审判决中国受害者败诉2002年底，被多家国内媒体及读者评选为“年度人物”，如央视“‘感动中国’十大人物”等

　　“我不会再在法庭上掉眼泪了”

　　5月20日，在东京高等法院的101号法庭上，中国180位日军细菌战受害者诉日本政府一案二审第一次开庭，旁听位座无虚席。

　　王选忍着胃痛做原告代表陈述。

　　法庭的气氛、身体的疲弱和情绪的郁积，让她再一次没能压住心底的愤怒，事先准备的内容没用。她劈头就说：“多年来我们一直把这个开庭的机会看做新的斗争的起点。之前日本法院的（一审）判定，已经在历史上永远地保留下来……日本必须要非常清醒地认识到自己的问题而不要受周围环境的影响，才能重新得到因为实行惨绝人寰的细菌战而在亚洲国家失去的信任。”

　　“我不会再在法庭上掉眼泪了！”十几天前接受记者采访时，王选曾这样下决心。

　　这是自细菌战受害者诉讼案开始5年多以来的29次庭审。当年第一次开庭，律师提醒她要两眼直视法官。但一开始发言，她就声泪俱下，连准备的文件都看不清楚，女法官也跟着她落泪。以后很多次，因为其他受害者代表无法出席，她都是作为惟一的中国人孤孤单单地站在原告席，一次次做着法庭陈述，好几次忍不住潸然泪下。

　　看着这个心底有愤慨、胸中有正义、善感而易激动的女性，记者有点儿不信，她会从此不再落泪？

　　“维护人类生命尊严，是对整个世界的道德提醒”

　　随着去年8月27日日军细菌战受害者诉讼案的一审判决，王选一时成了国内外新闻人物。此前，她已经为这一场多数人认定不可能打赢的官司奋战了五六年。

　　王选出生在上海，下过乡，读了大学，做过8年英语教师，1987年与丈夫一起赴日留学。在为谋生而奋斗了几年后，1995年，一个偶然的消息，让她找到自己人生的价值。

　　她从英文报纸上读到一条新闻：第一届有关731部队的国际研讨会在哈尔滨召开，两个日本人在会上报告了他们去浙江义乌崇山村调查731细菌战引起鼠疫流行的情况。而义乌崇山村，正是王选父亲的家乡，也是她插队生活多年的地方。1942年的一天，一架日军飞机低低飞过这座浙中小村的上空。十几天后，村子里爆发可怕的瘟疫，400多名村民痛苦地死去。村人当时不知道灾难的原因。一支自称防疫部队的日军来到崇山村，把这里变成活体解剖的实验场。王选家有8位亲人遇难。小时候，父亲曾粗略讲起小叔叔因染瘟疫受尽折磨地死去的情形，父亲痛苦而恐怖的神情，让她难忘。

　　王选40岁了，才知道家乡那场灾难的真相！

　　随后翻到的资料更让她震撼。她很快与那几位日本人取得联系，告诉他们，她是崇山村人，能准确地把当地方言翻译成日语。“我去车站接他们，当他俩向我走来的时候，我感觉到历史的存在。那一刹那，我觉得叔叔的死、父亲的悲伤、我到日本留学，这一切的一切都找到了意义。”从小喜欢读小说、写散文的王选，准确地描述着自己的感受。

　　1996年始，王选正式参加日本民间细菌战调查团，既精通日语又懂得浙江方言，只有她能和村民没有障碍地交流。崇山村农民想为先辈向日本政府讨回公道，却又不知如何做。在乡亲的推举下，王选成了来自浙江、湖南等地180名细菌战受害者诉讼原告团团长。

　　这场官司已打了5年。王选频繁往返中日，悉心搜寻铁证，走遍大半个中国，一次次严词揭露侵华日军细菌战罪行。除了后来的少量华侨资助，全是自费。调查、诉讼成了生活核心，个人积蓄和工作收入几乎全搭了进去。她要承受的，还有来自许多方面的不解和冷遇。

　　总有人问她：是什么力量支撑你做这件事？有人带着猜疑的神情探究：你可以生活得很好，为什么要管这种事？

　　王选生气，更觉得心痛。“在国外，从来不会有人问我这个问题。他们认为对一个公民来说，这是维护人的起码尊严必须做的。我们打官司绝不为了钱，是对死去同胞的义务！所有受害者，不管是活着的，还是死去的，都有人的基本权利。不要以为这可以用钱来补偿。像细菌战这样的罪恶，违反人类社会基本伦理道德，将它调查清楚，将真相告诉世界，是对人类生命尊严的一种维护，是对整个世界的道德提醒。”

　　没有钱，常常陷于孤独，还有家人最初的反对，都没有让她动摇：“我已经看到了，就不可能再背过身去，装作不知道！”

　　50岁的她，后半生恐怕都要和细菌战较劲了

　　在2002年8月27日一审判决中，东京地方法院第一次判定日本政府在中国研制细菌武器及实施细菌战的事实。长期被卑鄙掩盖的肮脏真相，终于被认定为事实。这是王选们多年艰苦努力后换来的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要成果。

　　尽管如此，一审判决中仍以不承认个人的损害赔偿权为由，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于是，有了上诉、二审的继续。

　　王选将诉讼过程看做让世界了解历史真相的一种方式。50岁的她，后半生恐怕都要和细菌战较劲了。

　　记者对王选的采访，是在她为二审开庭而赴日本前夕进行的。这是她今年第4次回国。浙江、江苏、山东、辽宁……每次打电话，她都在不同的地方，做调查，去大学演讲。她觉得，有了点名气，可以比以前做更多的事。

　　那天，与王选约在上海复兴公园见面。看见一个瘦小精干的女子脚下生风地走过来，运动鞋，帆布裤，T恤，完全没有化妆，黑黑的长发一把扎在脑后，掏出2元钱买公园门票进来，说“这是我小时候常来的地方”，然后一气讲了3小时。

　　大到中日关系，远到汉唐历史，专到哲学、社会学理论，鲜活到周遭的社会现象，她都有自己的思考。谈到做事难，有黯然的神情，但在偶尔发发的牢骚底下，更有恨铁不成钢的急切和热诚。诉讼做了5年，180位原告中有25位去世了。她渴望推动的全面的受害者调查，有更多志愿者、学者参加，但进展仍不大。她当然急。

　　在急切而毫不做作的叙述中，你能看到一个本色的、令人感动的王选：她以学者的方式思考，却更是敏捷的行动派。有强烈的正义感，内心澎湃着激情，足以支撑她东奔西走，不退缩，不居功。虽然忍不住会流泪，却不赞成情绪化举动，只用事实与逻辑说话，按规则做事，将历史和现实分得十分清楚。

　　在这样的时代，我们应该为王选感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