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见习记者尹东星

　　2003年9月16日，联合国安理会第4828次会议讨论了叙利亚、苏丹等4国的提案，要求以色列停止任何驱逐巴勒斯坦领导人阿拉法特以及威胁其安全的行动。

　　在当天下午的表决中，安理会11个成员国投了赞成票，德国、英国和保加利亚弃权，而美国则一票否决了该提案。

　　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内格罗蓬特在解释性发言中声称：该提案是“极端不平衡”的。打击恐怖势力向来是美国的首要目标，而且美国不支持伤害或者驱逐阿拉法特的行动。但是在磋商过程中，美国曾明确要求增加“谴责哈马斯、阿克萨烈士旅和伊斯兰圣战组织在中东地区从事的恐怖活动”的内容，该要求并没有被满足。在此情况下，美国不得不怀着“极大的遗憾”否决该提案。

　　叙利亚常驻联合国副代表麦克达德同样也表示了他的遗憾。他认为，“国际法正在遭受践踏，而安理会却无所作为，这使得已经很复杂的巴以局势变得更加复杂了。”

　　以色列认为提案“显失公平”，提案抹杀了以色列的反恐努力，它并没有关注恐怖主义正在进行的谋杀。对于中东来说，最需要做的是消除暴力与紧张，实现和平。这才是维持阿拉法特领导的途径。

　　巴勒斯坦观察员认为提案文本已经“非常温和”了。美国重新采取支持以色列的态度，说明美国不配充任巴以冲突的“一个诚实的调解人”。

　　19日，第58届联合国大会以133∶4的压倒性多数通过了由苏丹等20多个国家提出的内容相同的提案。惟一不同的是，提案中增加了谴责自杀性爆炸、呼吁巴勒斯坦方面停止暴力和恐怖活动等内容。

　　然而，这一次，美国仍然投了反对票。

　　年复一年的“游戏”

　　同样的场景、同样的措辞，几乎同样的表述、同样的愤怒。

　　自1972年美国在巴勒斯坦问题上首次使用否决权以来，已经很少有人能清楚地记得“这是第几次”了。在向许多资深的外交官和联合国专家提出这个问题时，所有人的反应都是“很多次了，但一下子却说不上来”。就是在这样的反复中，人们已经渐渐忽略了事件本来的主角——以色列和巴勒斯坦，而美国及其否决则成为矛盾的焦点。

　　1972年9月，以色列因“黑九月事件”对巴勒斯坦实施了残酷的报复行动。在安理会就该事件的讨论中，美国对谴责以色列的决议使用了否决权。时任美国驻联合国代表的乔治·布什对决议草案的评价，就是“不能只提到一种形式的暴力而不提另一种形式的暴力，这是一个一边倒的不负责任的决议”。

　　这是美国使用否决权历史中的第2次，也是美国就中东问题第1次使用否决权。在此后的30余年中，美国在中东问题上使用否决权达36次，其中涉及巴以争端的不少于24次。不过，老布什当初的发言却就此奠定了美国在巴以冲突中的基调。此后的美国驻联合国代表，无论是约翰·斯卡利、莫伊尼汉……还是克里斯托弗，但凡涉及巴以冲突中谴责以色列的提案，“不平衡”就成为美国每一次表决后的解释性发言中出现频率最高的一个词汇。

　　而每一个被美国否决的提案，在被送交联合国大会讨论时，无一例外都以压倒性多数获得通过，每一次坚持反对立场的仍是美国与以色列的“坚固联盟”。

　　然而，由于大会与安理会在涉及“和平与安全”事项上的权力划分，大会通过的决议仅仅是一纸决议，而问题依然是问题。就像9月20日以色列外交部官员在得知联大投票结果时所说的，“联大的决议不具有法律约束力”。

　　大国手中的权杖

　　“否决权”三个字在《联合国宪章》中并不存在。根据宪章第27条第3款的规定，安理会对于非程序性事项的决议，应以9个理事国之可决票，包括全体常任理事国之同意票表决之。这就是“大国一致”原则，也就是所谓的“雅尔塔公式”在宪章中的体现。

　　不过，世界各国更在意的却是其消极方面，即它的效力在于阻止安理会通过决议、采取行动。它体现为一种少数抵制或阻止多数的权力。一项实质性决议，只要有一个常任理事国反对，即使得到安理会其他所有国家的同意，那么该决议也不能通过。

　　由于从国际法的角度来看，联合国安理会是惟一有权在“和平与安全”问题上采取行动的机构，安理会具有排他性的管辖权；更为重要的是，这样的特权只给予5个会员国，这就使得否决权成为国际政治中最为醒目的一项特权，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也因此成为政治大国身份的象征。由此，也不难理解为什么那么多国家急于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了。

　　否决权：大国不和的结果？

　　安理会否决的事项一般涉及推荐秘书长人选，接纳新会员国，以及同和平与安全直接相关的事项。从1946年2月16日苏联否决“要求英法从利比亚和黎巴嫩撤军”的提案之始，到新近发生的这次否决，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共行使否决权307次。其中，直接涉及和平与安全事项的否决192次，提案137个。

　　大国的对抗贯穿战后近60年的国际关系史，而否决权的使用无疑是反映这种对抗的“晴雨表”。在所有使用否决权的记录中，美国97次，前苏联（俄罗斯）126次，中国24次，法国24次，英国36次。在与和平与安全直接相关的问题上，中国行使否决权3次，而英法则有70％以上的否决是追随美国而投的。显然，由此也可以看出，美国与前苏联是国际政治的绝对主角，他们任何一国使用否决权的情况都超过了其他3个国家的总和。在涉及大国本国及其盟友的核心利益时，他们往往会坚决地、毫不迟疑地使用否决权。

　　否决权的使用使人们几乎忘记了联合国建立之初，人们给予“大国一致原则”的美好愿望。“预免后世再遭今代人类两度身历惨不堪言之战祸，……创造适当环境，俾克维持正义……促成大自由中之社会进步及较善之民生……”这一切在联合国的奠基者的心中是要通过大国真诚的合作而非对抗来实现的。

　　否决权是联合国内冲突最激烈的表现形式，因此，否决权并非大国不和的结果，而是其原因。也正是在这样的冲突中，在代表世界整体的意志抵抗强权的斗争中，联合国才能够体现其存在价值。

　　在伊拉克战争进行之际，英美某些报刊曾载文说“感谢上帝让联合国死亡”。然而，国际社会普遍的看法恰恰是，只要联合国的全体会员国不屈服于某些国家的私利，而能够采取共同立场，联合国仍能呈现出应有的生命力和应对力。

　　英美今天在伊拉克的困境，或许恰恰说明了我们的时代仍然需要联合国。

　　图：

　　1946－2003年联合国安全理事会使用否决权一揽（1991年以后苏联的席位被俄罗斯取代）

　　向春绘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