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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侧记
博览会主题：促进版权贸易
第九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5月24日到28日在北京展览馆举行，这是中国入世后中国书业界的首次国际性盛会。来自海内外42个国家、地区的近千家出版机构和国际组织汇聚本届书展，以“版权贸易为主题进行广泛的交流与合作。北京国际音像电子出版物博览会首次并入本届图书博览会。而且，从本届开始，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将改以往两年一届为一年一届。本届国际图书博览会最引人注目的事情就是将“促进版权贸易”作为博览会主题。近年来，我国出版产业中版权贸易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蓬勃发展，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版权贸易交易量以最初的不足100项，增加到2001年的7000多项。这一国际图书盛会汇集了丰富的出版资源和版权贸易资讯，能够折射出世界和我国版权贸易的新动向、新热点和新趋势。
版权引进经典
从比尔·盖茨的《未来之路》到风靡全球的《哈利·波特》，版权贸易让中国读者和世界其他地方的读者一起，享受着人类共同创造的精神产品。
1990年9月，《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的颁布，标志着中国在著作权的法律体系建设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到了1992年10月，中国又成为《保护文学和艺术作品伯尔尼公约》与《世界版权公约》的成员国，加入这两个公约为中国开展更大范围的版权贸易创造了良好的法律环境。
1980年8月，我国与美国签订了合作编译出版中文版《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的协议，这是我国首次以向美方支付咨询费的方式承认版权。此举拉开了版权引进的序幕。1996年比尔·盖茨的《未来之路》中文版在京出版，此书当年就发行了40万册，引起各界人士的瞩目。1999年，中国历史博物馆将北京大学出版社与微软公司签定此书的协议原本，作为中美知识产权保护的典范收藏。
优秀的图书需要优秀的出版人用优秀的引进方案引进，我们所熟悉的《哈利·波特》就是在第八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期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引渡到了中国。2000年9月1日，中华书局从英国AA出版公司引进了《世界旅游指南》丛书第二辑，自此两辑共20种全部进入中国市场，并为之配套策划推出了《中国旅游指南》。这些图书的引进都是结合当时的市场因素、适逢其时地补充市场的不足。从中我们可以看到中国的出版机构不盲从、观念日益国际化、而且效率大幅度提高的喜人景象。
海外图书不计其数，到底引进哪些？北京大学出版社社长彭松建提醒说，一般来说，我们应尽可能挑选较高水准的图书加以引进。出版社在引进海外图书版权时，应从本社的宗旨、读者的层次和市场定位来确定引进版权的目标和标准。引进海外的版权应适合中国国情，有利于发展、有利于提高我国的科学技术水平和文化水平。同时，还要注意我国人民的文化承受力和购买力，有规划分层次地引进海外出版物版权，也有利于提高我国出版业的竞争力。
我国版权贸易已经从从前的盲目、无序争购发展到有目标、有取舍的理性选购；从传统的“支付版税、合作出版”的单一方式，发展到探求“国外组稿、外商参与选题”等灵活多样的形式。
失衡的版权贸易
当我们历数版权引进中的经典时，也不得不正视我国版权贸易中的不平衡现象。中国图书的版权贸易一直存在着巨大的逆差，引进和输出比例在10：1左右。2000年引进版权7000多项，输出的版权只有630项，而且输出的多为古籍、绘画书法、中医药类版权，自然科技、人文社科类可以说是凤毛麟角。输出的国家也主要局限在东南亚一带华文圈内。引进的主要是出版发达的国家如美国、英国、德国、法国、日本等。
谈到版权贸易引进与输出比例失衡的原因，中国图书进出口总公司副总经理袁水仙认为，第一，我国基本国情造成了国内需要大量的科技类书刊、外文类书刊，而海外的出版资源要远远优于我们，所以我们对科技、外文类版权的需求量就大一些，大量引进人家的版权是合情合理的。第二，海外出版商对我国本土文化的需求面不是很宽，有一定固定范围，造成我们的版权输出存在相应困难。第三，我们自身的出版资源、质量和海外还有一定差距。
中国出版集团管委会副主任、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聂震宁说，中国说了近100年的“拿来主义”，现在应该说说“拿去主义”，我们要争取输出的版权量多些，目前的状况跟我们的文化处于弱势有很大关系，欧美则显然属于强势文化，文化的后面更重要的是要有经济上的保障，经济要强大，文化才能逐步强大。我们的任务是要告诉我们的学界、出版界、著作界以及作家朋友，什么样的作品能满足国外的需要，这是我们的责任和义务，我们在这方面做的还很不够。
清华大学出版社社长李家强认为，版权贸易会随着中国各方面的进步逐步趋于平衡。比如清华大学出版社有的作者的教材被麻省理工大学出版社买断版权。
国家版权局副局长沈仁干认为，在数十年内，中国的版权贸易存在逆差是正常的。我们需要依赖国外的出版资源，来满足国内教学、科研的需求。但要减少这种逆差，不是没有机会。中国能够输出到海外的版权资源是丰富的，只是需要深入了解和研究海外书业市场，认真分析海外出版商和读者的阅读口味，找到对接的方位。输出版权更重要的是展示中国的文化，因此我们要缩小的不是一般意义的贸易逆差。
国家版权局副局长沈仁干认为，在数十年内，中国的版权贸易存在逆差是正常的。我们需要依赖国外的出版资源，来满足国内教学、科研的需求。但要减少这种逆差，不是没有机会。中国能够输出到海外的版权资源是丰富的，只是需要深入了解和研究海外书业市场，认真分析海外出版商和读者的阅读口味，找到对接的方位。输出版权更重要的是展示中国的文化，因此我们要缩小的不是一般意义的贸易逆差。
构建“国际版权营销”概念
我国版权贸易的失衡不仅表现在引进和输出的比例上，也体现在国内出版社版权贸易额的失衡。据了解，全国500多家出版社中，只有40％的出版社有版权贸易，尚有60％的出版社处于空白；在40％即二百多家出版社中，其中比较活跃的十家出版社就占全国版权贸易的50％；版权贸易绝大多数集中在经济较发达地区如北京、上海以及沿海城市；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为国内外出版机构进行国际版权贸易构建了很好的平台，可很多国内出版社并没有充分利用好这个机会。记者在博览会会场看到，很多国内出版社提供的版权资料大多是清一色的中文。当他们用这些资料向外国朋友传递版权信息时，有几个老外能看懂？中国出版集团管委会副主任、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聂震宁将这些出版社比喻为畅销书《谁偷了我的奶酪》中那只老鼠哼哼，既想找到奶酪又不能走出固有的领域，怨天尤人只能是它永远的功课。
聂震宁认为在国际版权贸易中应该构建“国际版权营销”概念。具体体现在要研究国际版权市场，研究经济、政治、文化对市场的影响，关注市场的需求趋势和潜在要求，判断我们的出版资源在国际市场上销售的优势和弱势。当然，首先要选准自己的目标市场；其次，要组织营销的专业化人才队伍，从版权产品的设计到制作，以及促销宣传、交易实务，都应当有他们的指挥融入其中；最后，还必须建立出版机构内部的国际版权营销管理体系，从数据库的建立到决策程序的设置，从岗位职责预设到奖惩办法的制定，形成良性经营的保障系统。他说，在知识经济时代，出版机构营销的资源主要就是版权。出版活动的过程就是获得或创造版权资源，将其制作成出版物，尽可能多地销售出去，使之产生良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过程。
清华大学出版社社长李家强认为，中国出版要走向世界必须向大出版概念发展。首先出版物要有特色，要善于把资源转化为产品。而产品又必须在市场上站得住脚。这从海外出版公司的发展上就可以体现出来。他们无论大小都有生存空间。其次，定位要明确。最后，还要学习国外的营销理念。（本报记者李明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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