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子的日子已经不多了，四十多岁的温岭市城南镇农民陈福增在凄楚之中记起了另一件事。他打电话给报社，给电视台：“有这么一个老师，她的学生得了绝症，四年来她时常去看望这个学生、鼓励这个学生，这样的老师能不能报道报道？”尽管家里已经一贫如洗，陈福增却打算挤出钱来登个广告来表扬这样的老师，“除了这样，我们不知道还能怎么来感谢她。”

　　这名老师叫金平菊。她和陈福增的儿子陈耀波的故事开始于1998年。当时，24岁的金平菊来到城南中学教语文，并担任初一（5）班的班主任，这是她台州师专毕业后接手的第一批学生。陈耀波最初引起她注意是因为这孩子身体不大好，三天两头感冒、恶心甚至呕吐，医生检查后说应该是肠胃的问题。金平菊就经常带他去挂吊瓶。当得知陈的父母一直在外打工，他和爷爷奶奶生活在一起后，金平菊还好几次帮他垫付了药费。就这样过了一年多。

　　2000年开始，陈耀波的病情起了变化，他的视力也开始模糊起来，最初是看不清路，后来连书上的字也模糊起来。金平菊把他调到了第一排，上课时也尽量把黑板上的字写的大一些。这年六月，陈耀波的父母从外地回家带儿子去人民医院再次作了检查。结果他们得到了一个噩耗：儿子得的是髓母细胞瘤，也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脑癌！陈耀波从此辍学了。而他和老师的故事才刚刚起了个头。陈福增至今记得那年6月17号，也就是他们带孩子去上海做手术的前一天，金平菊老师冒着酷暑，把学校师生和她自己捐助的几千块钱送到了他家里。这是他们第一次见到儿子常常说起的这个老师。从此以后，金老师就成了陈家的常客。手术后不久，陈耀波随做工的父母来到了云南。在孤独的异乡，老师的电话成了陈耀波唯一的慰籍。从那时候起，短则三两天，最多一个星期，陈耀波就会给老师打个电话，聊聊天。一直到后来他的眼睛已经彻底看不见数字，他还能熟练地拨出这个号码。这个号码是金平菊在一次作文本上写给他的。初一时陈耀波曾在作文中写到自己和爷爷奶奶在一起，没人说话，心里比较孤独。金平菊在本子上留言说，那你有空到老师家做客吧，还留下了家里的这个电话号码。金平菊说，其实孩子也并不是每次打过来都有话说，但是你很和他说说话，他就会多一些安慰，少一些恐惧。最让他难忘的是有一次陈耀波从云南打电话过来，问她生了个儿子还是女儿。陈耀波的母亲回忆说，问这个问题的时候，孩子自己羞地满脸通红。几天以后，2001年8月，陈耀波随父母回到了家乡，他给老师初生的女儿带来了一块蛇形的碧玉。也给老师带了一块，心形的。从这时候起，到陈家探望学生成了金平菊的必修课。尽管那时候她已经调到了城里的太平文技校，但每隔一两个月，金平菊都会赶回城南的街上看望自己的学生。而陈耀波也实现了他一直以来的愿望。在父母的陪同下他来到老师家做了好几次客。陈耀波的父母发现，金老师家并不富裕，甚至连一些必要的装潢都没完成。但是每次来看儿子，这老师却总是十分大方。买青蟹、带水果……再后来陈的病情加重，家里入不敷出，金老师就经常和丈夫一起给他们送钱。“每次都是三百五百的。我们算了算，这些年她起码为我们花了两三千块钱，” 陈福增说，“上半年孩子第二次动手术，她又送来了三百，孩子把钱放在自己兜里，时常拿出来摸一摸，数一数。”也正是在这一次手术后，陈耀波的病情无可挽回地恶化了下去。他脑子里的瘤子越来越多，医生说，孩子的日子已经不多了。而他和老师之间的热线也逐渐停了下来，——由于病情加中，陈耀波整天躺在床上昏睡，连说话也越来越困难了。但金平菊来的更勤了，她很珍惜和学生在一起的不多的日子。哪怕只是坐上几分钟，趴在学生耳边说几句话。几天前记者陪她去看望陈耀波，刚碰上这孩子从床上翻下来，脑袋上磕了一个包。金平菊的眼泪唰的就掉下来了。陈耀波的妈妈告诉记者，这孩子知道老师要来，一中午睡不着觉，好象只有老师才能给他安慰。“我们也不知道怎么来感谢她，在孩子的眼里，这个老师就和我们做父母的一样亲。”(人民网9月9日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