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朝晖（学者）

　　当代中国经济发展呈现巨大的地区不平衡，那些在计划经济时代经济就不发达地区的继续落后，或者可以用马太效应来加以解释，但那些在计划经济时代曾经辉煌的地区陷入困境，以及那些在计划经济时代相当落后地区的崛起，两相对比之下，似乎却可以同归之于一个原因的存在。

　　我所说的这个原因就是整个改革时代的主旋律??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在这一过程中，部分曾经辉煌的地区??比如东北??所拥有的先发优势不足以抵消路径依赖所带来的负面影响，最终走上了日渐衰落的道路。首先，在计划经济向双轨制的过度中，这些地区的经济因为双轨价差而获得了巨大的收益，这就掩盖了其实已经存在于其经济体内部的重大问题；其次，当这一问题随着双轨制的结束而暴露时，由于留恋于过去的辉煌，更由于辉煌所留下的包袱和其业绩同样巨大，没有谁敢于将其轻轻抛弃，于是大量的资源投向这些问题丛生的部门，从而挤占了其他部门的资源；最后，上述存量消耗资源导致增量增长过慢的情况，使得存量部分在总量上一直占据优势，这就越发使得存量部分拥有更大的获取资源的能力。

　　反观一些在计划经济时代经济相对落后的地区，比如温州，尽管其完全不拥有任何的可见优势，但是，他们同样利用了计划经济向双轨制的过渡，只是这一过渡本身是在增量的意义上取得的，因此，当这一优势随着双轨制的结束而结束时，他们尽管也面临转型的困境，但在体制上的扭转显然要轻松的多；并且，由于增量部分在当地经济总量中所占比例的优势，他们更容易获得各种资源和支持。

　　　因此，在讨论东北与温州这样一南一北地区的经济发展时，我们可以将其归结为对于同一历史进程的迎战能力的不同。前者曾经的历史辉煌变成了束缚其变革的包袱，而后者历史的相对落后则成为其轻装上阵的优势。

　　在此，我可以提供另外一组对比来支持这一观点。成都和重庆是两个比邻又相互竞争的城市，重庆所拥有的是一大批国有大中型企业，而成都的优势是省会城市所具有的政策和其他优势。改革开放以来，重庆固然有少数大中型企业如嘉陵、长安等实现了成功的转型并使重庆在机动车行业占有重要地位，但是，曾经与重庆不相上下的成都，却依靠整个成都平原城市带的经济发展，成为一个商业大都市和名副其实的西南经济中心。

　　重庆人长期将这一差距的出现看作是成都向重庆抽血的结果，而事实上重庆很早就是计划单列市。造成这一差距的根本原因，在我看来，与东北和温州的情形完全一致。首先，几乎所有成都和重庆的国有大中型企业在双轨时代都曾经获利不菲，但是，也都在这一阶段后陷入普遍困境，相比起来，成都的情况比重庆更为糟糕，重庆尚有嘉陵长安的涌现，成都则近乎于全军覆没。但是，成都的经济活力从来都不是靠这些大型企业来维系，其根本活力在于整个成都平原城市带的经济活动??而这些县域经济更接近于温州的模式。

　　可见，决定一个地区经济在改革中发展的，往往不是原有存量部分的成功转变，而是增量部分是否增长迅速。当然，这一点在改革初期和中期或者并不为人所认识，成都也好，温州也罢，他们今天的良好经济状态更多的是由市场自发秩序所造就，而不是因为事前的设计。但是，我们今天回头追寻各地不同的经济运行轨迹时，却可以肯定地说，计划经济下的辉煌可能成为转型时代的包袱，如果变革不可避免，就应当调整这一心态，不要再沉湎于旧日的辉煌，而要将自己看作是有更大包袱的落后者。

　　或者，这一心态的调整，将有助于已经进入困顿的地区走出困顿的转折。

　　　《东北之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