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进富豪榜的人未进纳税榜”现象

　　作者 曹　林

　　最近国家税务总局发布的2002年度中国纳税排行榜爆出了一条大新闻：一大批社会知名的富豪和他们的企业都没有进入该榜。据《北京娱乐信报》报道，大庆油田有限公司以纳税175．04亿元高居榜首，中国石油天然气公司以107．56亿元紧随其后。奇怪的是，《福布斯》2002年内地100名富豪只有四人及其企业进入私企纳税50强，《新财富》杂志今年4月排出的2002年度中国400名富人，也只有12位和他们的企业进入私企纳税50强——白纸黑字的排行榜又一次把“富人纳税”的现状摆到国人面前，仇耶，痛耶，悲耶？

　　拥有让人为之眩目的财富高居富豪榜，却名不见纳税榜，能不让人嘀咕？富豪榜张扬的是私益，纳税榜表达的则是公益，在社会对富有者行为异常敏感的情景下，如果那些让人眼红的私益未能与公益对称、财富未与责任相伴，“为富不仁”的谴责必然会落到富豪们的头上。进富豪榜的人未进纳税榜，这是公众最直观的感知，但这是否就能反映许多富人自私、缺乏财富责任甚至在干偷税漏税的勾当？除了谴责和道义上的蔑视外，透过“进富豪榜的人未进纳税榜”这一表象，我们能看到什么更深刻的东西？

　　首先，笔者看到了一个倒挂的纳税结构。进富豪榜的人未进纳税榜，这在纳税结构上反映出什么问题呢？我们得明白这一点，进入富豪榜的大都是非国有经济企业的老板，他们未进入纳税榜，表明在我们税收结构上，国有经济纳税占了大头，而非国有经济纳税少！从榜上可以看到：2002年，我国100家纳税最多的企业共计纳税1858．69亿元，纳税最多的100家中国上市公司累计纳税844．48亿元，全国72个行业的纳税10强累计纳税2183．86亿元，而私营企业纳税50强纳税仅有12．42亿元——这里面国有经济和非国有经济的税源分别占多大比重呢？

　　笔者未看到这个比例，但看到了1999年的比例，相信差不了许多：1999年国有工业企业产值在全国工业总产值的比重只有30％，但国有企业上缴的国税则占全部内资企业上缴国税的66．8％。在内资企业上缴的地税中，国有企业的上缴份额也达到56％。虽然国有经济已非经济主体，但仍然是税源的主体，非国有经济已是三分天下有其二，而其在全部的税收贡献中则只有三分之一左右。也就是说，我国的经济结构与纳税结构是倒挂的。用经济学家平新乔的话说，导致这种倒挂的根由是税制调整的滞后：我们已经鼓励民营经济迅速发展了，但在税制上仍依赖于过去向国有企业征税的办法，目前的工商三税（增值税、营业税与消费税）从本质上说，与20世纪80年代政府对国有企业开征的工商税有很大的继承性。

　　除了刚性的税制导致了纳税结构的倒挂，纳税结构的倒挂导致了“进富豪榜的人未进纳税榜”外，笔者还看到了另一个更深刻的原因，就是全球化背景下非国有资本享有着少纳税的绝对控制权。

　　在英国，福特汽车公司曾威胁英国政府如果不提供1500万美元的国家资助，就把新款美洲豹车生产厂以及1000个工作岗位迁到美国去，虽说福特公司当时的总裁特罗特曼是个英国人，但他却能够毫不犹豫地宣称在美国也一样生产美洲豹；美国也不例外，早在1982年，俄亥俄州为了吸引日本的HONDA去该州设厂，付出了1600万美元的直接投资；肯塔基州也不甘落后，为了使丰田在该州办厂，花了1.26亿美元；宝马汽车公司在1993净赚了15亿美金，但它声称，该年利润的95%是在德国境外获得的，与之相对的是，从1988年到1992年，宝马给联邦德国交的税从5.45亿马克减少到0.31亿马克。

　　以上几个例子表明，在全球化生产和销售的流动体制中，资本是有翅膀的，哪儿生产成本低优惠政策多，资本就会飞到那个地方去，落户何处，何处就会受益。基于这种“会飞的属性”，资本就会给当地政府以压力：不给优惠政策，我们就会转移生产地。税收是生产成本中占很大的一部分，这自然会成为资本“敲诈”政府的一个方面，在这种敲诈中，越是富的企业在现实中交的税可能会越低，因为他掌握着“会飞的资本”。

　　当然，国有性质的资本由于体制原因是飞不动的，会飞的只是那些自由的非国有资本。这种情况下，国有经济因为不会飞只有老实本分的交税，而非国有经济形态的资本却因为会飞享有着少纳税的绝对控制权——背靠大树好乘凉，他们的代表、进入富豪榜的大佬们交的税自然也就可以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