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陈杰人

　　今天，英国人胡润向社会抛出了他编制的最新一期“中国大陆富豪榜”，该榜以众多新面孔的出现和首富的更替，引起了不少人的关注。

　　事实上，有关富豪的排名一直是媒体和社会关注的焦点。就在今天之前，互联网和报刊已经开始用大篇幅、连续报道或者专题的形式盯住了“胡润富豪榜”。即便在昨天也就是10月15日，人们在关注中国首次发射宇宙飞船的同时，也不忘谈论当时正要出台的“胡润富豪榜”。

　　在一个充满竞争的经济社会，人们关注富豪排名以及有关富豪的消息是一种必然。因为，关注富豪实际上就是关注财富，就是关注成功。在很多人眼里，每一个富豪就是一颗耀眼的明星。一个真正的富豪，以其杰出的能力、务实的精神和成功的轨迹，创造了中国经济界一个个光辉典范，自然成为人们尊重和效仿的对象。事实上，这次“胡润排行榜”也确实列出了很多中国经济界特别是非公有经济界的杰出人物。以丁磊、张朝阳等为代表的科技致富先锋、以荣智健、鲁冠球为代表的经营精英，表现了中国人的非凡能力，并引领中国经济发展的方向。

　　过去几年间，人们关注富豪，主要津津乐道于他们财富的多寡、排名的先后以及他们的成功之道和私人生活。不过，进入21世纪后特别是自2002年以来，随着一个又一个富豪的“陨落”，人们开始把目光转移到“富豪问题”。在对诸如杨斌、仰融、周正毅等“问题富豪”进行猛烈批判的同时，一些媒体发出了“中国问题富豪，下一个会是谁”的疑问，一位喜爱发表评论的法学教授甚至惊呼“中国富豪一半以上有问题。”

　　毋庸讳言，比起西方经济大国的财阀们来，中国的富豪队伍仍然具有较大的随即性和不规范性，这和转型时期中国市场经济社会的某些政策、法律的不完善以及其他各种复杂的社会因素不无关系。

　　有人曾经说过，在西方国家，一个人只要平时关注经济领域的相关消息，特别是关注股市动态，即使某个富豪排行榜还没有出来，他也可以依据所得知的消息对富豪榜的排名猜个八九不离十，但在中国，包括国家统计局在内，没有哪个机构和个人能够准确判断出中国的富豪排名，甚至对“谁真有钱”这样的问题也无法回答。

　　原因很简单，在一个成熟的市场经济社会，富豪的财富来源主要是公司的经营，人们通过了解相关公司经营状况的好坏，就可以判断出有关富豪的财富状况，而作为体现公司经营状况好坏的最重要标志，公司信息必须按法律规定定时或不定时被披露，从某种意义上讲，经济发达国家的富豪们，连同他的财富，都被展览于阳光之下。

　　但在中国，越是顶级的富豪，人们越是不清楚他的财富来源。一个一两年前还名不见经传的普通人甚至文盲，转眼之间就拥有亿万财富；一个前一天还在报纸电视风光露脸被媒体捧为“有良心的”大富豪，第二天突然被有关部门宣布因涉嫌某类经济犯罪而身败名裂、一贫如洗。这种戏剧般的大起大落现象，反映出中国富豪们背后的实质性问题。

　　关注富豪现象背后的实质问题，最重要的是了解财富的来源，注重对合法财富的保护和对非法敛财的打击。

　　过去，人们批判“问题富豪”财源的非法性——权利寻租、政策投机、非法经营、掠夺土地、偷逃税收、诈骗银行资金、侵吞国有资产。

　　上海周正毅案件，就以令全世界吃惊的巨额犯罪数字，证实了所谓富豪对中国银行界的诈骗和掠夺。也许周正毅的故事又会在新的富豪榜发布后重演。

　　据笔者所知，就在今天发布的胡润排行榜中，排名在前二十位之内的某位身价数十亿的“富豪”，实际上负债累累，甚至被人怀疑为“资不抵债”。这位“富豪”家乡的一些政府官员曾经不止一次地对笔者提及，该“富豪”发家的本事就是向银行贷款，然后用借到的银行资产铺开摊子，营造假象，以此博得企业家的美名，以便再次贷款。而银行方面和政府有关部门从自己的声誉或者利益考虑，也不得不跟着这位“富豪”的指挥棒走，不是乖乖地继续放贷，就是甘心成为他的宣传机器。

　　对于中国“问题富豪”们身后可能存在的黑幕，政府和其他有关机关本应当比普通公民更清楚也更在意。但遗憾的是，这种职业要求似乎并没有在中国的公务员和有关官员的工作中得到体现。以前不久出台的“纳税人榜”事件为例，一边是人们对众多超级富豪未进纳税人榜纷纷质疑，另一边却是政府有关部门的三缄其口。其实，就前文所述的富豪问题来看，并非中国的法律缺乏规范，绝大多数情况下，而是有法不依和执法不严的结局。设想一下，假如有关机构和官员在对待富豪问题上多一些良心和责任，少一些盲从和渎职，中国的富豪问题绝对不会这么严重，中国的问题富豪也绝对不会比比皆是。

　　在关注“富豪问题”的同时，我们也不应忽略中国财富拥有者面临的实际难题。最近几年来，我们不时听到有产者发出的感慨和呼吁。连同一些富豪在内，中国许多有产者特别是私营企业界的精英人物都对现行的法律和政策表示着某种程度的担忧甚至害怕。

　　由于宪法和法律规定的不明确，中国的私有财产尚处于法律保护的次要状态。宪法规定了“公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对私有财产甚至连“保护”也不说。如果说，法律价值取向和宏观政策对私有财产的歧视，还只造成了中国有产者们的担忧，那么，实践中有关机构和官员对私有财产的肆意侵害和保护义务上的不作为，则使富豪们实实在在地承受着利益的损害。一位私营企业主曾经对笔者推心置腹地说：“别看我们有了一点钱，表面上风光，但暗地里，我们比穷人更小心翼翼，更害怕政府官员，因为他们随时可以让你吃不了兜着走。”“发财之前，我很自由和愉快，发财之后，我反倒觉得没有了安全感。”另一位富豪的这般感慨，反映了中国富豪们普遍缺乏财富安全感的实际状况。

　　正因如此，中国的有产者特别是经营者一方面如履薄冰般打理着自己的财富，另一方面也在经营和财富增长过程中有意无意钻法律和政策空子，这种消极心态甚至还反映在对财富的珍惜和利用方面。一些财阀们在聊天时互相揶揄：“反正钱也不一定是我的，随便一点好”。

　　针对这些现状，有专家和媒体曾经大声疾呼应当在宪法层面认可私有财产的地位和给予平等保护，并在其他法律和政策层面完善对私有财产的规范。只有从宏观政策和宪法层面消除了人们对私有财产安全问题的担忧，才可能真正促使全社会积极投身于积累资产发展经济。这种积极心态和更广泛层面的参与，又能使市场竞争更加规范，更加富于理性，更有助于抵制少数人的不法敛财行为。

　　财富的取得，是财富的形成问题，财富的保护，则是财富的价值问题。这两个问题如果不解决，中国的富豪就永远不能真正站直腰身昂首前进。作为一个英国人，胡润不可能真正了解中国富豪们表面风光背后的实质内容，他的排行榜，注定了只能从或多或少已经失真的数据表面反映问题。这种“表面性”，表现在一是上榜人并非中国真正的最大量财富拥有者，二是真正拥有大量合法财富的人，也许游离于这个榜之外。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要关注胡润排行榜，而不能迷信胡润排行榜；我们关注排行榜本身，更要关注排行榜之外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