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有关资料显示，全国城镇贫困人口目前约有3000万 ，贫困面占全国城镇人口的比例近8%。对于如此大的一个群体，党和政府及广大人民群众无不给予极大关注，因为它直接影响着改革的成败与进程，直接关系着社会的稳定和发展。为此，近年来无论政府部门、社会团体还是专家学者，都在这方面进行了大量的调查研究、分析判断并提出了很多有见地、可操作的意见和建议。九届全国政协社会和法制委员会近几年来也在这方面进行了专题调研，其调研报告内容是多方面的，但通过调研我们的共识是——就业是减少贫困的根本途径。现结合调研情况和我在这方面的学习体会谈点个人意见，不正确之处望批评指正。

　　首先，我认为党中央、国务院应把就业和再就业列为国家宏观调控战略目标的重要内容，通过宏观政策的调整增加就业机会。同时应把实现就业和再就业的成果作为评价各级政府和有关部门政绩的主指标之一加以考核。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在目前就业形势极其严峻的情况下，保证改革开放成果，保持社会稳定。

　　据劳动和社会保障部提供的数据表明：我国“十五”期间，新成长劳动力将升至峰值，新生劳动力较“九五”平均每年增加290万人，五年累计达1450万人，加上现存的下岗失业人员，每年城镇需要安排就业的人数将达到2200-2300万，而按目前的就业框架计算，每年新增就业岗位只能达到700-800万个，年度供大于求的缺口为1400-1500万人。更何况我国农村还有近1.5亿剩余劳动力需要转移，从而形成巨大的就业压力。

　　与此同时，尽管我的社会保障体制还不够健全，社会保障水平还较低，但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国企下岗失业人员的增多，政府每年用于居民最低生活保障的资金却逐年递增。据民政部初步计算2002年底所需资金将达240亿-300亿元。从而看出，国家每年用于“低保”的资金也较前有了大幅度攀升。然而尽管如此我国仍存在着数量可观的贫困群体，他们不仅生活水平低下，教育程度受到很大遏制，尤其难于抵御病痛、灾害的发生，他们中一些人不无怨气地讲：“我们是小病不治、大病等死。”更为严重的是他们由于长期生活拮据，对改革产生怀疑，对未来丧失信心，对社会产生不满……已经成为社会不稳定的主要因素之一。为此，我做出如下建议：

　　1.应把就业和再就业列为国家宏观调控战略目标的重要内容，通过宏观政策的调整，千方百计增加就业机会。迄今为止，我国经济政策的主要目标依然是“增长优先”战略，而对收入的分配却没有给予更多关注。应该承认创造就业是一种意识，“就业”不会自动实现，政府应把“创造就业”作为首要目标，实行就业导向策略。我以为加快、加大税收政策调节作用，采取增加个人所得税增幅度比例等遏制贫富差距、促进收入再分配的措施，用以支持发展吸纳更多人就业的第三产业、劳动密集型产业和个体、私营企业，应该是可行之举、有利之措。

　　2.各级政府和有关部门应把实现就业和再就业作为本届任期内的重要施政内容。因为“实现就业”不是仅仅解决大政方针就能奏效的，它需要做很多细致的摸底、测算工作，还必须制定操作性较强的实施方案。因此中央有了决策、方案后，还须各级政府和部门，在具体的贯彻执行中加以配套、努力贯彻执行。为此，我认为中共中央、国务院应把实现就业和再就业的成果作为评价各级政府和部门政绩的主要指标之一。

　　3.积极拓展城镇个体、私营经济。城镇个体、私营经济已成为新增就业的主要渠道，政府应为其提供经济、政治、社会的平等机会，使他们能在融资、用工、土地使用等多方面得到平等待遇。据有关资料反映，有些优惠政策虽然已经出台，但由于缺少实施细则操作起来很困难；而出台的一些优惠政策又由于管理审查事项繁杂、手续收费项目繁多，而使许多准备或创业者望而生畏。他们发牢骚说：“票子是一张一张的进，一沓子一沓子的出。”这大大挫伤了他们创业的信心和积极性。

　　4.大力发展便民利民的社区服务业。近几年来社区建设虽有一定发展，但由于其法律定位、管理体制、资金来源等一系列问题，发展速度还很缓慢。但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日益深化，“单位人”向“社会人”的转化必将加速进行，为此社区建设、社区服务必然成为百姓最为迫切的需求。由于社区服务业面宽、量大、技术含量要求相对比较简单，必然可以吸收大量文化层次相对较低、年龄结构较高的劳动者。这对我们今天面临的大量下岗、失业人员难以再就业的形势来说，应该是最有潜力和前途的事业，我们必须大力推进其发展进程。

　　5.积极探讨发展“非正规部门”推进“非正规就业”。所谓非正规部门，主要指规模很小的从事商品生产、流通和服务的单位。主要包括：微型企业、家庭型生产服务单位、独立的个体劳动者。所谓非正规就业，主要表现在：工作地点不定、工作时间不等、工作内容因人而异等特点。目前国际劳工组织大力推动各国政府重视扶助非正规部门发展，其原因就在于它在缓解就业矛盾、提供就业机会方面，起着重要作用。它可以成为吸纳劳动力的“蓄水池”，可以成为减少社会矛盾、稳定社会秩序的“缓冲剂”。但目前我国由于长期受计划经济模式束缚，无论政府部门还是职工群众对非正规部门、非正规就业都缺乏正确认识。为此要想推动此项事业发展，首先要解决认识问题。政府要意识到它是发展经济、解决就业的良好途径，要在政策上加以扶植，在管理上建立有关工作的协调机构，使其能在规范指导下健康有序发展；广大人民群众应意识到：无论哪一种就业，它本质上都是人们谋生的手段，都是用自己的劳动获取收入的行为，它没有高低贵贱之分。当然在这项事业中，政府部门应该是主体，必须正式承认并提升非正规部门、非正规就业的社会地位，要有总体设想、总体规划，建立必要的规范、法则，并建立相关的工作协调机构。当前非正规部门大多处于弱小的初创阶段，应本着“养鸡下蛋”的精神涵养税源，给予各方面的优惠，扶植其健康发展。

　　总之，我认为“救助、救济”和“就业”是完全意义上的两回事，除去在特定时段对特殊人群给予必要的救济和救助外，最根本的问题是千方百计使他们实现就业。因为“救助”是被动的，承受救助者虽然从物质上得到一定的补偿和满足，但他们在精神上却承受了自卑和压力，从某种意义上讲甚至有一种屈辱感，为此他们的主人翁感和社会责任感都受到了极大挫伤。而如果用大量“救济、救助”的钱，用于开辟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和岗位，使他们得以就业，情况就完全不同了。因为对于就业者来说，他们不仅会得到赖以生存生活的物质保证，同时他们还得到了更为重要的信心和自尊，使他们能更好的融入社会，感受改革、发展的成果，从而真正成为社会发展和进步的参与者、建设者。

　　为此，我大声呼吁：积极扩大就业，只有就业才是减少贫困的根本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