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心理学的理论认为，大多数城市的居民对外来者都会保持一种警惕和距离，最严重时会表现为排外。在过去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上海人的排外情绪通过轻视表现出来。但对于宁波人却表现出一贯的热情，在公开场合开玩笑时都称宁波人为“老宁波”或“小宁波”，这种近乎绰号的代称并无恶意，反倒蕴含着一种亲昵。

　　上海人对宁波人的亲昵，是高度认同的体现。在上海人的集体记忆里，宁波人有不少优点值得肯定，性格直爽，敢说敢干，讲信用，重情义，规矩也大，但最最关键的是经商能力强，上海滩不少大老板都是宁波人——对一个城市而言，当然希望接纳成功者。

　　现在，上海人正以更宽阔的胸襟欢迎来自各地的创业者和淘金者。在这个移民城市里，第一代、第二代闯荡上海滩的宁波人故事已经成为上海编年史中的精彩篇章，并对新上海人形成极大的影响。撰写并主编《上海的宁波人》一书的上海大学社会科学学院副教授，上海市宁波经济建设促进会文史资料研究室副主任李瑊在这方面有着独到的研究。

　　记者：你能用一句话来形容宁波人与上海人的关系吗？

　　李瑊：不论过去还是今天，上海人与宁波人都可以用亲戚关系来比喻。上海人中有四分之一或五分之一与宁波人有关系，在很多家庭里都可以曲曲弯弯地找到祖籍宁波的亲戚。

　　记者：你怎么会想到研究宁波人的？

　　李瑊：我的外公是宁波人，早在上世纪30年代来上海闯荡，好像开了家卷烟厂，后来在抗战时毁于战火。我的童年是在宁波度过的，在那里接受了启蒙教育，家乡的环境与风俗习惯以及宁波人的处世方式对我影响很大。后来我随父母到新疆，在那里完成了大学学业，又回到上海读硕士、博士学位，我的论文就是以在上海创业与发展的宁波人为研究对象的。

　　记者：19世纪以来，宁波人移民上海的根本原因是什么呢？

　　李瑊：这里有许多原因，从客观上说，鸦片战争后，上海与宁波同为五口通商的城市，看起来处于一条起跑线上。当时的广州倒比上海与宁波有优势，因为在这之前它是中国唯一的对外贸易口岸。但不久，上海的地理优势体现出来了。上海处于长江黄金水道下游，紧扼出海口，又在东部海岸线中段，对内联动全国，对外辐射太平洋。而离上海很近的宁波没有这个优势，相反，它地少人多，纺织业与手工业比较发达，但在开埠后受到西方经济的强烈冲击，市场萎缩，农民破产，自明清两朝后迅速增殖的人口必须向外寻找出路，于是地理位置较近、经济发展较快、就业机会较多的上海成了宁波外出捞世界的首选。主观上说，聪明勤劳的宁波人到了上海后，得以迅速站住脚跟，并形成庞大的社团和相当有实力的资本与工业实体，营造了良好的小环境，对后来的宁波人有很大的吸引力。上海开埠之初，广东移民占第一位，但很快被宁波人赶上了，成了上海最大的移民群体。据我掌握的统计表明，1852年，来上海谋生的宁波已经是6万人，到1907年达到了40万人，占上海总人口的六分之一，而在1948年则发展到了100万之众，占全市人口的五分之一。当然，宁波人在上海的增长不是孤立现象，它与上海的三次人口增长高潮有关，太平天国运动、民国初建和“八一三”淞沪抗战都给上海带来了大量移民。而且上海是一个开放的移民城市，在人文环境上非常宽容，吸引了众多外来者，最多时还有40多个国家的外国人在此淘金，这在世界移民史上也是罕见的。

　　记者：俗话说：吃过奉化芋艿头，闯过三关六码头，宁波向来就有向外闯世界的劲头和传统。那么宁波人在上海的职业流向如何呢？

　　李瑊：宁波人在上海谋生也是分层次的。在这之前，宁波的钱庄业是比较发达的，这些人到了上海后继续经营钱庄，这种“旧式的银行”对上海的经济发展起到极大的作用，也为宁波人在上海发展实业提供了资金保证。在上海早期的9家钱庄里，宁波人占了5家半。后来宁波人还在上海发展工业、商业、建材业、医药业、航运业等，特别在商业，有“无宁不商”的说法。反正近代城市的支柱产业，宁波几乎都有涉足。而最为上海称道是宁波的奉帮裁缝，执上海服装业牛耳，他们做出了中国的第一套西装和第一套中山装。还有一个现象比较有意思，宁波人在上海做买办的特别多，有名的要数王槐山、虞洽卿、蒉延芳、许葆初等人。对买办的历史作用如何评价，学术界还在讨论，但我认为他们敢于从事这个当时还被人鄙视的职业，最早与外国人打交道，熟悉了西方经济运作的模式和规则，熟悉了对外贸易程序，对现代民族工商业的起步还是起到了积极作用的。而且虞洽卿等人在与外商的交往过程中对外国人的认识不断加深，后来还是有不少爱国表现的。

　　当然，旅沪的宁波人中也有许多底层劳动者，他们从事车夫、船夫、挑夫、杂仆、小贩等职业，但有一点很重要，不少宁波人在企业里常常处于技术岗位，凭手艺吃饭成了他们的座右铭，后来这些宁波人中有不少依靠宁波同乡会之类的社团帮助，白手起家，获得了成功。可以说他们是城市神话最生动的演绎者。

　　还有一个原因不能不谈，就是宁波与上海同属吴越文化圈，在人文气息上容易沟通。而宁波历来非常重视文化教育，那么在宁波人旅沪期间的择业取向上就体现这个特点了，他们比起其他地区的移民来，更希望通过掌握文化知识来提升自己的社会地位和职业层次，也更遵循儒家的传统道德和浙东地域的风俗习惯，这也就决定了他们在上海社会的发展进程中不可替代的作用。

　　到了20世纪二三十年代，旅沪宁波人势力达到盛极之时，以后，宁波帮就与福建帮、江北帮、广东帮等并列为沪上颇有势力的民间帮口。

　　记者：据你了解，今天的宁波籍上海人对他们的祖辈有什么看法？

　　李瑊：现在的宁波籍上海人已经是彻头彻尾的上海人了，他们可能对祖辈曾经的荣光与艰难已经淡忘了，对这一段历史记得的也不多了，我在调查时发现，不少宁波籍的上海人对祖辈的经历和勇气表示出极大的惊讶。不过中年以上的宁波籍上海人还是很认祖的，清明时节回老家祭扫的人很多。我要说的是，海外的宁波籍人是乡土情结最重的一个群体。这种感情促使他们报效桑梓，热爱国家，宁波籍的海外华人在建国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为国家、家乡建设作出了巨大的贡献，这也是有目共睹的。

　　记者：你认为今天的上海人应该从“拓荒者宁波人”身上学习什么？

　　李瑊：这是一个很有现实意义的问题，我认为今天的上海人（包括宁波籍的上海人）可以向“老宁波”们学习的地方主要有三点。首先是宁波人的团队精神，宁波人成为上海最大的移民群体，与这点是分不开的。宁波人来到上海后，一般都能得到同乡的帮助，比如他们有四明公所，后来又有宁波旅沪同乡会，它是最大、具有现代社团性质的民间组织，虽然一开始这个机构的性质是慈善性的，留宿流落街头的宁波人，掩埋死无葬身之地的宁波人，给初来乍到上海的宁波人以择业介绍等，但到后来发展成为协调宁波工商界内部矛盾和负责对外交往的机关，还具有普及教育等社会功能。所以我说它最终成了培育移民民族观念的场所，是宁波移民的精神支持系统。

　　熟悉上海近代史的人都知道两次四明公所事件，一次发生于1874年，公所的地产被划入法租界，引起宁波人的强烈不满，后来华人在租界的抗议活动遭到法租界军队和公共租界商团的镇压，华人死伤20多人。另一次在20年后，也是公所地产被法租界强行征收，法国士兵打死打伤中国人10余名。但在两次事件中，宁波人表现得非常团结，他们通过罢工罢市等与法国殖民者斗争，使得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次自发的反抗殖民暴行的斗争取得了胜利。比如说吧，在斗争中，各行各业一呼百应，不光四明公所董事会的领导人虞洽卿、沈洪赉等据理力争，就连菜贩、报童、独轮车小工也停工了，造成上海首次陷于交通全面瘫痪。

　　其次，宁波人很讲信誉。宁波人在上海开钱庄，采用的是原始的信用贷款方式，靠口头承诺加上第三者担保。虽然以今天的眼光看有局限性，不利于现代金融业的发展，但当时对宁波人的创业和上海经济的发展却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中国的第一家民营银行——通商银行就是宁波人于1897年创办的。有一件事值得一说，上世纪30年代时局不稳，资金不是很雄厚的四明银行出现挤兑风潮，但所有由宁波人经营的商铺同时挂牌告示“代兑四明银行钞票”，以此来稳定民心和分担金融风险。就在鲁迅先生常常光顾的内山书店，老板也对营业款中的四明银行钞票表示担忧，但宁波籍的伙计当场表示愿意将自己的现钱兑换店里的四明银行钞票。

　　第三个值得学习的地方是，宁波人热心于社会公益事业。大家都知道宁波人生性俭朴，反对浪费，最最痛恨败家子，一些腰缠万贯的大老板也是如此。就拿船王包玉刚来说，有一年到北京办事，住在宾馆里，服务员不敢洗他的背心，为什么？因为这件背心已经很旧了，怕一洗洗出几个洞来。但宁波人对社会公益事业向来是非常关心并身体力行的，早在1899年就创办了澄衷蒙学堂，是当时上海最早的3所私立学校之一。此后还创办了南洋公学和光华大学及职业补习学校等十数所学校。除个人外，1920年后，宁波同乡会还先后办了10所小学，其他地方来的移民子弟也可以入学。到了改革开放的年代，宁波人对教育事业的贡献更大，海外的宁波籍企业家和在宁波的企业家，捐钱捐物从来是不吝啬的。就在我们上海，也有不少文化教育设施是宁波人捐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