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篇：上访村官为何被判劳教

　　中篇：谁在诬告谁

　　下篇：通山县公安局如此“依法办案”  捉手按指纹

　　在中央反复强调群众利益无小事，凡是涉及群众的切身利益和实际困难的事情，再小也要竭尽全力去办的今天，湖北通山县却发生了这样一起上访事件。它让我们认识到，落实中央的精神还“路漫漫其修远兮”。与其一味指责群众进京上访，不如扎扎实实解决问题。不解决问题，其患无穷。—编辑部

　　本特约记者 何卫红

　　上访有罪乎

　　为“村小学教学楼建成豆腐渣”、“村财务十几年未公开”和“税费改革违背上级政策”等关系到广大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一名54岁的农村妇女、民选村官在几十次自费到乡、县、市、省反映无果后，不得不进京上访，但问题未得到解决，反而被判劳教。

　　这事发生在今年的湖北省咸宁市通山县大路乡塘下村。

　　村民求助“女能人”

　　上访者余兰芳教过七年小学，1982年至1991年任村妇女主任（其间曾被群众推选为村主任，因家庭困难婉拒），2002年12月经村民“海选”当选村主任。在大路乡乃至通山县，余兰芳称得上“名人”。因她过去是全县有名的养猪专业户，多次被评为县“科技致富带头人”、“双学双比女能手”、“优秀妇女干部”、“劳动模范”和“全省科技示范户”，还曾靠养猪供养三个孩子读了大学。

　　2000年，老伴从邮政部门退休，最小的儿子也大学毕业参加工作，余兰芳到在荆门市工作的大儿子家照看孙子。在外人看来，她完全可以在城里享清福了。然而2002年5月，自她回村之日起，她开始走上了一条上访路。

　　事缘于塘下村新建小学成危楼。

　　1996年，塘下村拆毁80年代兴建的3000平方米的平房教室，向村民每人摊派200元共集资40多万元修建新教学楼。村里先以240元/平方米将工程承包给一包工头，后来却赔偿5000元解除了合同，反以280元/平方米将工程承包给村会计程福梅的妹夫余兆训。1997年工程竣工，未经验收即交付使用。一年不到，教学楼险情不断，先是两根大梁出现断痕，接着一学生在二楼走廊玩耍时“不小心”碰倒挡墙掉到楼下，摔断胳膊。五年间，包工头五次对教学楼进行整修加固，但仍让师生们提心吊胆。几十万元的血汗钱换来危楼，村民们怀疑村干部与包工头之间有“猫腻”。

　　几年里，村民数十次向乡里反映要求彻底清查，但始终未引起重视。2001年6月，村民们直接向县检察院举报。经查实，几名村干部在建楼中有受贿行为，检察院向大路乡政府“建议对有关人员进行处理”，乡里未予理会。

　　2002年5月，余兰芳因事从荆门回村里老家，村民们纷纷找她反映问题，希望有文化、懂政策的余兰芳能帮助维护农民的合法权益。

　　余兰芳横下心，要把这事“揽”下来。

　　登报也没用

　　2002年8月28日，余兰芳写信向咸宁市《南鄂晚报》反映。记者调查后，于9月5日、6日以《通山县一村小学建成“豆腐渣”》和《学校建设搞“暗箱操作”》为题，揭露了塘下村小学的校舍建设问题。

　　文章刊登后，余拿着报纸到县信访办反映。一名接待的年轻干部说，这楼又没垮，你操什么心？既然报纸曝光，你找报社解决去！

　　无奈之下，余到了省信访局，接访处人员让她去找省教育厅。教育厅的陈同志倒是热情，让余将材料先放下，再“研究考虑”。后来，余再去找过，陈说已交代咸宁市教育局，让余回去找当地政府。

　　余兰芳听说单独反映难受重视，联名上访效果更好。10月6日写了材料，并让100多村民自愿签名。7日，余又赶到省信访局，再次被推到教育厅。仍是陈同志接待，他当即打电话给咸宁市教育局，告知此事。10月8日，余还在武汉，获悉村支书陈有山于7日晚带人上门，将余家大门、家具打坏。余当即到省公安厅报案，厅里当即打电话给咸宁市公安局，要求严肃处理这起打击报复上访人的事件。

　　省公安厅的指示起了作用。10月12日，乡里让在建小学楼中受贿5000元的村支书陈有山和受贿8000元的村主任沈应虎辞职，而这处分比县检察院下达的建议书迟了一年多。

　　教育厅的指示也起了一定作用。10月15日，受县教育局委托，县建设工程质量监督站对塘下村小学教学楼进行质量评估，认为“经整改加固，教学楼已消除结构安全隐患，可投入使用”。可这个“质量评估报告”没有法律效应。在通山县，鉴定房屋质量安全的法定部门是房产部门。再说，花几十万盖了座危楼，结果仅让两名村干部辞职了事，难平民愤。

　　余感到在当地已难以解决问题，于是决定进京上访。

　　找到国家信访局，接访官员让其到教育部。教育部接访人员说“这事是政府管的，不是教育部门管”，便给湖北省政府办公厅写了公函。

　　10月23日，余回到武汉，拿着教育部的信找省政府办公厅，但进不了门，只好又到省信访局，接访处领导非常恼火：“这不是政府管的，是教育厅管的。”他在教育部公函上批示“请到省教育厅反映”。到了教育厅，还是陈同志接待，他说:“我们也无能为力了，如果真要检测，我可以介绍两个工程师。”余到省建设厅找了这两个工程师，他们说要2万元检测费，可谁拿得出这么多钱呢？

　　后来，余兰芳又连续两次到北京，但在国家信访局登记后，就被湖北省接访人员接走，送回通山。回到通山，余当然免不了受到当地一些部门官员指斥：“你为什么动不动就上北京？”“你官瘾太大，是不是想当村长！”但余处之泰然。

　　村官好选事难干

　　到了11月下旬，塘下村委会换届选举，众多村民表示“就是讨米要饭，也要跟着余兰芳”。

　　12月16日，余以高票当选村委会主任，其他几名委员候选人无一当选。按规定，委员缺额应在15日内另行选举，但乡里一直没有安排，而是指定原村会计程福梅和原副主任留任。

　　12月16日当选，乡里12月31日才发《当选证》，余于2003年元旦开始工作。

　　余兰芳上任第二天，就接到法院传票，说村里因欠县民政局的钱已被起诉；元月3日，县电力局来人逼债，说村里2000年农网改造欠他们5.77万元（实际上农民每户180元已交给村里，但被村干部挪用了）；元月5日，村里南堡塘水库承包人来讨债，说原村干部接待上级钓鱼欠款7000多元……

　　余兰芳向记者回忆刚上任的那些日子——“因为我是新任村主任，村里以往的各种债务和麻烦都找到我，而由于有乡里撑腰，并未依法当选的原村会计兼出纳程福梅仍把持着村账和公章，我工作中想用一分钱都不行：为了维修南堡塘水库，我个人出资200元买树做模板；为修村公路，我个人贷款1000多元付工钱，一直干到腊月二十八；春节慰问七位烈军属和老干部，我也是自掏腰包，和副主任唐绍生一直忙到除夕团年饭后。”

　　为正常开展工作，余多次找副乡长朱礼全和乡长程国芳，说“程会计没当选不能再继续管公章和村账，应按规定补选”。朱副乡长说：“程福梅是个好会计，她不干谁来干？上面精简干部有规定，会计、出纳只能一个人，你想把出纳工作交给副支书王竹生是不对的。”程乡长则说:“要程福梅写辞职书，乡里批准，才能重选。”

　　见乡里没处讲理，余兰芳又想到三个字：上北京。

　　“停职反省”

　　3月上旬，余兰芳第四次进京，还没走进国家信访局，就被大路乡派出所所长夏建华等四人抓住，将其衣服扯破，当天下午即带离北京。回村后，问题还是无法解决。

　　3月17日，余兰芳第五次进京，她害怕像上次一样被派出所认出后抓回，便借了破衣帽，提个蛇皮袋，扮成捡破烂的，到了国家信访局和全国人大，交了材料，随后回到通山——这次倒还安全。

　　余兰芳上任后面临的第一件事，就是不合理的税费。

　　2002年，湖北省实行税费改革后，农民负担普遍减轻，但塘下村的税费任务仍与2001年一样，是12.8万元。尤让人惊讶的是，在乡财政所，塘下村的税费任务原来只有7万多元，12.8万元是乡、村层层加码后的数字。

　　于是，余与乡政府据理力争。2003年1月中旬，乡党委书记宋骄阳找余谈话，要其完成税费征收任务，据余回忆，当时宋强调说：“你现在是村主任，跟孙悟空一样戴了紧箍咒，要跟乡里保持一致。”

　　3月份，为“迎接”省里检查，乡政府在公开栏公布的塘下村的税费任务“减少”到6.8万多元，计税常产也由1770斤降到1550斤。余还是觉得不对，质问乡领导：“邻村余长畈村田比我们好，可常产定的是1156斤，塘下村能不能参照他们定常产？”乡领导对此嗤之以鼻。

　　3月28日，塘下村上演了一场抢公章的闹剧。

　　当天晚上9时多，乡干部余木雄打电话给余兰芳，说是为村民办理低保，要用村委会公章，要她带公章到村支书陈继和家。余到陈家后，余木雄、谢成兵等十多个乡干部将其围住，拿出材料要她盖章。余见势不对，就假说公章没带，只能到她妹妹家去盖。于是，他们跟余到她妹妹家。余刚拿出公章盖了几份材料，副乡长朱礼全就动手抢了公章。

　　次日上午，乡党委书记宋骄阳、县司法局局长王岁升等在塘下村召开党员干部会，列举余兰芳“抗税”、“诬告”等几大“罪状”，宣布她“停职反省”。

　　从当选村委会主任到被非法“停职”，余兰芳“上任”仅88天。

　　余兰芳说：“3月28日村公章被抢，29日乡领导宣布我‘停职反省’后，我连续两天到县民政局，但都没找到人。31日，找到咸宁市民政局，基层政权科张科长让我先找县局，找到县民政局，基层政权股窦股长让我先回去，由他向局长汇报。4月3日，又找窦股长，他说局长正忙，过几天再说。4日，再找市民政局基层政权科，张科长打电话把窦股长叫到市里，后来我和窦股长回到通山。”

　　4月9日，通山县公、检、法、司和大路乡干部40多人在塘下村召开村民代表大会，会场内外由公安把门，外面有公安巡逻。县司法局长王岁升讲话：“我们今天不是来恢复余兰芳职务的，是来依法征税的，你们不要听少数人煽阴风点鬼火，不照章纳税。”王局长列举了余兰芳“组织群众抗税”、“诬告乡主要领导”等八条罪状。看到势头不对，塘下村民集资聘请帮助清账的律师劝余兰芳赶紧回避，以免被抓。

　　余兰芳回忆说：“4月9日，我第五次到了省税改办，接访人员说你最好找省委领导反映一下，我说连门都进不去，她说那我们也没办法，打了多次电话给通山，也发过通报，他们不按政策办，我们也不能强制执行。”

　　怎么办呢？余兰芳左思右想，又是“上北京”一条路。

　　成了黑社会的组织者？

　　4月11日，余兰芳和老伴一块第六次进京。每天一封挂号信，将材料寄给中央领导和中纪委、公安部、教育部、民政部。

　　21日离京回家。23日，村民清账代表郑旺献因清账被村里几个二流子殴打，余去看望时，村民跑来报信，说村里几个二流子正在到处找她，让她赶紧从后山逃走。此后几天，余一直东躲西藏，不敢回家。

　　5月12日，通山县民政局局长陈高潮等通知余兰芳：“本着依法行政和实事求是的原则，决定恢复你村委会主任的职务，但村委会公章不能给你。”

　　随后，县工作组成员、县经管局的阮绪林宣布在塘下村的清账结果：原村干部都有问题，都要退赔1000多元。同时，工作组组长、县司法局长王岁升让余兰芳把农民选出的清账代表找来签字认可。余兰芳说，原村干部哪只这点问题？我亲眼看见程福梅的妹夫、村教学楼包工头余兆训在村里报销了6000多元的生活费，怎么没清出来？再说清账代表被打后他们没有再参加清账，怎么能签这个字？

　　5月13日下午3时30分，县公安局30多名干警开着八辆警车，以“刑事拘留”名义将余兰芳抓走。

　　5月15日12时，县公安局以“公然发动群众抗税，妨碍国家工作人员执行职务”将余兰芳行政拘留15天，关押到看守所。其间，公安局法制科科长叶祥高多次提审余兰芳。

　　5月30日8时许，在余兰芳被放出前，叶科长再次提审余兰芳，要她写“悔过书”，并说：“你要写深刻一点，回去以后还要写，要在全村各个自然湾都贴上，要用毛笔写成大字用大纸贴，我还要来检查的。”县公安局副局长朱瑞英还劝余兰芳道：“我们都是女同志，你出去后姿态放高一点，把村主任职务辞了算了，在家里养猪养鸡还自在一些，不要再上访了。”

　　5月31日，记者到通山县采访，县委副书记兼纪委书记宋旭余告诉记者：“余兰芳已成为黑社会组织者，网罗一些老上访户，造成社会动乱。在通山，她无法无天，老子天下第一，闹得不得安宁。为打击其嚣张气焰，县里组织了60多人的专班，就其问题进行了调查。她是个泼妇、无赖。咸宁市公安局已判她劳动教养一年半，但县里本着治病救人的原则，若她认识错误，痛改前非，可从宽处理，免于劳教；若知错不改，一意孤行，则依法处理。”

　　而余兰芳这样向记者痛陈：“八个多月上访，我风餐露宿，花费近3万元，跑了2万多公里，找了各级十几个部门、几百人次，受尽白眼和屈辱。没想到不仅问题解决不了，反倒要判我劳教一年半。难道，天下真没有我说理的地方？”

　　上篇：上访村官为何被判劳教

　　中篇：谁在诬告谁

　　下篇：通山县公安局如此“依法办案”  捉手按指纹

　　本刊授权搜狐网独家发布，未经《南风窗》同意任何报刊及网站不得转载，本刊保留法律追究的权利。如需转载，请与南风窗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