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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八”起义纯属官逼民反，是台湾同胞反贪污、反腐败、反专制的群众性自发斗争，是反对国民党腐败专制的爱国民主运动，与当时大陆国统区“反内战”、“反饥饿”的爱国民主运动遥相呼应。因为这批贪官污吏来自外省籍，所以运动中杂有反“阿山”的口号和行动，但就整个斗争的主流而言，并没有提出任何“企图使台湾脱离祖国而独立”的口号与行动，个别笼统反对外籍人的行动也得到制止。“二.二八事件委员会”“告全国同胞书”强调：“我们的目标是肃清贪官污吏，争取本省的政治改革，不是要排斥外省同胞，我们欢迎外省同胞参加这次改革本省政治的工作。”“我们都是黄帝的子孙，民族国家政治的好坏，每个国民都有责任。大家拿出爱国热忱来，和我们共同推进，我们很诚恳地欢迎各省同胞的帮忙协助。”高雄市学生军的传单也强调：“我们是绝对没有忘记爱祖国”，“我们绝对没有忘记爱祖国精神”，“打倒腐败官僚，建立民主政治！”“二.二八事件处理委员会”的大纲和各地群众组织的要求归纳起来，都是反对贪污腐败，反对滥用军权，反对歧视政策与差别待遇，要求保障人民生活，实现民主和自治等要求。
“二.二八”血案，使无数爱国志士和抗日英雄沉冤九泉，同胞的伤痕难以抚平。中国共产党一开始就支持台湾同胞的正义斗争。40年之后，“二.二八”血案得到了国民党台湾当局的初步平反昭雪，这是治愈历史创伤的开始。但值得注意的是，少数搞分裂的“台独”者，企图利用“二.二八”血案伤痕，颠倒历史，将台湾同胞的爱国民主运动歪曲成“反侵略”的“台独”运动。只把台湾看成受害人，而痛斥国民党、外省人为加害人，把事情单纯化，并大肆谩骂，甚至于时常对外省人流露出厌恶的情绪。这是有意往爱国的民主抗暴烈士脸上抹黑，是别有用心的。出了“二.二八”那么大的事，国民党为了对人民有个交待，也必须作作姿态，陈仪又被蒋介石选中了。不过，这一次陈仪被选中，不是让他再去挑重担，而是要他充当国民党在台湾初期腐败行径的罪魁祸首。
其实，蒋介石在“二.二八事件”刚结束时，并无意加害于陈仪，陈仪被免去台湾省的职务后，又接替沈鸿烈出任浙江省主席。但是，就在此时，陈仪的弟子汤恩伯出卖了他。
陈仪调任浙江省主席，已是1948年春的事了。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基本结束，国民党的败局已定。当时，蒋介石手下的大大小小的官员们都走到了人生的十安路口，何去何从，成为许多人被迫迅速作出的抉择。陈仪默察天下大事，决心脱离国民党京沪杭警备总司令汤恩伯，策动他起义。汤恩伯早年读书时，多次受过陈仪的帮助，陈仪不惜资助100元光洋送汤恩伯到日本士官学校学习，汤恩伯回国后还不断受到陈仪的保荐，后成为89师师长。陈仪对汤有知遇之恩。谁知汤恩将仇报，出卖了陈仪。次年2月，“行政院”改组了浙江省政府，陈仪被免职，后被软禁于衢州，又于4月29日被秘密绑架到台湾，囚禁于基隆。蒋介石岂能容忍陈仪的“通共”行为？正好“二.二八“少了一个替罪羊，蒋介石便把导致”二.二八”的罪责加在陈仪头上，陈仪也剩下死路一条了。
陈仪之死是带有一定悲剧色彩的，他被枪决的情形同样令人难忘：1950年6月18日晨，曾与陈仪在福建共同推行过“新生活运动”的老相识蒋鼎文出现在陈仪面前，他是接受陈仪死刑命令的招待官。他神色黯然地走向陈仪说：“好吧！”便嘱唯一的随身厨子为他备水沐浴、更衣。陈仪从容不迫，对镜整容，打好使用多年的领带。蒋鼎文命行刑军士送来一盘食物，一瓶美酒。陈仪拂袖而起：“用不着，走吧！”两个士兵上前扶持，陈仪一摔两臂而拒绝，昂首阔步走了出去，上了指定的吉普车。抵刑场后，陈仪稳步下车，扭头对行刑的人说：“向我的头部开枪！”便大步向前，口称：“人死，精神不死”。陈仪死时，年67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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