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稿／钱亦蕉（记者）

　　无名氏在上海有一个50多年的老朋友，“文革”时还因为这个老友进过监牢。后来无名氏每次回上海都会来他家，和无名氏关系如此亲密并维持到老的朋友大概也就仅此一个。这个老友就是方为良，记者辗转找到了方先生，掀开了无名氏神秘的面纱。

　　无名氏这个人

　　方为良说起无名氏，充满复杂的感情。他认为无名氏这个人从整体来说是失败的，身后萧条，没有儿女，太太又拒不出面治丧，还出书毁誉，参加丧礼的亲朋好友也很少；由于死得突然，连遗嘱都没有立就匆匆与世长辞。“好名、好利、好色，是他的致命伤”，方为良沉痛总结道。

　　性格即命运。谈到无名氏的性格，方先生觉得他最大的优点就是执著，有毅力。无名氏连高中都没毕业，但通过自学却博古通今。有一个例子可以说明他的这种个性，无名氏早年的字写得很差，有一年他去劳动开荒，写了一张大字报，别人看了说：“这是谁写的？字怎么这么难看？”那时他已经五十来岁了，但听到这样的话后开始发奋练书法，后来居然成了杭州的书法家，去了台湾之后书法作品还到韩国展出过。

　　无名氏曾称自己的作品比徐志摩还浪漫，他才是中国最浪漫的作家。方为良觉得“这种浪漫的性格使他的婚姻生活不幸，也使他的作品夸张而不平实”。

　　“如果要说他做人最大的失败，那就是人际关系了。这或许也是马福美对他攻击的原因。他这个人太功利，用得着的就联络，用不着的就不理别人，因此朋友很难交得长。他后来和很多老朋友的关系都疏远了，兄弟关系也很紧张。在金钱方面，他是个非常斤斤计较的人，与哥哥卜少夫的矛盾就在于版税问题上。他在与人相处方面的确有欠缺。”如此看来，方先生提到的无名氏的这些性格特征，也直接影响到了无名氏夫妻的反目成仇。

　　婚姻悲剧

　　马福美是无名氏的崇拜者之一，当时两人成婚也传为一时佳话。方为良说，无名氏1982年底到香港，马福美曾写信给他诉说爱慕，因两人年龄相差很大，无名氏回信中有一句“你是早晨的花，我是夕阳西下”，马福美又回信说“我这朵早晨的花就是献给夕阳的”。后来无名氏到了台湾，迅速走红，马福美一直追他。经多方撮合，他们终于结婚了。

　　但是时间久了，年龄相差太大的问题逐渐暴露出来，两人之间的关系也慢慢开始紧张。据方为良分析，在性格方面，无名氏有大男子主义家长作风，不愿意年轻的妻子过多参与社交，如果马福美晚上回来得晚就把门锁上，还要她写检讨，而他自己则风流韵事不断。当然，主要的矛盾在经济方面，无名氏曾控诉马福美十大罪状，说她好吃懒做，不干家务，而给她作投资的几十万美元也全弄没了。“我和无名氏虽然关系很好，但家丑不外扬，因此他和马福美早就有矛盾了，却一直没跟我讲。直到2000年，他要想离婚了，才来与我商量。”方为良说。原来，在无名氏离开大陆之前，在杭州，就有一个相好的女子陈某。她是无名氏干儿子的嫂子，是个昆剧团的演员，长得挺漂亮，无名氏一度对她发起过爱的攻势，陈某也帮无名氏抄过文稿，两人有些暧昧不清。1982年无名氏曾许诺如果到港、台，就把她接出去，这对当时的女子也是颇大的诱惑。到台湾之后，无名氏仍念念不忘陈某，但后来有了马福美也就作罢。随着他与马福美的关系逐渐恶化，两人在一栋房子里分居两室，他又想起了陈某。2000年，他与陈某又联系上了，经常打电话、写信。这事给马福美知道了，她非常恼恨，但很有心计，不声不响悄悄把他们的电话录了音，留下证据。这大概就是现在出版的ＣＤ了。

　　方为良说无名氏为了离婚的事来咨询过他3次，曾经想过是否可以在杭州提出离婚起诉，进行缺席审判，但这样的话他首先要定居杭州，一时半会办不成。后来又觉得陈某和他年龄差距也很大，是否可以公证为养女，那么陈就可以去台湾了，但也有困难——他没有离婚，就要得到配偶的同意才能公证。“无名氏和马福美分居5年，他不再负责马的经济来源，而是把钱给了陈某。他在大陆出书的30万版税全部由出版社直接汇给了陈某，还在杭州为她买了房子，准备以后一起居住。陈某的女儿在德国留学，也靠了他的经济资助。”在这样的情况下，无名氏和马福美成了一对怨偶。

　　马福美这本《单独的新娘》实际上早就写好了，曾寄给花城出版社，但当时无名氏在世，而且与花城的关系也不错，所以没有出版。在台湾更出不了，无名氏的影响力和关系网毕竟比马福美强很多，她斗不过他，直到无名氏过世，她才有了机会。这也是其“鞭尸”的原因。马福美不但没有出面治丧，还放弃了继承权，以示自己并不贪图无名氏的财产，为别人指责她贪慕虚荣作辩护。外界有说法，无名氏可能负债，方先生认为不可信，“无名氏对自己的老年生活应该有所准备，他并不像表现出来的那么潦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