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卖淫嫖娼”能公示吗
2002年8月2日07:38 中国青年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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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 从玉华
沙龙在座：
白而强 北京京都律师事务所律师
李 楯 清华当代中国研究室社会学专家
刘 牛 北京一媒体社会法制部记者
陈 婧 武汉大学99级新闻系学生
据7月30日《新快报》，为治理村内屡禁不止的卖淫嫖娼现象，今年3月，广州市冼村村委会和冼村街派出所联合制定了一项“土政策”：将抓获的卖淫嫖娼者在村内张榜公布，公布的内容包括抓嫖现场照片、卖淫嫖娼者真实姓名等。“公示嫖娼”后，卖淫嫖娼者纷纷逃离冼村，令该村治安状况大为好转。卖淫嫖娼能公示吗，这一做法是否侵权？
白而强：村委会和村街派出所联合公布嫖娼者照片和真实姓名的做法，毫无疑问是侵犯了嫖娼者的隐私、人格等公民权。至于是否侵犯了肖像权还有待斟酌，因为对侵犯肖像权的定性是看它是否以盈利为目的，显然，这一点不符合。法律是严肃的，一个卖淫嫖娼者在触犯《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的同时，并不排除他受到法律的保护，仍然享有《民法通则》赋予的公民权。法律是公平的，哪怕一个死刑犯在病危时，社会都得竭力抢救。“公示嫖娼”的做法，把法律简单地情绪化了，这就像当年把罪犯捆绑起来拉到街上游行，满街的人指指点点，还有人扔鸡蛋、砸东西，“不杀不足以平民愤”这样的话也是把法律情绪化了。
法律并不是解决所有社会问题的灵丹妙药。人为什么要卖淫嫖娼，为什么要“包二奶”，很多都属于社会道德问题，不属于法律范畴问题。但社会公众，包括媒体常常对法律的期望超过了法律应有的承受力。现在一些官员带着小秘公然出没，饭桌上，没有黄段子饭菜不香，整个社会不以为耻，反认为这很正常，这是法律能简单解决的吗？
李木盾：我认为这一做法很滑稽，这能最终解决问题吗？解决了冼村，能解决全国的问题吗？据统计，政府、警察抓获的卖淫嫖娼者只占到总数的十分之一，就算是把这十分之一都“公示”出来，还有大量的漏网之鱼。再说，这些卖淫嫖娼者逃离冼村，能保证他们搬到别的村就不再干这些勾当？你能在全国范围追踪这些人，张榜公布这些人？
显然，在一个开放的社会，强抓强管解决不了问题，如果社会问题真这么简单，这些问题早就解决了。
我相信，做这些事的人，他们都心知肚明自己的做法是主流社会所不容的，但是在陌生人中间，道德问题就不那么重要了。你不能指望用“熟人社会”的游戏规则来解决“陌生人社会”的问题。现在也没有人能对这样的社会疾病开方子，哪怕他是最优秀的法学家、社会学家。
刘牛：当人们通过正常的法律渠道解决不了问题时，就会诉求于不合理的甚至非法的手段，于是社会上出现了“讨债公司”、“黑保安”等怪事。这不能不说是法律的悲哀。我大学是学法律的，很多同学毕业后都分到了基层。在乡镇，他们比谁都懂法，可执行任务时，他们经常会用变相的违法手段来达到效果。连他们自己都说，罪与非罪、黑与白就一步之遥。显然，当法律缺席或者法律无效时，就得找法律以外的别的法子。也许个人信用体制的建立和完善才是卖淫嫖娼的“终结者”。
陈婧：我们不能否认：“公示嫖娼”这一“土政策”的确对打击卖淫嫖娼颇具功效。“公示嫖娼”甚至高过了一般司法机关打击卖淫嫖娼的效率。这又让我回想起初中老师一项很有功效的发明：全班每周公选课堂上私下讲话能手，并张榜公布名单。这无异于给我们这些孙猴子上紧箍咒。这两种方法异曲同工，无论大人小孩都有着最基本的羞耻感和自尊心，利用这一点人性来规范社会道德行为于理可行，尽管这种做法有悖法律精神。现代法律与情理的冲突，也体现了多元社会的尴尬与无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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