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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鲁伊
当年，阿波罗登月计划成功后，美国的一个黑人民权运动人士曾说过:“我们能在太空计划上花几十亿元，送一个人到月球去，却无法喂饱地球上的穷人。”这话听上去显得非常义正词严理直气壮，套用王尔德传记作者哈里斯的形容，“那么的对”。 不过，作为一个业余天文爱好者，我还是更喜欢看到下面的这些话:“我永远都记得1969年7月20日。那时候我还是一个在上中学的浑小子，整天拎着棒球棒四处闲逛。这一天，我的老搭档扭了手，我就只能傻乎乎地坐在电视前，度过这个没劲的周末。然后，我换了个台，就看见老阿姆斯特朗在镜头前说那句后来被我默念过几万遍的话。这时间很短，只有几分钟？可我马上就知道，在这几分钟后，我再也不是原来那个浑浑噩噩的十几岁的少年。” 这段话，出自美国航空航天局空间技术组德莱顿飞行研究中心某首席科学家的自传。 一提起“登月”、“太空计划”、“探测宇宙”，就想起“冷战”、“两极对峙”、“政治游戏”，很难说这到底是不是一种明智。米兰·昆德拉在《被背叛的遗嘱》中把《一九八四》称之为“差的小说”，因为它“把一个现实无情地缩减为它的纯政治的方面”，再把这一方面“缩减到它的典型的消极之中”。长久以来，这种缩减，在我们的社会中，似乎也成为一种普遍的被遵循的原则。 同样是卫星上天或人类登月，我们在提到这些活生生事情的时候，无论是过去的称颂赞扬还是现在的批评质疑，都容易陷入同一个简单化模式:简化为政治上的成功，简化为科学上的胜利，简化为国家间的竞争或对抗，简化为某种宣传，某种表现。我们还没有能够学会考察这些事情对某一个人的作用与影响，尤其是超脱于物质层面的精神世界的影响。 说到空间探测，“发射一次飞船就要用几十个亿”，简单化的一种思维方式是，如果把这几十个亿用于扶贫或是希望工程，可以让多少人有饭吃，让多少孩子上得起学。但问题是，账是不是应该这样算？ 就在不久以前，拥有1/8契卡索印第安人血统的美国宇航员约翰·赫灵顿随“奋进号”飞船飞向国际空间站，成为第一名进行太空飞行的印第安人。在飞船发射的现场，印第安人为他举行了盛大的欢送仪式。在许多报纸上，赫灵顿被称为“印第安人历史上最伟大的英雄之一”。毫无疑问，当他在任务结束后返回地球时，还将有更隆重的庆典在等待着他。 赫灵顿的太空飞行与我们即将进行的登月活动在某种程度上有相似之处:它的象征意义可能更在现实意义之上。只是，这种象征意义，是否真的像我们“突然顿悟之后明白过来”的那样，对我们的生活并无作用？ 我的一个在美国读了几年书的同事曾用“懒”和“笨”这两个颇带贬义的词形容美国的印第安人给他留下的印象——虽然并没有任何种族歧视的意思。由于有政府的资助与政策倾斜，许多美国印第安人不思进取，“七八年读不完一个博士”，拖欠房租，无心工作，而房东与雇主由于政策的限制，对此无计可施。美国最大的印第安部落纳瓦霍族人主办的《纳瓦霍时报》上有一篇文章指出，赫灵顿太空飞行对于美国印第安人的重要意义在于，“告诉我们的孩子，生命的意义不只在于生存，还应有更多更好的东西”。 按照上面提到的算法，花在训练赫灵顿这一个印第安宇航员身上的几百万美元，如果分摊到所有的印地安裔家庭中去，当然可能会不同程度地改善他们的物质生活。但对于一个民族的提升来说，花在前者上的钱，可能比后者更有价值。 国家也不例外。 我们的社会应当学会梦想，也学会如何梦想。理想与崇高，是在生存之外，一个人活得更有意义的前提。作为这个社会中的成员，我们应当知道，在此岸世界之外，还有一个更好的世界，在等待我们去寻找与发现。更何况，对彼岸的追寻，往往在过程中，就已经使我们此岸的生活变得更加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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