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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话主题：回顾尼克松访华30周年，展望中美关系美好未来 中方嘉宾：知名外交家冀朝铸、章含之 外方嘉宾：尼克松次女朱莉·尼克松·艾森豪威尔 顾宜凡（以下简称顾）：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现在就在尼克松访华回顾展的现场——中国历史博物馆。现在我身边的就是朱莉·尼克松·艾森豪威尔女士，欢迎您来到我们的节目。 朱莉·尼克松·艾森豪威尔（以下间称朱）：感谢你们的邀请，多谢！ 顾：这位是冀朝铸大使，这位就是章含之女士。尼克松访华前，他1972年2月份在国会说：“中国是一个充满活力的国家，中华民族是一个充满活力的民族，不应该被排斥在国际大家庭之外。”他当时有没有谈到一些去中国的事情？ 朱：很高兴到这里来，这次回顾展令人兴奋的一点就是：它展现了我父亲观点的变化过程，他对中国的看法以及对世界上其它国家看法的改变。他在一九六七年为《读者文摘》写的一篇文摘谈到：继续孤立世界上最有智慧和能力的十亿中国人，将是外交政策上的灾难。所以早在一九六七年，即我父亲历史性访华的五年前，他就考虑到中国和美国必须找到共同点，他决定实现这一愿望，所以在宣誓就职的第十二天，他把基辛格叫到办公室说：“我要去中国！”那就是开端。 顾：冀大使，咱们当时接待尼克松总统之前，外交部做了一些什么准备工作？冀朝铸（以下简称冀）：说到关于迎接尼克松总统的准备工作，实际上是从基辛格的一系列访问就开始了。从基辛格第一次访华开始，一个特殊的接待班子就组成了。他们接到中央领导的指示：从现在起，你们的主要任务就是做好迎接尼克松的准备。比如：在尼克松到达之前，我们住入了钓鱼台国宾馆，我们研究阅读关于美国的方方面面的书籍和文章。 朱：上面写的都是好话吧？ 冀：那当然了。我， 章含之还有其他同志们，对将要发生的事感到无比兴奋，而我个人的心情就更不用说了。因为我在美国长大，我九岁时就随家人去了美国，那时是作为二战难民，为躲避日本侵略而逃到美国去的。我在美国长大成人后才回到了中国，所以被称为“假洋鬼子”。可想我是多么高兴，朱莉你能来与我们一起庆祝尼克松访华三十周年，那次访问不仅改变了中国的历史进程，也帮助改变了世界。 顾：我注意到在尼克松总统代表团乘坐的飞机上有泛美航空的标志，当时他不是乘坐的空军一号吗？ 朱：我想那是备用飞机，是用来装载备用的物品和随行人员的，我父亲乘坐的是空军一号，机身上印有美国国徽标志。我想大家可能不知道，我父亲去世后，就是这架空军一号将他的遗体送往加利弗尼亚去的。 顾：我这里有一本当时香港出版的关于尼克松北京7日游的杂志，详细记载了当时访问的详细日程。当时是2月21日11:25到达北京，尼克松总统是先到上海才到北京吧？当时最先见到尼克松总统和夫人的是哪一位？这里面有一幅照片。章含之女士，这张照片是在尼克松总统在从上海飞往北京的飞机上照的？ 冀：这是你。 朱：让我来讲一讲这段故事好吗？ 顾：好！ 请。 朱：这个故事能以小见大，说明父亲对那次访问的用心。他对如何从细节上表示对中国人民的尊重，非常重视和仔细。他的专机先在上海降落，然后换上中国领航员。我认为空军一号完全可以自行从上海飞到北京，并不需要中国领航员，但是他这样做是为了表示一种理念，即这次访问是我们两国的一次合作，表明两国人民将共同向前看，所以他将中国领航员带上了空军一号。好像你也挤上去了，是吧？你在上边。 章：好像是吧。这张照片证明我在上面。 朱莉：另一件有趣的事情是：这是美国总统最后一次乘坐的飞机不是空军一号。我父亲建议从北京到杭州，他要乘坐中国的飞机。我不相信在他之后，还曾有过任何一个美国总统再乘坐过外国的飞机。我父亲那样做是为了表明既然我是中国人民的客人，我也自然应该是中国飞机上的乘客。 顾：从大的方面讲是划历史意义的，这小的方面也是创造了历史的。从此再没有一位美国总统访华的时候坐的是中国的一架飞机。 章：俄国的螺旋桨飞机，那架专机是周总理的专机，的确对美国总统来说要有好大的决心，而且对中美关系寄予这样大的期望，才能够决定上一架中国的专机。这架专机是俄国制造的螺旋桨飞机，也就是伊尔—18型飞机。当时尼克松总统访华之前来了一个先遣队，由黑格将军带领的先遣队，我是黑格将军的全程翻译，当时讨论了所有的细节。在讨论专机的时候，我们觉得这是美方特别难得的一点。在这一点上我们双方达成一致，从北京到杭州，尼克松总统作为周总理的客人上了周恩来总理的专机，就是我刚才说的那架伊尔—18。从杭州到上海，周恩来总理作为尼克松总统的客人，坐空军一号从杭州到上海。这就显示了中美之间平等的关系，而且是一种互相友好的关系。到上海以后，空军一号给我们每人一张证书，表示我们曾经登上了空军一号。 顾：听说在尼克松总统下飞机之前，他问周总理有没有穿大衣，请讲讲这个细节。 朱莉：你可以想象得到，当一个国家的元首在一个受世界瞩目的出访过程中，细节是不可忽视的。例如：他即将见面的这位“对家”是否穿着大衣等，都是非常重要的。如果在严寒中来迎接他的周恩来没有穿大衣的话，那么我父亲也打算将他的大衣留在飞机上，他要以处处平等的姿态走上中国的土地。智慧的周恩来似乎知道我父亲的心事，他穿着大衣。谢天谢地！我父亲也穿着大衣走出了飞机。 顾：章夫人，你当时在场吗？ 章：当时我们都在机场。二月份很冷，但是好多人都不觉得冷，紧张这个字也不完全准确，我们当时并不是紧张，而是满怀期待。所有在飞机场的人都意识到，我们在目击一桩震动世界的事情，期待着这件事情的发生。 朱莉：主持人，是不是可以请冀大使站到当年他在那历史性握手的时刻他所站的地方，在那两只手握在一起的时刻，是他做的翻译，能让大使站到那儿重演那一幕吗？ 顾：这个建议太好了！可以吗，冀大使？ 冀：谢谢！我很荣幸。首先我要声明当时我穿的不是西装，而是中山装，也就是所谓的毛式制服。现在来不及换上当时的衣服了。我站在比较靠后的位置，不敢往前靠近。 我一看到总统先生从弦梯往下走时，我快步跑上前，就在这个位置，既保持一定的距离，又不能隔得太远。当两位伟人走近时，我又向前凑了一小步，我担心哪怕是我漏掉了一个字，也会酿成大祸。所以我站的位置使我能够听清楚两位伟人开口所说的第一句话和每一句话。 朱莉：他们说的什么？ 冀：我记得尼克松总统说：“我跨越了浩瀚太平洋的隔绝来与伟大的中国人民握手。”为什么尼克松总统如此强调握手呢？这要从二十年之前说起。那是在一次日内瓦会议上，那次会议的议程是关于和平解决朝鲜战争问题，与会的国家有中国、 美国、法国、英国、印度等。会议期间 ，各国与会代表都互相握手，当周恩来总理向美国国务卿杜勒斯伸出手时，杜勒斯转身而去。当时美国代表团的其他成员，认为这是非常失礼的，尤其是代表团的副团长史密斯将军更为此失礼而不安。他走到周总理身边，但是当时美国政府有明确规定，不准代表团中的任何成员与共产党人握手，但史密斯将军将会怎么做呢？恕我不敬，模仿一下当年的情景。假设我就是史密斯将军，我这样抓住周总理的小臂握了一握。这是史密斯将军留下的历史闪光点。再回到一九七二年二月，在总统先生走下弦梯时，他的脚还未踏上中国的土地，手就先伸了过来，周总理的手也伸了过去，两只巨手热烈地握在了一起。对于我来说，是无比的荣耀和自豪，能站在这儿、在两位伟人首次会面的时刻为他们翻译。谢谢！ 顾：冀大使，从那些照片上，你当时站行笔直笔直的，是不是有点紧张呢？ 冀：当然！我非常紧张。因为当时我意识到这一时刻将会改变中国的历史，乃至世界的历史。 顾：当天晚上，周恩来总理接见尼克松总统并举行了会谈，冀大使，你参加了那次会谈吗？是不是讨论了《中美上海公报》？ 冀：《上海公报》是大原则，已经大体谈好了，谈了好多次了。 朱莉：谈了十五小时，整整十五小时面对面的谈判。虽然在这之前已经有了很多的谈判，但当时的那十五小时至关重要，我认为《上海公报》之所以成为外交史上十分独特的外交文件，是因为它实现了在中美关系中“求同存异”的原则。双方各自列举了自己的观点，美国方面提出了他们关于越南 、关于台湾、关于朝鲜的立场，这些立场与中方是截然相反的。在《公报》里中美双方各自申明了自己的立场，同时同意我们双方有共识，我们可以在“求同存异”的基础上进行合作。 章：应该是在一九七一年的十月份，基辛格来谈判的时候就已经定下来了。在一九七一年的七月份，基辛格秘密访华就打开了这扇大门，准备尼克松总统的访华。下一次十月的访华是一次工作访问，这次工作访问实际上决定了尼克松总统能不能如期顺利访华，也就是《上海公报》。第二次交换意见是在黑格来的时候，跟周恩来总理之间进行谈判，在具体的（问题上）字斟句酌，周恩来对每一个字都很注意。当时我是他的翻译，每一个字我们双方都经过详细讨论，能不能用这个字。因为当时双方的隔阂还非常大，每一个用字都很可能引起误解，其中特别是关于台湾问题。还有许多东西，要等尼克松总统来了以后再谈。后来尼克松总统来了以后，做长时间的关于《公报》的谈判，十七个小时。 冀：当时关键的关键是如何讨论台湾问题。那个时候如何能够达成一个大家都同意的措词，不损害任何一方立场的一个说法，是关键的关键。关键的关键首先归功于尼克松总统和周恩来总理。但是具体的谈判，我看主要是基辛格博士和乔冠华。他们谈到最后就达成了这么一个非常奇妙的措词：“海峡两岸同属一个中国，世界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至于中国叫作什么我们就不说了，这个大家都没有疑义。中美双方领导高度的智慧，使得我们两个伟大的国家，能够克服这个困难走在一起，从此以后两国关系一直发展下去。 章：我记得后来毛主席特别表扬这句话。尼克松总统访华之后，毛主席找我们去开会，主席说最后这句大家同意了，关键还是基辛格想出来的。我还想加一点点，这个月的月初我在杭州，我去看了八角楼，感触很多。八角楼是《上海公报》最后达成协议的地方，大家都知道，后来出了一些曲折。北京本来已经达成协议了，毛主席已经批准了。到杭州的时候，大家觉得已经很开心了，没有想到美方出了问题，美方提出了不同意见，美国国务院提出了不同意见。当时乔冠华认为一切都解决了，没有想到基辛格提出来，说我们要重新再谈一些问题。大概有三个分歧的问题要重新谈。这时候离第二天去上海只有二十四小时了。这二十四小时我看实际上是《中美上海公报》真正的关键，双方都非常紧张，这二十四小时，对于双方政治的远见、智慧、谈判的技巧都是一个最大的考验，一个最大的挑战。最后的谈判是在杭州宴会之后，在刘庄的八角楼里举行的。八角楼原来是干什么的？不是做谈判用的，它是个岗哨，它就在西湖边上，看湖面上的动作特别清楚。本来是个站岗的地方，后来毛主席住在那里，觉得那个地方的景致很好，于是加上玻璃以后就变成一个休息室，没想到八角楼后来起了这么大的历史作用。当天晚上大约是从十点钟开始谈，那次出席谈判的是乔冠华和基辛格，尼克松和周总理一直没有睡觉，等着前方的消息。那个谈判是非常非常激烈的，几乎都是要谈不成了。中方当然也很不高兴，毛主席同意的东西，我们不好随便改。毛主席在北京没有睡觉，尼克松和周总理没有睡觉，在八角楼里是基辛格和乔冠华在谈判，谈到天亮四点，四点钟的时候双方达成协议，大家都放心了。 顾：现在我们在座的当时有没有这个记忆？可能当时非常小，可能有的还没有出生。张朝阳，你应该记得，当时你虽然小，你应该记得当时情景。 张朝阳：那年我八岁，住在西安郊区的一个小镇，那时的传播也不是特别发达，所以我们只能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因为当时没有电视，过后几天有新闻纪录片、新闻简报。以前对我们来讲是美帝国主义，现在突然美国的印象开始变得正面了一些。我当时那么小，也没有想到当时在北京所发生的事件，对我们这代人未来有如此大的影响。因为我当时想很多哥哥、姐姐，很多大孩子都是毕业以后要上山下乡，我也想去广阔天地大有作为。没有想到一九七二年、一九七六年 、一九八一年，后来我一九八六年就去美国了。到现在不可想像，现在我们可以坐在中国在运营一个公司，而且这个公司在美国的股票市场上市，中国人都可以来买美国的股票，这个历史变化太巨大了！我本人整个生活的几十年见证了这样的历史。 顾：唐瑞德先生，我在这个展览前的一段录像里听说，你们《读者文摘》当时对推动尼克松访华所起的作用感到自豪。你为什么自豪呢？ 唐瑞德：朱莉刚刚也提到了，尼克松在第一次总统竞选落选后，《读者文摘》的董事长非常担心这位美国社会最重要的人物之一将会从此销声匿迹，所以他建议尼克松花点时间到世界各地转一转，去观察世界上正在发生的事情。尼克松此次走访的成果之一，就是朱莉刚才提到的那篇于一九六七年发表在《读者文摘》上的文章。那篇文章鲜明地阐述了关于中国的重要性的思想，以及尽快让中国纳入国际大家庭的迫切性。所以《读者文摘》与尼克松总统有着很深远的历史关系。当我们听说要在中国举办尼克松访华回顾展时，我就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巩固我们与尼克松家庭的关系，同时也让我们一起庆祝尼克松访华，我们这个时代最重要的历史事件之一。我要强调的是：这次我来到这里以后所看到的一切，让我更加坚信，我们《读者文摘》赞助这次活动，是一个正确的决定。朱莉：我想起了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赛珍珠曾说过一句非常令人深思的话。你知道赛珍珠是在中国出生的，她写过有关中国的书。她说过：“千年以后再回顾美国历史，如果有一句话可以总结千年美国史的话，那句话就是：尼克松去了中国。” 顾：在创造历史的七天中有很多故事，当时你们中间好像有个故事，是从那次宴会开始分了工，谁负责为尼克松翻译，是不是？ 章：我们年纪都大了，也都忘不掉。当时我们三个人有分工，你是尼克松总统的翻译，我是尼克松夫人的翻译，唐闻生是会谈的翻译。那天我看了你们展览上的影片，人家说：“你怎么无处不在？”到处都是我，我说我是偷了所有的镜头，其实他们的工作最辛苦。他们在会谈桌上，我当时的任务是陪同尼克松夫人参观访问。所以你想：拍电影的人，像他们拍电视的，不会让他们在那里从头拍到底，人家秘密会谈，也不会让你记者在那里从头听到底。记者只能去拍养猪场、北京饭店、长城、故宫，那里都是我的地方。后来尼克松总统到北京的第二次宴会前，半开玩笑地给周总理提了个意见，他当时说：我想跟我的夫人换个翻译，因为总统先生想要这样一个公众形象，他要跟一位女士在台上，而不是跟小冀。他跟尼克松总统差不多高，而且并不是长得特别漂亮，后来小冀找我，说下一场是你的事，指的是北京的宴会。当时我说绝对不干，绝对不可以的。我当时因为参加外交部比较晚，他们当时在外交部已经很长时间了，我一九七一年才进外交部，进外交部以后虽然做了一些翻译，从来没看见过这个场面，尤其是媒体，突然一下子来了三百多个美国所谓的媒体。什么是媒体？对中国人来说当时没有媒体的概念就觉得是一大片入侵者。来了以后一下就摆起这个阵势，灯光打起来，说老实话光这个灯光就把人吓得够呛。现在我们中国的媒体，我看跟美国的媒体一样咄咄逼人，当时可没有这种阵势。我说我可受不了，这三百多个美国记者一排开，大家都抢镜头，我在台上吓都吓晕了；而且还有一条最重要的，我不敢跟他换，尼克松总统经常是临时讲话，不读稿子。当时如果尼克松总统即兴讲话，我整个吓蒙了。翻译就是临场发挥的问题，临场的发挥只要慌一个字，后头一句话都听不见了，一定要非常镇静。在这种阵势下我肯定慌，尤其他即兴讲话我肯定慌。后来这个“官司”打到总理那里，周总理就笑，总理说：“你们两个人自己决定去吧。”最后我跟小冀达成了一个协议，我们俩人签的协议就是“北京协议”。我们俩定的协议是：他把北京的翻译工作做完。所以到了杭州第一次吃叫化鸡，就是我翻译的。我们合作得很好，我们也没吵架。 朱莉：我来讲点关于翻译的故事。他们非常聪明能干，还有一位当时的翻译唐闻生今天不在场，就在座的两位来说，确实做到了为他们的祖国尽职尽责。在访问结束时，我父亲特别赞扬了几位翻译。那天是章含之为我父亲做的翻译，你知道我父亲一句中文也不会，顶多会说一句“你好”，但他一句中文也听不懂，他站起来说：“感谢你们出色的翻译！”他对着章含之说她很出色，她的翻译我全听到了，一个字也没错过。他不可能知道，但他确信你一个字也没翻错，还有冀大使也是如此。 章：谢谢你父亲这样称赞！实际上我在告别晚宴上，犯了一个愚蠢的错误。当时尼克松总统讲到中美之间的距离，有多少英里，我把米和英里搞混了，把距离搞错了，你的父亲当时肯定没有意识到。不会，他不可能知道。有人说从电视上看到我当时很尴尬。 朱莉：你太谦虚了！ 章：我确实犯了错，但是在场没有一个中方人员听得出来，因为那时没有中国人去过美国，也没有一个美方人员听得出来，因为他们也搞不清中国到美国有多远，所以我就自行决定了，中美之间到底有多远，只有周恩来意识到了。他抬起头来说：“含之，太近了点吧。” 朱莉：能和那位芭蕾舞演员谈谈吗？我记得当年我父母说到过，看《红色娘子军》有多么激动，还能再转个圈吗？ 冀：你能不能再转一下？ 宋琛琛：可以。我把当年穿的《红色娘子军》的连长的服装都带来了。主要我要讲的是，那一天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小礼堂宴会厅走台的时候。我们正排到第四场《万泉河》“万泉河水”那一段的时候，我就听到后面有人说：好像总理在乐池旁边看我们。因为下面比较暗，当时总理看到我们在台上有点激动的时候，他马上示意说：“你们继续排练，不要受我的影响。”等到中间休息的时候，总理说：“你们一定要把晚上的演出演好”，所以大家真是群情激奋，情绪高昂极了。当时还是短袖的，可能现在套不上了，很瘦的。 （中间表演舞蹈） 朱莉：太妙了！ 顾：当时穿的不是高跟鞋吧？ 宋琛琛：不是。是穿的脚尖鞋。我整个后背都在转，整个过程立在脚尖上，握着拳。 朱莉：芭蕾舞，当时跳的是芭蕾舞？ 顾：朱莉说你30年后还能穿当时的衣服，这是一个奇迹。 朱莉：我父母非常爱笑，我认为中国人非常爱笑，我从影片里看到我妈妈所到的很多场合孩子们在笑，大人们在笑，翻译们也在笑。笑是一种国际语言。我最爱讲的一个关于那次访问的故事能说明我父亲对那次中国之行有多么兴奋。他访华回国后的那天我们全家在白宫共进晚餐，你们从这次展览上可以看到，每一个代表团成员都带回了一瓶茅台。我父亲对茅台的印象非常深刻，谈起茅台很有兴致，他试图告诉我和我妹妹，茅台酒有多么烈，他说我来给你们表演。他拿过来一个杯盖，你们从展览上可以看到那个杯子和盖子 ，那是白宫里最漂亮的瓷器，镶着金边的白瓷杯，我妈妈当时给吓坏了，她直喊你在干什么？爸爸将茅台倒进了杯盖中，然后划了根火柴扔了进去，火苗就喷了出来，弄得餐桌上火焰四溅。但他说服了我们，中国茅台是一种烈酒。同时也看得出来他回家后的那个晚上有多么兴奋。 顾：可能他拿回去的不仅是茅台，还有一小盒的什么？熊猫香烟。我们当时在钓鱼台国宾馆的有一位同志来了，你给我们说说当时的故事。怎么每天晚上烟也没有了，糖也没有了，是怎么回事？ 刘馥敏：真正接待尼克松的时候，从我个人感觉来说，基本上所有美国总统都是我接待的，但是给我感觉最和蔼、 最温柔的，好像还是尼克松总统。但是那时候给我们的感觉，还是很紧张的，邓大姐给我们开会，让我们接待的方针，要不冷不热、不卑不亢、落落大方，我们开始看到尼克松总统的时候，觉得很紧张。基本上那时候很少看到美国人，基辛格来打前站的时候，秘密来的时候，我参加了跟总理的那次会谈，但是基辛格的那个长相，和美国人又有点不同，尼克松总统来了以后，在大客厅里先见面的。我们去送水、送毛巾，很严肃的，我负责在楼上给尼克松总统和他夫人开饭，在早晨他们去吃早点的时候，我就用中文讲“你好”，他也学了一下“你好”。到餐厅以后，他主动给夫人先把椅子拉开，我觉得这点和中国人挺不大相像的，中国好像女的给男的先拉一下，那天尼克松总统就问：“你会讲英语吗？”当时我说：“会一点点。”他说：“你叫什么名字？”问我名字，我说：“我叫刘馥敏。”就是刘字他说不清楚。当时给我感觉好像美国人也不那么可怕。因为那个时候是两个超级大国，他是霸权国家，给我感觉美帝国主义很可怕的。 章：当时有人给我们汇报，说美国人非常奇怪，他们吃糖连糖纸一起吃。 刘馥敏：对，那个时候糖里面有一层糯米纸。 章：连外头的纸一起吃。当时我们说不可能，没有一个国家连糖纸一起吃，后来你们那个服务员汇报说：“真的！因为字纸篓里头糖没有了，连纸都没有了。” 刘馥敏：实际被他们拿走了。 章：对。我们就说他们喜欢中国糖，带走了。你们这个故事告诉了毛泽东主席。所以后来黑格将军来的时候，从上海离开的时候，毛主席指示：每个美国客人一个人送十斤糖。他们都是农村来的服务员，不明白为什么糖吃完了纸不见了。 顾：当时有没有发现茅台酒不见了？ 刘馥敏：没有。是在小餐厅，在楼上小餐厅。我们专门给总统提供一个楼上的小餐厅，那里面摆着酒样子，后来发现没有了。还有我觉得尼克松总统，我为什么说他特别温和。他拿起筷子看半天，不知道怎么用，我就告诉他，这里有一个轴，必须用中指在中间隔开才行，我就给他做示范。 朱莉：他们学得怎么样？会使筷子了吗？ 刘馥敏：我觉得他学得挺快的，后来基本上他都可以使用了。 朱莉：你是除了我以外的另外一个筷子老师，我在照片上看到，她们拿筷子的姿势很优雅。 刘馥敏：谢谢！ 顾：你父母有谈及这些事吗？他们觉得住在钓鱼台怎么样？ 朱莉：他们说那儿太美了！他们还特别喜欢那件猫的刺绣，两面都有的绣猫，那时在中国很有名。那漂亮的白猫，栩栩如生，你忍不住想去抚摸它身上柔软细腻的毛，你说过那是件珍宝被特别安放在国宾馆。四年之后，当我父母再次访问中国时，那件刺绣被作为礼品送给了他们，它一直是尼克松家庭的珍宝，直到尼克松图书馆成立后，那是他们从家里拿出去的第一件珍品。我父母希望每一位参观图书馆的人，都能分享这件精美绝伦的中国艺术品，它也在这次展览的物品之列，你们一定要看一看。好像这种刺绣有一个特别的名字，叫什么来着？ 章：双面绣，苏州的双面绣。 朱：对，正是这种珍品。 顾：刚才她提到的一件事很有意思的，就是钓鱼台为了接待尼克松总统，好多珍宝都移到那儿去了。我们这个节目拍摄前，联系了好多当时参与接待的嘉宾，最后有的没有来，当时的外交部礼宾司司长叫朱传贤先生，他给我们写来了一封信，讲到一些细节。他就提到尼克松第二次访华的时候，给他安排游了桂林，桂林当时不是太有名的城市，但因为尼克松去了而一夜成为中国四大旅游点之一。所以尼克松访华也给许多中国的景点和宾馆都带来了好运。 朱：太好了！ 章：当时我们确实希望在接待中给尼克松总统一种亲切感。当时我接到一个任务，叫我去找美国歌。 朱莉：是你选了那首“美丽的牧场我的家”，当时能够在中国听到那首歌，真是不得了！它不是一首流行歌曲。 章：对 它不是流行歌曲。 朱：当时我们美国人在电视上看到了整个宴会的过程，我们听到正在演奏那首“美丽的牧场我的家”。章：在当时的中国，不仅没有美国流行音乐，也没有中国流行音乐，七十年代我们只能唱革命歌曲。在那样的环境下，周恩来总理特别关照，在宴会上要演奏适宜的音乐。我被安排去寻找美国民歌，周总理关照要我们最好能找到，尼克松总统喜欢的歌。当时我找遍了在北京的美国人——当然这些都是美国的革命派，大多数是在中国教学的老师。我当时到友谊宾馆，找到了那些美国人，最后从我搜集到的所有音乐中，我发现了这首“美丽的牧场我的家”，我们就在人民大会堂里播放了这首音乐，当时的情景很感人。 朱莉：我父亲当时带了一个随行摄影师，他拍摄了十八个小时的胶片，其中有一些画面从未公开过。从这些画面中可以看到，我父亲与周恩来在一起的轻松场面，他们在一起非常亲切，像你说的，他们在西湖边散步。当我们今天再从影片中看到这两位伟大的领导人在一起时，当年的情景历历在目，仿佛看到他们并肩走来，谈笑风生。 顾：朱莉说她还注意到我们观众席中的一个人，这个人传着传统的中山装，是我们原国家体委主任李梦华先生，她希望你讲几句话。 李梦华：美国人民、中国人民都是伟大的人民！中美两国人民友谊不断发展，这是世界人民共同的愿望和要求，也是中国人民和美国人民的共同要求，因为我们两个国家的关系得到不断地向前发展，这是对世界和平非常有利的一个重要因素。谢谢大家！ 朱莉：太美了！美极了！说得太好了！你该不是一位大政治家吧。 冀：她说您恐怕是一位大政治家吧，说得那么好！ 顾：我正愁没有结束语呢！他把我的结束语以最好的形式、最好的语气表达出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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