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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海明
海口市得胜沙路一名为“前线男孩”的服装店，公然在临街的店铺门前悬挂纳粹德国的旗帜招揽生意。该纳粹旗帜十分醒目刺眼，它竟然能这样公开地“飘”在得胜沙路的街道上，令许多市民为之瞠目。一些服务员笑嘻嘻地说：“这是一个最小国家的旗帜。”有人要取下纳粹德国的旗帜时，老板娘说：“要拿走就得交10元钱，我是用钱买来的，不能随便让你拿走。”周围的群众对此意见特别大，一位老师气愤地说：“要赚钱也不能宣场德国的纳粹精神啊！这家店的老板为了赚钱为何连这样的缺德事也做得出来呢？”（2003.1.1《南国都市报》)
众所周知，“纳粹”早已成为德国法西斯的代名词。稍有点历史常识的人都知道，以德国纳粹为首的法西斯，因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给全世界人民造成了巨大的灾难。“二战”结束后，虽然法西斯和纳粹之类的名称已经臭名昭著，被全世界人民丢进了历史的垃圾箱，但这并不等于纳粹的阴魂同样散尽。事实上，近年来，无论是在德国还是日本，其右翼势力并不甘心纳粹和法西斯的失败，每隔一段时间，总会有些极端分子充当“跳梁小丑”，上演些倒行逆施的闹剧，企图恢复纳粹昔日的“辉煌”。事实证明，这只能是白日做梦，任何国家的人民都不可能允许纳粹的复辟。
至于说我们国内，虽说在历史上同样饱受过日本法西斯的欺凌，但时值今日，仍不断有“好事之徒”，无视历史事实，敢冒天下之大不韪，他们要么以着日本皇军军装为“荣”，要么以悬挂纳粹德国旗帜招徕顾客，所有这些，都毫无例外属于滥用纳粹道具的范畴，不仅伤害了全国人民的感情，更是对《宪法》的公然挑衅。依笔者之见，在我国，目前能有“权”使用“纳粹道具”者，除了拍摄一些反映二战期间的影视剧片确实需要外，其他任何单位和个人，无论或明或暗滥用“纳粹道具”，都是非法的，既应受到法律的制裁，还要为人们所唾弃。
然而，时下我们面对的事实是，对于这些无知的“好事之徒”频频上演的闹剧，主要还停留在由媒体“铁肩担道义”“荷戟独彷徨”一味喊打的层面，远未在全社会形成一股强烈的公愤。可以说，正是由于公愤意识的缺位，才从某种程度上纵容了某些人，使得滥用“纳粹道具”事件屡有发生。以这次海口“前线男孩”的服装店公然悬挂纳粹德国的旗帜来说，尽管报道中称此事“给学生及周围的群众带来极为恶劣的影响”，但是，读完全文，作者也不过只是援引一位老师的话，对此事进行批评。不知道是作者惜墨如金，还是在场的群众确实仅仅“为之瞠目”而已。总之，和标题《公然悬挂纳粹德国旗帜 海口一服装店遭市民抗议》相比，似有头重脚轻之嫌。所以，抗议也好，公愤也罢，均无法令人满意。换句话说，尽管“帽子”不小，只可惜实质性的内容太少。
由此，也向公众透露出一个不容忽视的信息：我们的公民还相当缺乏“公愤意识”。一个社会，如果没有一定的“公愤意识”，一旦遇到突发性的受伤害事件，就不可能在全社会范围内立即形成一股强大的抗议势力，用公众写在脸上的不满、用怒视的目光中喷射出来的怒火，令那些胆大妄为滥用“纳粹道具”者付出成倍的代价。同时，怯于舆论的压力，让这些人因此长点“记性”，以后在为人处世上，如果自己的所作所为有可能伤害公众的民族感情，则应当反复掂量，免得作茧自缚。譬如说，倘若“前线男孩”服装店敢用纳粹标志招揽生意，一旦遭到公愤，所有的顾客都自觉地拒绝进该店购物，使其非但收不到预期的“经济回报”，到头来反而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这样的话，类似于滥用“纳粹道具”事件的发生概率肯定会大幅度下降，而不是“此起彼伏”，屡成新闻卖点。
只有当公愤变成无形的压力，才能彰显公愤的力量。同样道理，谁胆敢滥用“纳粹道具”，就必然像过街老鼠，遭到全体公民的一致喊打。这样以来，才有可能迫使那些不知天高地厚的“玩主” “金盆洗手”，不敢故伎重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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