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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0年6月21日（旧历五月二十五日），慈禧太后把持的清廷下诏对列强宣战。此诏却未说明对哪一国开战，也未送达任何外国政府。 1900年初夏的北京城，成为少见的喧闹世界。街巷到处建起插幡布的“神坛”，头裹红巾的义和团民终日举着刀棍示威，“杀洋鬼子！杀二毛子！”以及“天灵灵，地灵灵”之类咒语响彻古都，焚烧近代书籍、洋货的烟火到处飘起……在此气候下，慈禧太后在一批冥顽不灵的满族王爷们鼓动下，竟壮起胆子向洋人宣战，八国联军镇压义和团的劫难也随之开始。 盲目排外的民众被引入封建顽固派圈套 现代有理智的人讲起义和团，在哀其不幸、叹其愚昧的时候，也难免抱有同情心。在“左”的思潮下，曾在长时间对其拔高宣传，把盲目排外说成有觉悟的反帝，甚至手提灯笼云游作法而不能上阵的少女“红灯照”（已婚妇女和寡妇分别称“青灯照”和“黑灯照”）也塑造成舞台上的打斗英雄。拨乱反正后，对此夸大不实之词予以纠正实属必要。不过，有人完全以贬斥态度对待这些处于绝对弱势的中华同胞，又有失公允。 当年国门被侵略者打开后，面对洋货的涌来和铁路的开通，土布、土产和骡店、脚夫等营生几乎全部歇业，没有近代科学头脑的破产手工业者和小农难免要高呼“灭洋”，并以最原始落后的手段来排外。他们的组织形式，只有沿袭封闭农村的帮会结社，用画符、请神等法术。1899年在山东最早兴起的“义和拳”，清廷许多官员认为是“邪教”应予镇压，后来守旧王爷和顽固大臣们认为其“扶清灭洋”之心可用，便将其由“拳”改封为“团”。此口一开便不可收，1900年春夏，义和团在北方猛然膨胀到数以百万计。北京、天津城内“豢厂”林立，凡是怨恨洋人洋货者，只要在头上扎上红巾并大喊口号，便可成为团民。 这种蜂起的自行组团，当然难有统一的领导，慈禧太后曾令庄王载勋“统率”义和团，但实际上也控制不了林立于各地的组织。不过在此声势下，顽固派居然真相信“神拳”便能御洋枪炮，便想用其驱逐洋人，以保全在外来冲击下已摇摇欲坠的腐朽制度万万岁。 左摇右摆的奇怪宣战，驱血肉之躯御洋式枪炮 当时，光绪皇帝在戊戌变法失败后已成被囚傀儡，太后“老佛爷”主宰朝廷。后人对慈禧是真信义和团之术还是恶意利用曾有过争论。不过，广大团民能受其利用的本身，便说明这一运动具有太大的愚昧性，因为他们竟把本能的反对外来侵略的冲动引到受顽固势力驱使之路。 从垂帘听政起已掌国柄40年的慈禧，按理说早有对外屡战屡败的经验，实不应“信其邪术以保国”。不过，她在深宫未受过科学教育，经常用鬼神等迷信惑人时自己也会受惑，一度出现将信将疑的心态也不足怪。此刻西方列强要挟清廷镇压义和团，否则便要出兵，一项不确的情报又说洋人有照会要求“归政”光绪帝，这一威胁慈禧根本地位的事大大触怒了视权如命的恶妇。 自鸦片战争以来畏洋人如虎的清廷，居然在1900年6月21日的御前会议上讨论了是否对各国开战的问题。有的大臣马上表示“昔与日本一国开战，尚不能胜。今与各国开战，岂有胜理？”连本无发言权的光绪帝也表示反对。具有防内胜于防外心理的慈禧，就此越发怀疑这些人里通外国算计她。于是便决定支持那些顽固派，正式下诏“大张挞伐，一决雌雄”。 纵观中外近代史，当天下达的宣战诏书又是最奇特的一份。首先它没有作战对象，未点任何国名，以致主管东北防务的盛京将军惊讶地请示朝廷：“此次中外开衅，究系何国失和？”其次，诏书只对内宣布，没有用任何形式通知外国，义和团蜂拥而起围攻北京使馆和天津租界时，清廷驻外机构和南方各省仍与列强维持正常关系。此外，慈禧让义和团和部分军队进攻使馆，却不发枪炮弹，还秘密向洋人送水果食物“以示体恤”。这些举动说明，老奸巨滑的慈禧毕竟不同于一时冲动的愚昧者，她预先留有后路，采取了两手并用的观望之策。 血肉之躯同近代枪炮的正面拼搏，马上出现了战争史上的大悲剧。在55天里，不下10万义和团和1万多清军围攻东交民巷使馆和西什库教堂，两处的洋兵只不过400多人，却攻皆不克。每天团民喝了朱砂酒，便念着避弹咒成群冲锋，枪声一响又成片倒下，总计死亡上万。暑天中因积尸如山，造成前门一带的空气都腐臭不可闻。义和团首领们难以解释败绩，只好称馆内“洋婆子”（指修女）挂了女性秽物以阴辟阳，才破了自己的“大法”。 头脑冷静的人看到这一场面，不久都明白精神胜利法抵不过物质力量，初期的狂热很快就冷落下来。 不久，2万名由八国列强组成的联军在大沽口登陆，直下天津，于8月14日攻入北京。城内团民一哄而散而无多少抵抗，满街丢弃的都是红巾、咒符。 扫除专制与迷信，需要几代人高举科学与民主大旗看到“法术”不灵，慈禧太后很快便对外求和，而八国联军却决心拿下北京以勒索更大利益。当洋兵在京津路上使中国百姓血流成河时，对民众毫无怜悯心的“老佛爷”在联军入京之日带着王公们向西逃跑，路上并下诏把责任全推给义和团，不久前刚被封的“神团”又定性为“拳匪”，并要求各地官衙取缔。“宣战”作为一场闹剧，有头无尾地走到了终场。 中国在这场时称“庚子之乱”（1900年即庚子年）的浩劫中，除了受八国联军血洗劫掠，翌年清廷在屈辱的《辛丑条约》上又承认赔款4.5亿两白银（加利息达9.8亿两），列强的贪婪和满清王朝的愚蠢无能表现得淋漓尽致。先进的中国人受此刺激，只有选择革命，而武昌起义枪声一经响起便迅速建立了民国，也恰恰是庚子年间清廷在天下威信扫地种下了前因。 回首百年多前中国北方的那场浩劫，现代的人们首先还是要谴责帝国主义野蛮入侵。义和团反抗侵略的拼命精神，还应予以理解和肯定，其蒙昧成分也应归咎于统治者长期的愚民政策。 令人特别痛心和反思的，又是1900年发生的依仗“神拳”对外“宣战”的闹剧，竟发生在距鸦片战争之后60年，是在开眼看世界的中国人早已疾呼“师夷长技”和变法的情况下。国内从最高统治者到那么多下层民众，此时还处于那种蒙昧状态，这不能不令人感叹专制与迷信的历史包袱是何等之重！再进一步联想，五四运动打起“科学与民主”的大旗后，封建蒙昧主义仍有过一再回潮，在大跃进、“文革”乃至法轮功等事件上也能看其影子。真是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不过，坚持与时俱进的精神，以几代人的不懈努力，中华土地上那些可叹的专制与迷信，就一定会被科学与民主彻底扫除。■文/ 徐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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