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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原制药厂涉毒风波真相至今未明，其中疑云密布。生死存亡关头的任何“救亡行动”在令人大吃一惊之后都让人心生理解。
生产车间被查封 主要领导被扣留
李作恕最近面对外人尤其是媒体，惯用的动作是摆手、摇头，然后叹息：“哎，我现在可是戴罪在身，不敢胡说。”
李作恕今年58岁，差两年就要退休了，没想到在最后一班岗上竟被当作犯罪嫌疑人关进公安局的看守所。从3月27日到5月16日，50天的软禁大大伤害了他作为华北制药集团太原有限责任公司(原太原制药厂)常务副总经理、党委副书记的面子，随后的取保候审而不是无罪释放，更加重了他的这种感觉。
2002年3月27日下午，根据此前在广州落网的跨国毒贩曹永江的供述，山西警方派出40多名荷枪实弹的武警突然包围了太原制药厂(以下简称太药)，其中一部分武警直取氯胺酮生产车间，里面的工人被这些从天而降的武警弄蒙了，不知发生了什么变故。车间刺鼻的药味也好像紧张得凝滞起来。
事隔3个月之后的7月1日，一位姓刘的职工回忆起那天的情形依然心有余悸：“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好像是在演警匪片，我们都吓呆了。”
糊里糊涂的工人们全被放回家，氯胺酮生产车间被封。李作恕当时有事在外，也被叫回，与其他领导一起被警方带走。
太药陷入一片恐慌之中。无人确知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数十人被警方传讯，零星得到的消息集中起来让人震惊：太药可能参与制毒贩毒，而毒品就是他们合法生产了20多年的氯胺酮！
厂内7名主要领导包括副总经理、总工程师、生产部长、销售经理等人最后被扣留。总经理是华北制药集团派来的，早就不谋其政，因此与此案没有干系。
一个多月后，在太药的努力争取下，通过山西省有关部门的协调，副总经理李作恕、总工程师童冬旺、生产部长田中江等3人5月16日被取保候审。销售经理孙正军仍在羁押之中。
厂工会副主席刘葆兰告诉记者，李作恕等人被放回厂之后，厂里曾到山西省公安厅交涉，要求放回孙正军，警方予以拒绝，理由是李作恕等人年岁已老，家中儿孙满堂，不用担心其逃跑，孙正军还年轻，变数很大。
孙的律师陈奇则告诉媒体，他曾就此与公安部门交涉，希望孙也能取保候审，一位警官明确告诉他：“孙正军不符合取保候审的条件。”
工厂陷入窘境 来了“救命稻草”
让太药栽了跟头的氯胺酮在工人们的眼里原是寻常之物，太药早在1980年就按照国家批准文号合法生产它。以前工厂形势好，这不过是个不起眼的小药种，每年产量一般300公斤。1997年因为产品质量出现问题曾经停产过，1999年又恢复了生产。
以前氯胺酮是按照麻醉药品来管理的，生产没有限量。到2001年5月，国家加大了对毒品的打击和控制力度，氯胺酮由麻醉药转变为二类精神药品，生产开始有了限量。据太药总工程师童冬旺介绍，工厂按规定每年11月1号前向国家医药监督管理局(以下称国家药监局)报来年的生产计划，国家药监局一般在来年3月下达批文；企业不能擅自改变计划，如有改变，必须事先报国家药监局批准。
购买氯胺酮也有严格规定，外销必须凭国家药监局颁发的准购证，内销则必须通过省级药监局的批准。
2001年5月，国家对氯胺酮加强管制后，太药向国家药监局申报下半年生产计划为7吨，6月份得到国家药监局的批准。
由于资金缺乏无钱购买原材料，太药并未立即生产，一直到2001年12月，广东医疗保健品进出口公司投下3吨订单，太药才开工。
此前的2001年11月，太药向国家药监局申报2002年的生产计划为氯胺酮12吨，国家药监局2002年3月15日予以批准。
由一年300公斤攀升到一年12吨，太药对氯胺酮的依赖越来越重，这也从另一侧面反映太药的窘境到了何等地步。
据太药工会副主席刘葆兰讲，工人们已经累计13个月未领到工资，在其他项目停产之际，唯有氯胺酮还能够为厂里创造一点效益，不至于让工人们喝西北风。现在氯胺酮车间也被封，工人们没什么指望了。
死马当作活马医 不料落入圈套中
2002年一二月间，太药分别接到氯胺酮购买订单1吨和2吨。订单者为何人，太药副总经理李作恕和总工程师童冬旺说法不一。童冬旺表情不确定地说：“可能是天津医保吧！”李作恕当时未表态，后来在记者的追问下，承认“凌老板” 即毒贩曹永江今年初投下过3吨订单，至于是不是一二月的那两张订单，他含含糊糊，没有予以确定。
据李作恕讲，早在2000年，太药就因资金紧张寻求过合作伙伴，谈了四五家都没有成功。2001年初，一家名为长治物保生物工程有限公司的企业找上门来，要求合作。但资金一直不到位，到2001年11月，该企业说是筹到了几个亿的资金，双方又坐到了一起。
2002年1月16日，该企业来考察，一行七八个人，其中还有一个欧洲女子。“凌老板”首次露面，他被介绍为香港来的大老板，是该企业的大股东。考察完后，凌大老板甩手扔下10万元，说是太药困难，春节将至，给工人们发点慰问金。
两天后的1月18日，双方签订了合作协议。协议规定长治公司一年内投入4000万元资金，但不承担合作前太药的所有债权债务，长治和太药六四分成。
厂里从10万元中分出4万给工会，买油买粮送给贫困的工人，剩下6万元存到银行里，按李作恕的说法是“留作以后细水长流”。
工人们很高兴，以为救星到了，但也有人心存疑虑。工会副主席刘葆兰讲，当初她也想到了天上不可能掉馅饼，于是便召开职工联席会来讨论此事。
因为当时厂里资金严重缺乏，医药行业GMP改造也迫在眉睫，所以绝大多数职工的意见是“死马当活马医”，说不定还有一线生机，“谁知道他心怀鬼胎，看中的是我们的氯胺酮”。
太药涉嫌制毒的消息暴光后，太原的一些媒体纷纷予以报道，指责太药作为国有制药厂竟然为牟取暴利制毒贩毒。
童冬旺对此很气愤。2002年7月3日，他向记者介绍，生产氯胺酮根本就没有太多的利润可言，在2000年4月以前，当时氯胺酮的市场价为2300元/公斤，还不足以抵消生产成本。之后通过不断努力改进技术，控制成本，才开始有所盈利。目前氯胺酮的市场价为1750元/公斤，利润大概在300-500元/公斤。以一年12吨的产量计，大概可赚400-500万元。
据国家药监局的一位专家介绍，到了境外，氯胺酮的黑市价每吨可达1600万美元，约合人民币1.312亿元。境内外价格相差数十倍甚至上百倍。如果以此来说，生产氯胺酮的确可谓暴利。还有人进一步推测，倘若太药真的与毒贩合污，则毒贩在支付其正常市场价外，势必要为太药参与制毒所承担的高昂社会风险成本买单。
涉嫌制毒不冤枉 恢复生产也在即
由于此案还在侦破阶段，警方对案情守口如瓶。“凌老板”到底有无省级药监局签发的准购证，以及购买证是真是假，外人一概不知。有人推测“凌老板”有购买证，但是假的，所以具体承办业务的销售经理孙正军没被放出来。如果“凌老板”没有购买证，那李作恕等人根本就不可能取保候审。
李作恕、童冬旺二人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对此一直支支吾吾，模棱两可，实在被追问紧了则声称当时销售部门在具体承办此事，他们也不清楚，而销售经理孙正军仍在羁押之中，外人不能接触。
不过，李、童二人反复强调，此事绝不是集体行为，如果真的有事，那也是销售人员主观或客观上的失误所致。据了解，前几年太药曾有销售人员在厦门因涉嫌毒品交易被捕过。
7月1日，山西省公安厅宣传处杨长安副处长肯定地对记者说：“具体案情还不到披露的时候，但这件事(指太药涉嫌制毒)绝对不冤枉他们！”
一幅破败气象的氯胺酮生产车间紧锁着大门，地上堆满锈迹斑斑的铁桶，胡乱生长的杂草环绕其间。
李作恕站在离大门20多米处告诉记者，氯胺酮车间封闭近4个月的门不日就要打开，恢复生产。
据他讲，早在5月16日，他们被取保候审时，就被告知回去可以继续生产。但由于没有订单，加上心有余悸，一直未果。
李作恕讲：“这次恢复生产后，我们要求省公安厅审查订单，免得到时又出问题。”不过随后他承认，说此话有些意气用事，公安厅并无此种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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