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假难除根执法遇尴尬 “买方”市场激活制假者
2002年6月17日10:07 新华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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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网厦门６月１７日电 “制贩假证”并不是一个新话题，媒体曝光过、执法部门打击过、社会舆论谴责过……但制假者的传呼和手机号码仍不断出现在公交站牌、电话亭、公厕墙壁上而无人问津；“东南亚制证集团公司”、“环球证件公司”等名片在各种场合肆无忌惮地散发却没人管管；承办各种文凭、证件的叫卖声在耳际鼓噪，大家充耳不闻。人们不禁要问：是谁为制贩假证者提供了生存空间？制贩假证组织活动揭密
厦门警方调查显示，在厦门市进行制贩假证违法犯罪的是一群组织严密、分工明确、掌握了较为专业的伪造技术和反侦察能力的职业犯罪人员，其违法犯罪活动具有以下特点：
其一，违法犯罪人员主要来自湖南省娄底市双峰县、莲源县和邵阳市的新邵县。他们主要聚居在开元区莲坂村、埭头村和湖里区后浦村等外口聚居区，带有明显的老乡团伙性质。其中，双峰籍人员有５００余人，大部分暂住在埭头村；新邵籍人员有５０余人，主要居住在莲坂村２组、３组出租户内。
这些人原本在厦门以经营塑料制品小生意为主，后逐渐走上以经营小商品、摆地摊为掩护，实际从事制贩假活动的犯罪道路。在他们眼中，制贩假证不偷不抢，害不死人，算不了什么违法犯罪。
据悉，来自湖南双峰、莲源、新邵的不法分子不仅为害厦门，还把“生意”做到了全国各地。西安、哈尔滨、天津、桂林、广州、深圳等城市警方近年来查获的制贩假证人员也大都来自上述三地。
其二，制、贩、销一条龙，犯罪组织专业化。制贩假证活动存在多个环节，参与人员分工十分明确：有的人负责联系买主，被称为“业务员”；有人负责在中间传递，被称为“联络员”；有人负责生产批发空白假证，有人负责电脑打印或刻制假公章；有人负责制作加工，形成一条龙的相互联系锁链，各链条之间多为单线联系。
空白的证件外皮和内芯一般在地下印刷厂印制或从广东、浙江等地购入，再成批销售给制假者。而兜售假证的“业务员”也是城市“牛皮癣”的制造者，为了招揽业务，他们专门购买传呼机、手机，然后自已或雇请他人在公交车站、户外广告栏、天桥、电话亭等公共场所喷涂、粘贴传呼、手机号码或印刷“承办各种证件、印章”的名片，公开或半公开地在外来人口聚集处散发，其活动十分猖獗。
其三，狡兔三窟，逃避打击。制贩假证者在与执法部门的长期周旋中逐渐摸索出一套反侦察伎俩，他们一般将居住地与制假地分离，选在两个相隔较远的区域，而且经常更换地点。今年４月２５日，厦门市公安局筼筜派出所民警在路面巡逻时，在湖滨四里公交车站查获一名犯罪嫌疑人，其随身携带的编织袋中装有２００余枚公章和数百枚私章，警察怀疑此名犯罪嫌疑人正在搬家中。这些犯罪嫌疑人被查获后有一套抗拒审查的办法，除非当场抓获，一般不会如实交代犯罪事实。
其四，利益驱使，暴利诱惑。制贩假证行为有很大的利润空间。贩卖者以５元至１５元的价格向制假者买得，转手至少卖５０元至６０元。一名制假者一年可以赚到１０来万元。高额的利润成为他们铤而走险的驱动力。
“买方”市场激活制假者
制假犯罪嫌疑人王国华说，我们之所以要做这一行，是因为社会上要买假证的人多、赚钱快。
买假证的人有多少？教育部一位官员曾作过估计，全国人口普查时发现填写具有大专以上学历的人数比国家实际培养的人数多出５０万至６０万人，这意味着全国有５０万至６０万人持有假文凭。
假文凭只是假证的一种。假身份证、假结婚证、假会计证、假工程师证、假电工证；假驾驶证、假行驶证、假车牌；假护照、假营业执照、假房地产证、假发票甚至假公证书……真是无所不假，无所不伪。
据了解，在厦门市假证市场，最好销的是《流动人口婚育证明》和各类资格证书，购买的人员多是外来人员为了找工作而购买的。
巨大、持久的市场需求是假证市场存在的根源。目前，我国不少组织、单位存在“以文凭论英雄”的评判规则，文凭往往直接与人们晋级、加薪、求职等利益挂钩。一些钻营分子甚至利用假证件、假文凭谋求升官发财路。全国最近查处的一批腐败分子和假干部，他们都拥有相当多的假证件和假文凭。全国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发展中心开展学位证书认证以来，假冒单位、学历证书的占了申请认证总数的２０％。
另一方面，对持有、使用假文凭者的“宽容”也纵容了这一行为。如：有的单位发现假文凭，只作一般性的处理；在人才市场发现假文凭，招聘单位也不过是将此人的材料扔进废纸篓了事，根本谈不上法律的制裁。低廉的作假成本，使不少人轻易走出这一步，假证市场由此生意兴隆、财源茂盛。
打假难除根 执法遇尴尬
厦门警方从来没有放松对制贩假证违法犯罪活动的打击，各级公安机关曾多次采取措施进行专项清理整顿，查获了一批制贩假案件，仅莲前派出所就查获制假窝点７个，缴获各类假证、证书３５０００余本。然而，制贩假证活动并未得到有效遏制。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法律规定不明确、量刑过轻。
与犯罪分子的疯狂敛财、猖狂造假行为相比，我国的法律显得过于“温和”。对制贩假者处罚的主要依据是《刑法》第２８０条：“伪造、变造、买卖或者盗窃、抢夺、毁灭国家机关的公文、证件、印章或企事业单位印章的处３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剥夺政治权利；情节严重的，处３年以上１０年以下有期徒刑。”而对于实践中长期大量存在的伪造文凭等非国家机关公文、证件的，却无法追究刑事责任。直至２００１年７月４日，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才作出司法解释，明确了“伪造高等院校印章制作的学历、学位证明而贩卖的，以伪造事业单位印章罪的共犯论处。”但是，对于伪造贩卖大专以下文凭的，仍然可以逃脱法律的管制。而对于那些每天公然当街叫卖的“马仔”们的处罚，在法律上还是空白。
２００１年５月２０日，厦门市公安局莲前派出所破获了一起贩假案，当场查获嫌疑人胡某向李某及其妻购买各种空白证件１２０本，同时查获胡的制假窝点，后胡被批准逮捕，而李及其妻却因贩卖的是没有印章及填写内容的空白证件而没有得到法律的惩处。
由于法律的宽泛，许多制假者有恃无恐，认为公安机关拿他没办法，据不交代犯罪事实；有的抱着被派出所留置两天，放出来继续干的心态，避重就轻。这些都大大削弱了执法机关的打击力度。２００２年５月１１日，湖南双峰人黄志军因向张某贩卖假的《保安资格证书》价格谈不拢发生口角，被张捅成轻伤。黄非但不以贩假行为为耻，反而堂而皇之地在派出所赖了两天，要向张讨回“公道”。
由于在打击制贩假证违法犯罪活动中存在的诸多问题，民警们对此也深感困惑。他们希望，能够通过不断完善相关的法律法规，为打假提供更强有力的法律武器。同时，他们也希望有关部门不断提升证章管理水平，减少对公章、证件的依赖，从源头杜绝制贩假行为的发生。（完）（ 陆志诚 马翠琳 禹志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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