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明察暗访甘肃临洮血浆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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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液无小事”,这是任何人都清楚的事,血液市场的健康成长关系着你我他的健康。然而近日,有知情人反映临洮血浆站的一些隐情:对献血者不进行体检、一人两卡频采严重、跟外地血头勾结牟取暴利等等。根据线索,《兰州晨报》记者在两天内以五种不同身份在相关场合进行暗访调查,终于发现隐藏在这家“样板血浆站”的惊天黑幕,其后面掩藏的真相让人触目惊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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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情人揭秘:血站违规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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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4月14日下午,一名投诉者向报社反映了甘肃临洮血浆站存在种种黑幕。她反映的问题概括起来有以下几点:血浆站对献血者不进行体检、一人两卡或多卡频采严重、跟外地血头勾结牟取暴利等等。闻听所言,记者顿感干系重大,遂决定调查暗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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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15日接近中午时分,记者一行来到洮河岸边的临洮县城。为保护知情人,我们在某宾馆约好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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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情者透露,临洮血浆站不顾国家法律和甘肃省有关规定,严重违规操作。根据国家《血液制品管理条例》和省里有关规定采血不能跨地区,而在定西地区的临洮血浆站,其很大一部分血浆却采自临夏地区康乐县等周边地区;甚至不顾国家关于单采血浆站有关采血间隔不得小于15天的规定,和该县一瞎子血头辛永生相互勾结,给部分献血员设置两套资料(即两卡),来规避法律规定而牟取暴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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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探底:血站不做体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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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日下午2点10分左右,探底记者以献血者的身份到达临洮血浆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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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先来到一楼的血液部。里边有两个男人,一个穿着白大褂,另一个穿灰色西装(事后得知,“白大褂”是郭主任,“灰西装”是这里的负责人赵永林)。郭主任一边让记者坐在旁边的板凳上,一边用眼光上下打量。“你要献血?”他问道。看着他狐疑的眼光,记者镇定地点一点头,解释说自己的钱让贼给偷走了,想卖点血凑个车费,问大夫献一次血多少钱。“80元。你是哪里人?”郭主任又问。“天水人。”“身份证呢?”“也丢了。”郭主任拿过一张体检表,接着问叫什么名字?按事先设计,记者说“周国”。他转过身一指,说“去称一下”。靠墙角有一台体重秤,称完体重后,体检就算结束。记者正在纳闷,郭主任又说,“好吧,交5元钱。”记者问是什么钱,他说是体检费。记者说钱都被偷光了,他说那就从你的献血费中扣,并说采小样后明天再来献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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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完小样,郭主任告诉记者:“明天不要吃东西,上午11点左右来。”记者悄声地问郭大夫,明后几天可否多抽两次,他冷冷地说,“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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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来后记者在血浆站院内,看见一辆车号为甘N-08748的大篷车,后来得知这辆车正是瞎子血头辛永生的,记者当晚暗访时在辛永生家的院子里又碰到了该车,这是后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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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在第二天记者前来献血时,却奇怪地发现那张体检表上各项被填得满满的,包括血压、脉搏、体温、五官、四肢、胸肺等未曾检查过的各项。而且记者做阑尾切除手术未满半年———按照《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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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浆者健康检查标准》规定不能供血浆,但这一情况根本未被提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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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访“献血员”常得义:已患病多年但多次卖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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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掌握第一手资料,记者根据知情人提供的情况,决定探访康乐县八松乡那尼头村的常得义。可靠资料显示,常得义在2001年到2003年2月前多次献血,知情者反映他献血被感染,生命垂危。当晚六时许,我们驱车出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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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地俗语有云:背的山,抱的山,中间只有一溜溜天;铺的毡,盖的毡,屁股后面像是个扇子扇。话虽丑点,但也非常形象地形容了当地穷山恶水、生活贫困的现实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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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访车沿着崎岖不平、百转千回的山路,走了半个多小时,才来到山顶上的那尼头村,常得义家就在那尼头小学旁边。这是个贫穷的家,院内凌乱不堪,靠北边一溜有四间土房,就是全部房产。堂屋里的土炕上,有个老人躺着,旁边老伴正在给他喂药。听见来人,老人试图坐起来,试了几次才坐起来,他脸色蜡黄,不断喘气,看样子病情不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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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自称是卫生部门的,来看一看他的病情。他说自己的病经过康乐县医院检查是胃病,马上就要做手术,因为经济不宽裕就出院了,等从上海打工的儿子回来再说。但他对到临洮血浆站卖血一事却一口否认,他提高嗓音说自家的生活在当地算不错的,家里有两辆摩托车,干吗去做那种丢人现眼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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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根据知情人事先提供的详细材料,(上面足有二三十人的献血记录,姓名、编号、时间等很清楚,)“一人两卡”的情形初现端倪。经指点得知,上面“辛保华”与“辛保军”、“常得义”和“常得珍”其实是同一个人,还有“韩朋”和“韩福荣”等都是。根据材料,清楚地反映出“常得义”(或“常得珍”)从2001年7月到2003年2月份的献血记录。经记者清点,其间他献血次数达50次之多,平均每个月3次!仅以2002年4月为例,“常得义”一栏的献血时间是4月15日、4月30日,而“常得珍”的一栏则是4月8日和4月23日,其余全部类似,日期都恰好相互错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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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记者第二天的采访中,常得义的病情得到了证实。根据资料,即使这样的病人,在今年2月份还在献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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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日上午,记者再下康乐。在康乐县医院内科病室,找到了常得义的治病医生———孙大夫。我们简单说明情况后,孙大夫承认几天前给常得义看过病,他给我们介绍了患者的病情。他说,患者经过胃镜穿透化验,查知胃壁上长有息肉;十二指肠溃疡,有癌化可能。虽然患者所做某项血液测试的化验单上,明明白白有“阳性”字样,但孙大夫说,由于患者并没有做肝功化验,所以无法判定患者是否患有肝病,或者血液是否被感染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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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后,记者从康乐县防疫站刘站长那里了解到,不久前他们针对儿童进行了一次随机调查,得出该县肝功阳性率为6.2%,局部地区甚至高达13%,大大高于全国平均水平1%,也高于省内其他很多地方。该县防疫部门正在加紧防范措施和有关宣传工作。对于记者提出的是否存在卖血传染疾病的情况,刘站长表示康乐县没有血浆站,有多少人在卖血自己并不知情,如果存在的话,这部分人都不愿被别人知道,是否通过卖血传染自己也就无法知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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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暗夜接触“瞎子血头”:从事卖血组织已经有七八年之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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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常得义家出来,下山后已是晚上7点40分左右,夜幕渐渐降临。由于常得义口紧得不到情况,记者决定再次变换身份,直接和瞎子血头辛永生接触。记者经过多次打听,终于问到“血头”辛永生家的所在地———康乐县苏集乡囊古坡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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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前,记者通过关系了解到,瞎子血头辛永生并不全瞎,白天还能看见点路。他虽然只有30多岁,但从事卖血组织已经有七八年之久。据介绍,被他组织献血的对象主要是康乐县八松乡、苏集乡等地的贫困者。瞎子的家原本一贫如洗,现在在当地是有名的富户。他拉拢到当地贫困的卖血者后,排班组织他们到临洮县血浆站卖血。多年来,他以善于算计和拉拢客源的非常手段,成就了其“霸主”的地位,现在成了临洮血浆站真正的“上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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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知情人说,临洮血浆站多一半的卖血者都是由辛永生组织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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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地流传较广的一个说法是,瞎子辛永生因算卦在当地小有名气。但算卦似乎解决不了生计,于是他就跑到临洮血浆站卖血,后被传染上丙肝就开始拉拢别人。每拉拢一个新血员,他就从血浆站得到15元的提成,然后再从每个血员身上抽取10元的“路费”,从此摇身一变成为血头。更可气的是,他拉拢血员有自己的一套惯用手段:他往往利用自己的算命先生身份,对发展对象说:某某,我看你这两天有点财运,这样吧,今天半夜你到某地等着,我的车去接你,保准让你发财。到半夜后,辛的弟弟就开着带着斗篷的四轮农用车到各处去接,然后直接拉到临洮血浆站卖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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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出晚归是辛永生组织献血行动的一个特点。由于掌握了当地人既要卖血挣钱又不愿被别人知道的心理,于是瞎子主动为大家做好保密工作。哪一天该谁去辛永生心里有一本账,安排好时间,他弟弟就在凌晨4点左右到各个村子去接卖血者。卖完血,等到天色黑了以后,他才将大家拉回去。正是瞎子的这一番“苦心”,才赢得了大家的信任,康乐县方圆三乡八村的卖血者,都乐于去找他,听他的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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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到辛永生家时,院中停放的甘N-08748号大篷农用车停在院内,辛正在吃晚饭。听说是某血站工作人员慕名前来要血浆的,他立时笑得像花一样。在毫无戒备的情况下,他和记者展开了下面的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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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辛老板你好,我们是兰州××血站的,找你来联系一些血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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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永生:你们是怎么知道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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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你辛老板的名头这么大,我们怎么不知道,我们是从临洮血浆站的人那儿打听到的,但怕他们干涉,就找到你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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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永生:你们要怎样的血浆,长期要还是临时要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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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我们要一些乙肝丙肝等症状的血浆(即阳性血浆),而且量比较大,肯定是长期要了,你知道这种血浆不好找,在兰州找起来就更难,听说辛老板你的能量很大,掌握着不少这样的人,我们想让你帮个忙,当然不会亏待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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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永生:你们是不是全部要阳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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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对对对!我们全部要这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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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永生:(展开了笑容)这样好!这样和临洮血站的冲突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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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我们听说你辛老板的能量很大,掌握着不少献血员,但我们只要阳性的,你掌握的有多少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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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永生:大概能有个二三百人,那是赵站长当上站长的那一年,我在临洮算卦的时候,站长让我组织人,当时就组织了有上千人,每天排班献,后来有些人生病就不能献了,现在掌握的阳性的就有二三百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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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你现在每天能给临洮血站组织多少献血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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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永生:现在已经农忙了,每天在30人左右,农闲时能组织到40人,不过你们不要跟临洮血浆站的人说,阳性的他们用的量不大,但每年还用一些,让他们知道了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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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那是那是,我们也是怕影响你和血站的关系,所以才找到你家来谈。阳性的血浆不好找,我们给你的报酬肯定比临洮血站给的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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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永生:临洮血站现在也不能把我怎么样,他们给我的人头费是每人15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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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我们可以出到每人20元,但组织工作你一定要做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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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永生:我做这个已经七八年了,这个你放心,保准不会出任何问题,只是献血员都不想让别人知道,你们要抽血就要晚上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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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没问题,我们的采血车晚上8点左右到你这儿,连夜采血,半夜返回,这样对大家都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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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永生:这样就好,我每次给你联系最少40人,不让你空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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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和记者谈话过程中,辛永生的母亲、弟弟和一个堂弟就在跟前,听说记者是从兰州来要和辛永生长期合作,全家人都眉开眼笑。有一个细节是,在说到临洮血浆站和记者所要血浆是否冲突时,辛永生和堂弟发生了争执,辛永生说临洮血站要的阳性血浆不多,不会影响什么,而其堂弟说阳性血浆临洮血站每年都要一些,最好不要让血浆站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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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和辛永生“谈妥”相关事宜并留下电话后,记者从辛永生处告辞。事后知情人告诉记者,辛永生靠组织人卖血浆发了大财,每年的收入有几万元,其中大部分来自献血员的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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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记者回到临洮县城时,已是晚上10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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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进“样板”血浆站:站长吹嘘血浆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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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暗访和外围采访结束之后,记者决定正面碰撞:直入临洮血浆站,采访其负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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碰巧的是,当记者到达血浆站门口时,“血头”辛永生的甘N-08748号大篷车,猛然突突地驶出了血浆站,正是他弟弟驾着车。在站上,听说记者来采访,原本在电话中说自己“在外面很远的地方”的站长赵永林,几分钟后就骑着摩托车赶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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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站长告诉记者,临洮血浆站是为某知名研究所提供血浆,最后制成高蛋白又用到病人身上。因此血浆站严格按照国家对血浆站的要求,献血员要经过严格体检,并且间隔不得少于15天,不存在一人多卡和“频采”的情况,全血及有疾病者的血浆不在采集的范围,他们也从不涉猎。省卫生厅严禁跨地区采血,因此他们采集的都是临洮本地的血浆,对外地的一律拒绝。他说,血液无小事,血浆站供给某研究所3000袋,如果其中一袋出了问题,那3000袋就都会被感染,因此站上特别重视自己采集血浆的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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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站长接着讲述了自己到血浆站任职后,如何将一个负债80多万元的血浆站扭亏为盈,树立成全省血浆站样板的经过,并带记者到各科室去参观其先进的仪器,让记者参观血站为献血员准备的休息室及活动室,以证明血浆站和献血员“不是赤裸裸的金钱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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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展示自己已经采用了先进的网络化管理,赵站长叫来了血液部的郭主任,打开了自己办公桌的电脑,随意输入一个号码,向记者展示如果间隔少于15天,计算机就会拒绝该人的资料,因此无法献血。记者见此,要求其打开一个编号为90000314的献血员的资料,显示姓名为辛保华,记者让郭主任调出了“辛保华”的照片,为一穿白色夹克衫的中年男子。记者又让其打开一个编号为90001305、名为“辛保军”的献血员的资料,并让郭打开照片,令人惊异的是,照片明白无误地显示出“辛保华”和“辛保军”为同一个人!此时,记者发现郭主任的手抖动了一下,他急切地说:“不可能吧,这两人可能是兄弟俩!”记者问能否将这份资料为记者打印一份,郭的说法是,献血员的资料他们要保密,不能给其他人打印。记者随即要求打开“常得义”等人的资料时,却不知为何此时电脑怎么也打不开了。■供稿/《兰州晨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