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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次因为四合院拆迁引起媒体关注的是国子监大格巷5号张婉贞，当时她站在四合院里的照片成为北京胡同原住民的一个象征。张婉贞之孙胡捷向记者回忆说:“院子是我太爷盖的，他本是福建人，七八岁因大水逃荒到北京，做木材生意，70多岁时才盖的，总共三个院子。1957年公私合营时，经租出两个院子。‘文革’时没收，拆了垂花门，建了一排房，属违章建筑，只留下三间房自己住，我父亲兄弟姐妹一共七人，非常拥挤。后来落实政策，要回了一个院子，1986年发还房产证，也不提另两个院。实际上自己家只住了5间房，这个院子总 共有21间房，总面积1050平方米，建筑面积256平方米。拆迁前要回了14间，另7间按房管局公布的标准向租赁户收取租金，租金相当低，还不够维修房子的费用。拆迁来得很突然。1995年5月初，附近就贴出告示，实施拆迁工作的是开发商东城区住宅建设开发公司。拆迁方案中，我们一家被安排到丰台区角门六套楼房里住，没有安置费，还需按月交纳房租，也就是没有产权，什么都没有了。”一场官司以张老太太败诉告终。 胡捷说:“我奶奶从16岁开始就一直住在这个院子里，住到拆迁那年83岁，院子里的一草一木、一家40多口人的大小事情还有房产都是她来操心。她的身体一直很硬朗，80多岁了还亲自上梯子砍树枝什么的。院子里有她亲手种的石榴树和枣树，打了石榴分送给邻居，还有大荷花缸，夏天种着荷花，可惜‘文革’时被砸了。“经租”的两个院子里，其中一个里面有关公像，另一个以前是木材厂作坊，本来门上有一块匾，上面刻着‘胡记木厂’。我们小时候就在院子里放风筝，爬到屋顶上看天安门那儿放烟花，一家子其乐融融，这是一种无形资产。拆迁公告贴出后，拆迁办在屋后很近的地方挖沟，周围的房子拆的时候，吊车的吊臂在我们房子上空晃来晃去，木料往我们墙上咣啷地砸，把房子都砸破了。裁决书下来后，奶奶为此病了一场。 其次就是华新民从头到尾参与了的美术馆后街22号院风波，这个院子因为平安大街改造规划出要建设辅助商业楼，将它列入必拆之列。当时是舒乙将华的电话给了房主赵景心老人，华新民带了《中国改革报》的两个记者去看了他的院子，之后该报第一次将此事报道出去。华新民说:“当时我真的以为市政府不了解此事，就将它反映了上去，在很多时候，我担当了这样角色，不停地给政府各职能部门的官员写信，或者自己上门去找他们。” 美术馆后街22号房主赵景心老人的辩护律师吴建中在接受本刊采访时说:“对美术馆后街22号，明显地分成“拆派”和“保派”，前者是开发商与政府，后者是学者与居民。罗哲文先生的说法当时已达成共识，就是这个房子保不住的话，北京的胡同就保不住了。而‘拆派’则认为如果拆不动这个房子，北京以后的房子都拆不得了。国内建筑学界与文物界的几十位顶级专家都出面要保，但最终经历了漫长的诉讼，仍在2000年10月20日被拆了。当时在法庭上的争论之一，主要就是讲这栋房子的年代问题，‘拆派’的学术代言人王世仁，以《乾隆图》上的《北京皇城图》并无此院为主要理由，说明这房子建在乾隆之后，并非其他专家认为的主体建筑在明朝已经建成。但实际上，他把图看错了。争论到今天，在司法上仍旧拿不出任何依据，更多的是行政指令在生效。” 第三个事件，是最近以察院胡同23号旅加著名学者叶嘉莹故居为代表的539个好院子，华新民说:“这是目前我正在奔忙的事情之一。这是北京市政府在2002年4月到8月期间，对3000多个四合院进行了一次调查。据知情人讲，与我在此之前对南小街所做的一次调查有一定关系。8月29日，规划局、文物局、建委与房管局四个单位出来一个文件，要求特别保护危改区中的539个院子。叶嘉莹一宅即在此列。”但这份名单至今从未公布，华新民到北京市文物局问，他们说归区文物局管，区文物局又说这是市文物局负责调查的。 80岁的叶嘉莹为叶赫那拉氏之后，祖父为光绪年间的工部侍郎，察院胡同23号系她曾祖父在咸丰年间购置的家产，为道光年间所建，叶嘉莹1924年在此出生后，24岁随父亲与丈夫去了台湾，后被哈佛大学等美加学院聘任为客座教授，客居海外数十年。现回到天津南开大学任教、长于古典诗词研究的叶嘉莹教授对记者说:“我一生漂泊海外，到任何一地都不认为是家，我到美国的时候，都买的是二手家具，就觉得不会久留，惟有北京的这个四合院让我有归属感，是我文化与情感的载体。”解放后，叶宅由她的弟弟居住，“经租”时期成为大杂院，大跃进时办了公共食堂，后又变为居委会，1985年她得到发还私产产权通知书。 2002年7月8日，北京城开集团开始拆迁院子所在的“四方区”，当时海外200多名华人学者自发为她签名呼吁保护这个院子，叶嘉莹通过华新民了解到自家的院子被归为539家好院子之列，她跟家人亲自去区文物局追问，亲眼看到了文件，但仍不许复印好出示给有关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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