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说:《凤凰周刊》有些文章还是很尖锐的，如何避免踩上政治的地雷？

　　邓康延说:这个问题也是很尖锐的。我是如履薄冰，一方面我要把关，一方面又想给读者更多的资讯和观点，度上要把握好。一定要实事求是，此外有些特别敏感的问题不做过多地评判，只用事件本身的发生来说话。而后酌情表达观点。

　　邓康延说:有一些很尖锐的，比较敏感的话题或个案，我们也会加上“编者按”或者“不代表本刊立场”，甚至我们可以有一些不同的看法。只因为觉得有些观点在海内外可能很有市场，因此，不应放弃。对当局而言，所谓稳定，就应该是在民众得到了更多的资讯，新闻媒体更为透明的情况下才能得到人心的稳定；对我们而言你所发表的这些东西决不是假的，杜撰的，扭曲的，也不是择一而漏万的，只有这样才能够赢得读者的尊重。

　　网友说:《凤凰周刊》有多少员工？每个人的工作量怎么计算的？

　　邓康延说:我们的一线员工比起其它杂志社可能要少得多。编辑记者十二三人，每一期做起来大家分工协作，既紧张又刺激，也很累。我们在北京、上海、香港、台湾都有自己的记者，编辑部主要设在深圳，有专职的记者，也有特约的记者，也有些主笔。我们想尽量利用社会的力量。至于工作量都有一个量化的标准。每个月记者应该完成几篇稿，编辑应该编多少稿。

　　主持人说:能具体说一下吗？

　　邓康延说:比如记者每个月写来三四篇稿子，有些编辑后发了，有些打回去修改后再发，当然也有不发的时候。而有针对性地外约名家或主笔的稿件大多都能用。

　　《凤凰周刊》如何建立自己的竞争优势主持人说:目前竞争对手有三联、新闻周刊和周末，你们怎么建立自己的竞争优势？

　　邓康延说:首先我们不能放弃眼下大陆发生的国计民生的重大事件，类似核潜艇出事，西安学生游行，神五升空，修宪，选举等。与时俱进。其次重大的事件和人物的解密，包括当年国共两党的纠葛，中朝、中越关系，文革、反右实情等问题，我们可能不会从大的层面做，总可以去解读一些具体的有代表性的当事人和细节。还可以重新审视台湾的重大事件和人物，如蒋介石、蒋经国、胡适、宋美龄、张学良，客观解读他们的生命和时代。我们有个栏目叫“台海机密档”，用档案馆图片揭示当年被遮掩的真相。

　　邓康延说:第三，我们可以加强观点论语。聘请华人圈一流的学者专家，龙应台、董桥、贾平凹、朱学勤、沙叶新、秦晖、樊钢、谢国忠等人发表尖锐有见地的声音。

　　邓康延说:第四，港澳台的动态走势也是我们的一个资源和优势。第五，正是我们最独到的，即电视文化的优势。央视要办一份刊物，专门有人来跟我们沟通交流。凭借凤凰卫视，我们能每期附送一个光碟，卫视节目精选，有些地方收不到卫视，通过杂志就知道了凤凰卫视。我们会把国际国内的电视优秀栏目、新的电视文化现象介绍进来。成为我们特色之一。

　　主持人说:有一个网友问您，让您谈谈未来几年编辑就业的前景？在一些朋友看来这是一个冷门，但是它冷吗？

　　邓康延说:以后的杂志报刊会竞争得越来越激烈，同时越来越细化、专业化。不可能是统揽万象。另一方面报刊又会整合，优胜劣汰，报刊的空间会随社会经济发展和政治文明开放的程度而增大。

　　邓康延说:对于年轻人来说，什么时候都不要愁机会，但你要愁你自身的能力行不行？哪个地方都需要铁，哪个地方都需要打铁的人。而你有没有很硬的打铁技术和身板呢？只要你硬，就是剩一份杂志一份报纸你也能挤进去，否则即使遍地都是报刊你进去也会做得平平。

　　主持人说:人到中年，今后您的理想是什么？

　　邓康延说:从小我想写出一些书，我内心强烈感受到的也打动世人的一些书，但是这些书还都没有写出来。我近期的理想是和我的同事们怎么样很快把《凤凰周刊》再上一个台阶，进入上升的通道，不负凤凰卫视高层的厚爱，不负这些员工对我的信任和外面读者的期待。我还想在歌词写作上有些拓展，写完《日出》主题歌词后，又有些片约。我很想有闲暇时把唐宋八大家每个人都写一首到位的歌词，再请作曲家朋友谱曲，能做出一个VCD的光盘。

　　邓康延说:总之能写一些感动自己也感动别人的文字，能发表一些鞭笞很多丑恶不公正世象的文章。祭献于这片富饶而困苦的土地。

　　主持人说:非常好，邓先生，感谢您今天在线。请您再给我们网友最后说几句话吧。

　　邓康延说:面向这么多的读者朋友，我唯有和我的集体勉力而为，争取能办出一份不同凡响的独到的华人圈大刊。《凤凰周刊》也许有这样那样的不足，但是有一点，它是一份向上的刊物，它是一份志存高远的刊物。

　　邓康延说:《读者文摘》上曾有一句话“志向相同又不相逢的人们，就像两棵并立但又没有靠着的树，他们的根须和树冠相连，他们在最深处和最高处相逢。”我们的第一本“凤凰周刊精品集”一度上过书籍畅销榜，书名就叫《高处相逢》。

　　主持人说:非常感谢您，让这些树共同组成森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