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小伟向记者演示“水中夹币” |
19日，被人胁迫而行窃的钟祥18岁聋哑男子小伟（化名），在704路专线车上被一名工作人员发现。昨日，在晨报记者的救助下，小伟踏上了返乡路。
今年4月12日，18岁的小伟被人以年薪10万元的承诺骗到武汉后，被人逼着在街头行窃，并经历了一连串令人胆战心惊的“培训”：开水中夹硬币，裤袋里摸鼠夹，手被夹得鲜血直流……
遭受了37天的非人磨难之后，小伟终于寻找机会逃出了“魔窟”。
昨晚10时许，江岸警方扫荡了小伟所在的那个“小偷训练营”，抓获了部分犯罪嫌疑人，并收扣了一些赃物。
身陷贼窝的37个日夜
5月19日，18岁的小伟（化名）结束了一场连续37个日夜的噩梦。武汉的一位好心人帮了这个来自钟祥的聋哑人。
当天下午4时左右，电车公司704车队一位胡师傅在车上发现一个逃出魔窟的聋哑小偷。小偷自称被人骗到武汉，并被人强迫偷钱。
胡师傅介绍，大约一个半小时之前，小伟上了他的车。车到终点站时，他在车后门处，发现了这个瘦弱的男子，蜷在车上哭泣。
胡师傅将他带回车队后，双方只有通过笔纸进行沟通。
“我是小偷。”“我是被逼的，是他们骗我来的，我要做好人，我要回家———”纸条上的这些语句，让胡师傅吃了一惊，他立即致电晨报新闻热线。
随后，记者在武汉市聋哑学校老师的帮助下，通过几个小时的交流，小伟讲述了他的悲惨遭遇。
10万年薪诱惑小伟离家
半年前，因无力承担学费，我从天门聋哑学校辍学回家。在钟祥老家，我帮父亲干农活，帮母亲做家务。那段时光很开心，因为可以和妈妈在一起。
妈妈总能做一些很好吃的东西给我；父亲打我时，妈妈总护着；每次被父亲打痛了，妈妈用药酒帮我擦伤口。（比划这些的时候，小伟突然哽咽起来，他狠命地抓过纸笔写下“我想妈妈，我要回家。”泪水顺着脸滴到膝盖上。）
4月初，聋哑学校一个老同学来找我，称可以介绍我到上海一家大公司打工，年薪10万元。父亲马上被高额的收入吸引了，鼓动我随同学一起去打工。
带上100元路费，我和另外2人来到武汉。
饿了四天被迫做小偷
4月12日，我们来到武汉一家已联系好的职介所，找到了联系人———一位21岁的“大姐”。“大姐”很友善地安排我们住下，并给我们买衣服，供我们吃喝。我第一次出远门，以为遇上了好人。
8天之后，一切都变了。“大姐”开始时说要把我们都带到上海去打工，后来只带走了一个，另一个被送到了浙江某个地方，我被留在了武汉。当问为什么这样安排，我遭到一顿打骂。厄运从此开始。
我先被赶出了原先的住所，和一些不认识的聋哑人关在一起，由一个东北人看管。
我们每天被这个东北人拉到市内人多的地方转，往人堆里挤。一次在公汽上，本来已上了很多人，我却硬被东北人拉着往车里挤。东北人拼命地挤到一个中年妇女身边，并不停地撞妇女肩上的帆布挎包。
公汽下桥时，刹车的一瞬间，东北人轻而易举地拉开了中年妇女的皮包链子，顺势将皮包内的手机和钱包一起摸了出来，迅速递给我。
因为害怕，我当时不敢接，东北人凶狠的目光死盯过来，用脚狠踩我的脚。不接的话，肯定会踩断脚。（小伟回忆当时的情景时，不自觉地流露出害怕的神情。）这么想着，我就接了手机和钱包，并按那东北人的手势从前门下了车。没一会儿，东北人和车上的妇女一同向他走来。我以为偷东西时被发现了，竟举着手机和钱包一个劲的求饶。两人竟大笑起来，并用手语说，他们刚才只不过做了一个试验，厚厚的钱包里全是报纸，手机也只是玩具。东北人说我大胆、讲义气，准备拉我入伙。
我不想做小偷，摇头拒绝。
那天晚上，东北人不让我吃饭。他说，不入伙，就没饭吃。后来，我整整4天没吃一点东西。“大姐”又带东西来吃了，这次是鸡腿和可乐。实在是饿得受不了了，我一把抢过鸡腿……
贼窝里的魔鬼训练
那天起，我开始接受那个东北人的“培训”：在“家”里，我们几个人被要求站成一排，然后各给我们5元钱放在裤袋里，东北人站在后面教怎么下手。教完后，东北人从一个随身携带的皮包内取出一个黑色的盒子，并不动声色地揣在裤子口袋中，要我们中的一个人去偷。那人刚将手伸进去便疼得大叫起来，手拿出来的时候，指头上挂着一个老鼠夹子。
“这么慢，不夹你夹谁”，看着血淋淋的手，东北人竟大笑不止。
东北人告诉我们，手伸进去再缩回，这两个动作必须在0．05秒内完成，不然就会被老鼠夹子夹住。
按这种“训练方式”试了3次后，我的手被夹得血肉模糊。
我们还被东北人逼着天天练习用中指和食指夹东西。一次吃饭前，东北人将滚烫的开水倒在脸盆里，然后将一枚1元硬币投到水中：谁能夹出开水里的硬币，谁就有饭吃。
接着，我们开始抢硬币。水很烫，手一沾水就烫得心疼。每人都得轮番试，试图从水中夹出硬币，可水却烫得无法伸手。我们只好围在脸盆边不停地吹气。
那一次，我们中只有一个块头较大的人吃成了饭，而我和其他几个人当天晚上只能喝水充饥。
东北人还逼着我们没事就用力拉食指，目的是使食指拉得跟中指差不多长。按照东北人的说法，一个好的小偷，中食指的长度应该是一样的。（记者注意到，小伟的手指现在已变形得很厉害。）
在开水和老鼠夹子中训练了半个月，我们就被“大姐”带着上街偷东西。
第一次晚上7点多钟，被带到江汉路，“大姐”要求我们晚上10点钟回家，而且要有100元收获。
在前进四路上聚集了不少消夜的民工。在人群里转了几个来回，我始终不肯下手。“大姐”三番五次给我使眼色，要我偷一个喝醉酒的民工。
我仍然下不了手，再次回到“大姐”身边时，竟被“大姐”一反常态地狠狠揍了一拳。我满口是血，嘴唇马上肿了起来。
晚上回到“家”里，我被东北人带到了一个陌生的地方，那里有三四十个人，东北人将我的脖子掐得死死的，不许我跑。
我极力挣扎的时候，一个小孩被人从旁边的木房内拉了出来。看得出那小孩也是聋哑人，有人将他的左手按在木桩上，然后就用刀猛地砍了下去，他的手一下就没了。小孩右手抓着左腕，疼得弹了起来，然后跌倒下去，脸一下变成了可怕的苍白色，无力地在地上挣扎着……
原来那小孩也是不想偷东西。
我一下子被一股巨大的恐惧吓怕了，我真的不想被砍掉手。在第二次行动时，东北人要求我至少偷50元。
在江汉路上，来回走了四五遍，一想到要被砍手，我终于决定去偷。在保成路夜市上，我盯上了一个年龄相仿的女孩。她的口袋很浅，钱包很容易就可以掏出来。在她选商品时，我靠了过去，然后用两个手指夹住了她的钱包。钱包到手后，便飞似地跑回宿舍，交给“大姐”。“大姐”打开钱包，里面有40元钱和一些卡，她笑了。
我觉得我已经变坏了。可我不想这样，我开始打算逃跑，离开那个可怕的地方。
我心里这么想着，也在暗暗下着决心。
出逃途中遇好心人
有了第一次以后，小伟每天的日子就规律起来。每天上午7时，我们就被“大姐”叫起来出发。我们每人每天有5元钱的零用钱，但每天的任务是上缴100元。中午可以回“家”吃饭，下午2时再次出动。晚上6时回来吃晚饭，7时再出动，直到10时左右，路上人少了才可以回去睡觉。
4月19日，“大姐”又要我和另外2人一起在汽车上偷东西。当时在青年路上了一辆704路车。我们装做彼此不认识，上车后，分散到车的前门、中间和后门，我被安排在后门。由于车上人很多，我便起了逃跑的念头，心想只要躲开他们的视线就可以逃出去了。我躲在后门旁的铁板后面，将身子蜷在座位上。
车开到常青花园的时候，当时下了很多人，我紧张地躲在车尾不敢抬头看别人一眼。我当时心里想，躲开那两个同来的同伙就一定会有办法，一定能回家见到妈妈。
后来，车队的胡师傅发现了我，将我带回了车队。
晨报记者送其回家
19日晚，记者请小伟吃了一顿丰盛的晚饭，并为他安排了住处。在睡梦中，小伟口中喃喃，好像在喊着：妈妈！妈妈！
昨日早上，记者将小伟带到新华路长途汽车站，为他买了票后，将他送上了返乡的汽车。（记者陈麒麟 通讯员朱明晓尹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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