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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笔：舒可文
荆轲刺秦的故事几年之中被周晓文、陈凯歌讲，现在又被张艺谋讲，三部电影都在各说其是。《秦颂》和《荆轲刺秦王》在对这段悲剧故事的整理中，都浸透着现代人文主义的历史观——嬴政不仅是君王，也有其丰满的精神世界，荆轲的牺牲挡不住历史车轮;或者政治理想在人道主义牺牲的比量下渐渐暗淡。
艾科在对他的历史小说《玫瑰之名》的解释里说，他不是要讲中世纪，而是把故事放在中世纪讲，仅仅因为他要毒死一个教士。在历史问题上避开了哲学家从大处着手的评价责任。而按张艺谋的解释，《英雄》的动机是因为他想看看“一个放弃的英雄会怎么样，因为什么放弃、放弃了还是不是英雄。”其余部分就是构造技术程序了，所以他也讲的不是秦，不过是放在秦讲，表达历史观当然不是其志之所在。
张艺谋常常被人比作农民，可能是因为在他的叙事中有一种评书式的务实，其故事都被一个个梦想简而化之。有失复杂的反思，却也从执拗里获得了一种力量。《英雄》在传统悲剧模式之外，试探了一个新形象——无名的无功而死不是因为命运难料、小人作梗;没有误解障碍，没有偶然事变，他在别人的牺牲与信任之上，扫清所有障碍后放弃命运，像所有英雄一样的凛然，他在成功与失败难以判定中展示出一种更可探讨的悲剧力量。这是张艺谋依然不失为“文艺片”导演之所在。
一个中国导演想讲一个免于西方的普适思想解释的中国故事已经很难，《英雄》里所说“天下”放在中国传统观念里与现代民族国家的框架里，构成了意识的复杂化——如何来看待个人与历史，历史究竟是谁创造，在现代国家意识上又怎样读解历史？这些在叙述与历史互文性中都成了问题。张艺谋无疑需要为他对历史的态度付出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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