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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曾是电视剧《新星》中李向南的原型 □他首倡"搭台唱戏"并实验"小政府大社会" □他抱着"推进政府职能转型"的决心来到长治 □他打响了一场政务公开、经济放开的新"上党战役" □他撤去市委市政府机关大院围墙，走向与群众对话的广场 □他督战报纸搞舆论监督 □他来长治不到两年，全市１４６个乡镇就跑了１３５个，以"单车书记"的"急躁"要实现"政府创造环境，人民创造财富"的理念 编者按： 改革正在过大关。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陈清泰近日指出：若想不触动传统体制、离开政府改革，单纯就国有企业进行改革已经很难取得实质性进展。 中国经济体制二十多年改革历程表明，就经济改经济，仅限于技术层面的修修补补是很难求得根本性突破的。 "政府创造环境，人民创造财富"、"放开舆论监督，约束干部行为"、"政务公开，经济才能真正放开"……长治市委书记吕日周所做的这一切探索，正是试图通过政府职能和干部作风的实质性转变来给经济发展彻底松绑，向民主和理性的行政要效益。 一个较为落后的内陆小城在短短的两年里发生了显著的变化，说明他的探索是有效的。 ２００２年，五月的一天，从太原到长治的公路上，褐黄的丘陵、灰白的羊群、青翠的钻天杨，不时从车窗边掠过。这就是风土浑厚而不失灵秀的晋东南高原，这就是宋朝诗人苏东坡诗中呼为"天下脊"的古上党地区。车中的我们却无心浏览风景，无心追溯历史的变幻风云，疾驰的大客车里，我们津津乐道着长治正发生的变化，热烈讨论要寻访的本文主人公--长治市委书记吕日周--我们私下昵称他为"老吕"。 我们要了解的，还不仅仅是一座城市、一位市委书记。我们更希望这能成为一次追问改革、探访改革者的旅程。 复出的改革老将 吕日周上任两年以来，山西长治发生的变化，我们已耳闻目睹不少--在城市风貌方面，长治正告别脏乱，向国家级文明卫生城市的目标进军；在舆论监督方面，《长治日报》屡开先河，曾把对一些"大干部"、"大单位"的批评，指名道姓地登在报纸上，市委市政府还公开邀全国各地媒体来长治监督；在转化干部作风方面，长治的基层调研工作近年空前频密，干部监督体系正趋完善；此外，在扶贫恤孤、教育改良、国企改革方面，长治更有不少上下交相称道的成就。 据悉，长治一年多以来已极少看到工人、农民集体越级上访事件--在国企与三农问题都颇为严重的山西，任何为官一方者都会默认：这是个何其不容易取得的成就。这里面，意味着干群关系多么深刻的变化！ 仅从这点我们就可以判断：长治的变化决非出自枝节的改良。如果政府的措施后面，没有系统的变革思路，没有勇锐的改革精神，长治决不可能变得这么迅疾、这么让民心宁贴。 提到吕日周本人，任何对８０年代初期中国的改革开放有过关注的人，都不会忘记：他就是第一个道出"政府搭台，群众唱戏"理论的人，并亲身主导了一场地区性的大实践。 １９８３年，他出任山西原平县委书记，仅用三年时间，就使原平一县的工业利税超过了原忻州地区其他１３个县市的总和，"原平经验"轰动一时，全国各地赴原平县的参观团络绎不绝，时任总理李鹏和人大委员长万里都曾亲临视察并给予肯定。作家柯云路在其改革小说《新星》中所塑造的人物－－－李向南，正是以他为原型而创作的。 １９８８年底，吕日周主政新成立的朔州市，在短短一年左右的时间里，又把"原平经验"扩展为"小政府，大社会"的"朔州模式"，再领风气之先。 １９９０年，吕日周从朔州市长的任上，被调到山西省体改委工作，先后任职副主任与主任，从此开始潜心调研与著述。十年磨剑，乏人闻问，改革第一线上，渐渐淡出了这位当年急先锋的身影。然而２０００年２月，这位改革老将再度复出，仍是一腔激情，不脱"敢为天下先"的作派，长治改革的用心之深、力度之大，丝毫不亚于当年他在原平的日子。"改革书记"--吕日周是当得起这样的称谓的。 在我们从太原动身的那一天，老吕出国考察去了，有点儿不巧。但我们此程决不会扑空。因为改革家不同于孤独的隐者。寻隐者不遇，只好向云深林密的地方，发出遗憾的叹息；而真正的改革家的故事，定然是流传在人群中，在普通人充满激情的讲述中；而来访者行走在正锐意改革的城市里，也必定能随处发觉社会生活中的新意、创意，令人喜悦乃至震憾。而这，便是我们与改革者的另一种相遇和对话。 撤去围墙，走向广场 在中国提到"城"这个字时，我们总会想到"墙"。长城其实就是一堵长墙。在一些人观念中，如果没有厚墙坚壁，也就不成其为通都大邑。于是又衍生出一套"官府"的观念。所谓的"府"，亦不脱一圈围墙。墙外为民，墙内为官，界限分明。 当我们漫步长治城时，第一个让我们感到震憾之处，还不在于市容的洁净、乱摆乱卖现象的近乎绝迹，而是长治市委市府，居然没有我们从外面熟见、同时又对其内部深感神秘与敬畏的"大院"。我们三人戏谑长治"政府没门"。这个"没门"的政府，从东西南北任何一个方向，都可以直接走向办公大楼，没有墙壁障碍视线，没有守卫厉声喝止。而大楼的周围，即原先的大院里的"小花园"，被开发成了公众游玩之地。 在长治市府中心大楼的四周，我们看到儿童在荡秋千，看到姑娘在喂鸽子，看到庆祝校庆的中学生围成一圈大唱流行歌曲。我们第一个反应是：政府可以这么"没有尊严"吗？但我们又随即觉得，拆除围墙--这也许正是政府在公民中间赢得尊严的第一步。因为真正的尊严是建筑在自信的基础上的，不对公民抱存戒心，不把公民拦诸屏藩之外，正是政府对自身具有充分自信的标志。 在这个政府大楼前的公众乐园里，我们徘徊良久。在两块大石头边留了影。这两块石头，一块刻着"公开"，一块刻着"放开"。据说，都是老吕来了后立起来的，意为"政务上公开，经济上放开"。用落下来的大石头意喻"落实"。 当地一位政府官员向我们说了件早年长治的一件难堪事。有天，发生群众集体上访活动，堵住了正门，官员们只好走后门，上访者知道了，便分出一拨儿人来堵后门，最后，官员们只好由一个少为人知的小侧门，悄悄进出，狼狈之至。"吕书记一来长治，就主张拆墙，那时我们都担心，这不是为那些上访者擅闯政府提供方便吗？但后来发现并不存在这个问题。" 为什么呢？封闭的结果只能走向画地为牢，而开放的胸怀则无所排斥。"之所以没有人来围政府，是因为吕书记拆了墙之后，主动走到了广场，在广场上，直接面对群众，解决群众问题。" 当地民众告诉我们，吕书记经常率领各级干部，到长治广场现场办公。这一措施被称为"广场对话"。每场对话，政府会预先发布公示，鼓励群众自发参加，不加任何话题限制。 据了解，现在的长治，平均每个月都有两、三次政府和公民的公开对话。上到市委书记、市长，下到街道居委会主任，都必须不定期走出办公室，直面城乡的公民，接受他们的质询，并就问题解决做出具体承诺。长治的广场对话在规模大时，有数千人参与，但从来秩序井然，不曾发生过混乱。 拆除围墙、走向广场，只是长治的政治生活走向公开的最直接、外在的表现。或者说，其象征性、激励性的作用更大一些。但必须指出，长治市委市府并非仅仅在玩花架子，它还扎扎实实地推出了一系列让官场透明的制度措施：对１０多项民众敏感的政府日常事务项目进行公开，包括用人公开、花钱公开、决策公开、领导干部职责公开、信访处理结果公开、领导干部住房、坐车、出差、看病、批条、用手机等情况公开。 同时，长治市还加大了干部人事制度的透明度和公开性，实行公开选拔、公示制、末位淘汰制、常委投票表决制等新的用人机制。当附近别的县市仅仅对副职进行竞选，长治已先后六次对市卫生局长、郊区区长、平顺县长等１１个正处级领导职位进行公开选拔，还用民主选举的方式选拔了防爆电机厂厂长、长治轴承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谁不公开谁下台"成了长治官场的流行语。 更难得的是，在长治，市委的一系列决策，包括书记办公会纪要、常委会纪要、党政联席会纪要、常委民主生活会纪要，全部放在《长治日报》上公开发表。以此增强工作透明度，提高民主决策、科学决策水平。 我们想起一句话："一切官僚主义都是自居于神秘、寄生于神秘的。"长治市委对公开的盛倡和力践，其用意无疑正是要根斩官僚主义的神秘性，使之在长治开放的政治空气里无以自存。 当我们走在长治的广场上，望着周遭玩耍、散步的市民，不能不从心里替他们感到高兴--他们正呼吸着清新、平等的政治空气，他们正成长为这个城市不折不扣的主人。 让报纸成为监督利器 在参观过长治的八一广场后，我们拜访了这座城市的另一个"广场"，它更轻盈、更柔软，却覆盖得更广，承载得更多，这就是《长治日报》。 据我们所知，长治的日报与晚报，正负荷起长治"言论广场"的责任，其针砭时弊的锋芒和力度，令国内不少新闻同行对此艳羡不已。 长治日报社社长王占禹在办公室欣然接受了我们的采访。交谈中，不时发出爽朗的大笑--他确实有理由喜悦：现在是长治日报社的发行以及广告有史以来最好的时候。2000年之前，长治市仅有一份日报，发行量两万份左右。现在，日报社又创办了一份晚报，合计发行量已超过5万份。 "《长治日报》和《上党晚报》受市民欢迎，是党、政府和人民越来越贴近的结果。"王社长告诉我们，吕日周来到长治不到三天，就邀《长治日报》主要负责领导一起座谈。"谈话中，吕书记有很严厉的批评，也有很热忱的鼓励。主要批评的是我们太谨小慎微，做老好人，没有起到真正的舆论监督的功能。吕书记希望我们办一张能改良长治新闻空气、政治空气的真正的报纸！" 但这张报纸和市委书记的"磨合"还是有个过程的。最初，《长治日报》并没有放开胆子。"有些同志也在揣摩，市委书记真的是要搞监督吗？也许是走形式，搞过场？还得看看。"日报的"舆论监督"最初停留在反映某处环境卫生差、店铺服务态度不佳的内容，所谓"只打苍蝇，不打老虎"。但没过多久，在吕日周的不断激励与策勉下，其批评锋芒开始触及一些领导干部的工作作风。 2000年4月12日，《上党晚报》以《赌桌上捉住乡党委书记》为题，报道了壶关县一个乡党委书记秦某在工作时间聚赌，被公安机关查获的消息。当天，吕日周批示："抓住反面典型，一追到底，全市人民展开讨论，怎么处理这个乡书记。"《长治日报》来了劲，于次日头版发起讨论：《这哪像个共产党员》，《农民最恨这种"官"》，《老百姓真不放心》。市纪委闻风而动，赌徒书记被免职。这是《长治日报》有史以来首篇大功告成的重磅监督报道。 2000年8月，《长治日报》再次出击，在一版披露长治县东和乡机关大院上班时间"书记睡大觉、干部打扑克"的事情。接着联合当地4家媒体，对长治县20多个乡镇机关干部上班情况进行突击查访，报道连番轰炸。长治县政府不得不有所行动，集中10天，开展作风大整顿，那个睡大觉的书记也受到严厉处分。 这两批报道虽然痛快淋漓，出师大捷，但报社也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压力。勇于写批评报道的记者不断遭遇有关方面的冷嘲热讽或兴师问罪。一些记者下基层采访，遭到干部全程跟踪。有的记者的批评稿子受到相关部门千方百计的刁难，无法刊出--舆论监督一旦触及某些官僚盘根错节的利益，便步履维艰、难以为继。幸而吕日周和长治市委始终旗帜鲜明地支持舆论监督，为之鼓劲和加鞭。 据王社长描述，吕日周每天起床第一件事就是看《长治日报》，他要求报纸必须在早晨6点钟前，送至其家中。即使出差，也要想方设法将报纸尽快送到手上。对每天的日报，他都会书写批示，巨细无遗，或是对编辑思路提出意见，或是直接指示有关部门根据批评报道追踪查处。吕日周一旦发现批评报道隐去被批评者名字，就会大为恼火，强调一定要点出单位和人名，彻底曝光。当然，这种点名批评也包括他自己。读者在《长治日报》上不时能看到吕日周和市委常委们在党委生活会上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比较尖锐的内容。 2000年8月，长治市委宣传部发布了《关于进一步加强新闻舆论监督的暂行办法》。要求除涉及国家安全、机要和保密的工作外，一切公务活动，都必须接受新闻舆论监督。吕日周公开表态："在长治，不允许有不接受新闻监督的单位，不允许有抵触监督的个人，不允许对舆论监督有弄虚作假行为。" 2001年3月，《上党晚报》记者李慧良发出一篇报道，反映长治市壶关县店上镇后山河村"27名学生流失了20名"。吕日周看了，当即在《上党晚报》和《长治日报》上刊出写给分管教育的秦来英副市长的批示，措词严厉： "秦来英副市长……教育系统是如何贯彻西沟（全国人大代表申纪兰所在的村）会议精神的？山后河村的严重问题，我看不到任何一级党组织和政府的报告，可见深入基层、深入群众、深入人心差距有多么大！我们不是经常开教育工作会吗？可在山后河村，这一切等于零，'春风不度玉门关'变成了'落实不到山后河村'了！" 吕日周的批示见报时，这位副市长正在一个穷县做调研，当天下午，她就紧急收拾行李，赶到后山河村，在当地蹲点一周，解决了当地儿童失学问题。此事震荡相当大，直至记者在长治采访期间，还有一些官员坦承，当时有一些人认为吕日周这种做法"得了民心，失了官心"，"老吕做得太过火了"。但无论如何，经由这件事，长治的新闻舆论在人们心目中的权威得到了提高。 "几篇出色的批评报道出笼以后，我们的记者外出采访更有尊严感了。"王社长说。 记者称他编外总编 "吕书记相当于我们不领工资的总编辑。"王社长告诉我们，起初我们尚且当作玩笑话，看过吕日周这两年对日报的批示后，方信此言不假。 从批示里可以看出，很多时候，吕日周是借这张报纸作为兴利去弊的改革利器，所以对报纸是否能保持监督者的锋芒，看得很重要。也正因此，他一觉察报纸稍有松懈倾向，会立即毫不客气地提出批评。 2001年12月23日的长治日报，引起了我们的很大兴致。这一天的头版，全是赞扬本届政府的正面报道和会议报道。恰是这天，吕日周对《长治日报》做出了空前严厉的责难。他在一版上批示： "从这张报看，长治没有问题，大家都是好东西。可爱的总编：你们骗得我多高兴，长治形势好得没问题，不需要监督。卢书记：先宣传部，后报社，传达我的意见。这张报纸走下坡路；办报人的旧思想旧病复发了，又走上官僚式道路。把官放在前，民放在后；会放在前，事放在后；吹放在前，揭放在后，不深入，不研究，不分析，照搬照登，何其省脑、省心、省力。如再不纠正，谁看这张报？不在办报上下工夫，只在卖报上喊嗓子，是笨人！活人办死报，整顿一星期，清退无能者，大范围吸收人才！" 在二版头条《市林业系统发场艰苦奋斗精神大打城市绿化硬仗》的标题下，吕日周醒目大字批评道： "都是好的，没有差的，这是麻醉剂、麻醉报！" 针对三版理论版，吕日周批示： "死人办创新，官话连篇，没有新意，只有死味！总结不出教训，此栏停办。" 据了解，日报社长和总编在后来的报社干部会议上做了检讨、总结，反省了报社工作中存在的六大弊端："懒人办报、庸人办报、好人办报、老观念办报、被动办报、无为办报。"由此进行了上上下下的自查整顿，并在报社内部重申了吕日周书记交待报社的宣传报道原则："要群众在前，领导在后；市场在前，官场在后；基层在前，上层在后。" 据统计，2001年这一年，长治全市五家新闻媒体共发表批评报道377篇，其中，揭露少数干部腐败和违法乱纪行为的占30％，反映领导机关和干部作风的占25％，批评社会不良风气和行业风气的占25％--新闻媒体在长治正切实扮演着有效监督者的角色。 干部说他是"虐待狂" 当地一位官员向我们感慨：老吕来长治这两年，老百姓很欢迎，但当官的可就"累坏"了--当然，这里的累，是和过去相对而言。 吕日周常亲自给大家上党课。上课的时间一般都选在早晨五、六点钟，为的是讲完课正好接着上班，不耽误工作。但吕日周每月上七、八次党课，东颠西走，有时在国企里讲，有时在农村讲，乐此不疲，一些睡惯懒觉的干部，不得不跟随起早，自然要对此腹诽不已了。 吕日周的另一大特点是爱搞调研。来长治不到两年，全市146个乡镇就跑了135个，在基层住了50多夜，为了进村方便，吕日周还经常是骑单车下乡，因此在长治又有"单车书记"之称。吕日周这样一带头，大批干部也把下乡调研当成了平常事。据统计，这两年来，每年都有一万多人次干部进驻长治的3500个行政村，协助村里解决各种难点热点问题；每年都有近千人次的副处级以上的党政干部，到农村、工厂和商店参加义务劳动。 老吕这样做是存心"折腾"干部的吗？知情者谓：不然，这其实是他多年来的本色。 熟悉吕日周的干部告诉我们，老吕早年在山西雁北调研室、省委农工部、原平县、朔州市、省体改委工作的各个时期，每年大约有200天左右的时间泡在基层搞调研、搞动员、并进行现场指导。尤其当年在省委农工部时，最多一年下乡320天。1983年他被破格安排到原平当县委书记后，全县600多个村子他都跑了个遍。 沁县漳源乡是长治最贫困的地区。2001年至今，吕日周已十几次深入该乡。吕日周在最初几次调查中，就发现这个乡冗员过多，农民负担过重，便与乡领导一起研究制定解决措施，不到一个月，就使该乡每年为群众减负20万元。 吕日周在长治对干部有个著名的"三深"的要求，即"深入基层，深入群众，深入人心"。以漳源调研为例，老吕要求工作队必须严格遵守"不花下边一分钱，不许下边一人陪，调查不漏一个问题，处理难题不留一点尾巴"等九条"铁纪律"。 吕日周常对身边人说，"三深"之中，深入人心是最难的，也是最根本的。 市委办公厅副主任李仁秀给我们讲了个关于吕日周下基层的故事：去年腊月二十八，吕日周到贫困山区看望困难户，请大家畅所欲言，多给市委市府提意见，但没人提出批评。到了中午，吕决定和大家一起吃顿饭，和他坐在一起的一位残疾老人给吕日周夹菜时，因为紧张，菜掉到地上，吕日周一边同别人聊天，一边弯腰把菜从地上捡起，毫不在意地放进嘴里。老人家掉泪了，说：这么多年了，我这才又看到当年八路军、共产党干部的作风！于是如遇亲人，言无不尽地倾诉自己的困难。吕日周也为之恻然落泪，临走时送给这位老人1000元钱。 "老吕是真正用心去做调研，去了解百姓疾苦。"李仁秀说，"他真正做到了深入人心，所以，无论是去农村调研，还是在国企调研，他得到的信息总是比别人更多，更全面。因为他是真心与民众推心置腹，所以，人们都信任他，愿意向他说出真话。" 改革家的急躁 吕日周，作为这个城市的"一把手"，他在工作中是否也有一些缺点？我们拿这个问题问接触到的一些官员，他们笑答：其实老吕自己都承认的--他的缺点是太急躁，有时，甚至是不近人情的急躁。 据说，和吕日周共事是件高度紧张的事情，他遇到问题，会随时召集人员前来商量。比如一次他接到一些关于某国企内部腐败的材料，气愤、激动得夜不能寐，凌晨两点钟召集有关党委、机关工作人员前来开会，要求迅速查处解决；有时心血来潮，凌晨五六点，叫上数名下属，一起骑车下工厂或学校作调查研究。吕日周这种突如其来的"晚会"和"朝会"，并非一例两例，对于他的下属和同事们来说，已成了家常便饭。 在2001年一次市常委生活会上，吕日周坦言了他的急躁感的两个来源： 一是"长治落后得不能再落后的经济状况，使我感到肩上担子重，心头压力大，一种不可遏制的紧迫感油然而生。一个声音常在我的耳边响起，多少事，从来急，天地转，光阴迫，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 其次，"近几年，在不少地方，不少单位，不少人那里，批评与自我批评已经被表扬与自我表扬，吹捧与自我吹捧所取代。文过饰非、自欺欺人、一团和气。我很痛恨上述庸俗作风，想在长治很快扭转这种风气。所以，常常运用那种急风暴雨、疾言厉色的批评，以图达到下猛药、治沉疴、振聋发聩、惊世骇俗的目的。" 据悉，长治近两年多来，对贪污腐败干部的惩治力度之大可谓前所未有。从2000年到2001年8月之间，长治共查处案件1651件，处分党员干部1593人，其中县处级33人，有115人被开除党籍，24人移交司法机关，追回经济损失900多万元。与此成鲜明对比的是，2001年民众"赴省上访率"比去年同期下降84％，山西省委办公厅专门为此通报表扬。 曾有人认为加大新闻舆论监督和反腐力度可能会"拖累经济"，但在长治并没有这个问题。据悉，长治财政总收入近两年有了一个明显的飞跃：在2000年增加了1亿多元突破15亿的基础上，2001年达到了近18亿元，比上年增长19.03％，创下历史新高，是1996年以来增幅最大、增长最快的一年。 早年，长治的企业产权改革一直进展不大，体改委主任出身的吕日周发挥理论和实践优势，使企业产权改革取得重大突破。国有工业和商贸企业改制面分别达到85％和74.7％,乡镇企业改制面达到99.8％。53个工业调产项目相继投产。民营企业上缴税金，由1996年的6.5％上升为32.4％。 政治上的放开,带来的必然是经济上的开放。近年来，长治市先后与5个国家的7个城市建立了友好合作关系，新建外资企业64个，拥有进出口自营权的企业发展到32个，进出口贸易比1996年增长17倍。 破旧校舍改造、教师工资补发、老城改造、森林防火墙建造……这一系列工作、工程在长治的进展速度都快得令人称奇。仅以校舍改造为例，原定两年完成的任务，只用了半年就全部落实。在2001年，长治有174项工作受到省里表彰，有30项工作受到国家表彰。用吕日周本人的话说--"我们正在或已经创造若干奇迹。" 吕日周的急躁，在我们的理解里，确实属于改革家式的急躁--不能容忍虚伪与萎靡的生活、工作方式，不能容忍静止和停滞的世界，总是全身心地投入，渴望着发展，要求着壮大，要求着变化……这种急躁也发自于对改革事业的热忱。这个"缺点"，我们想老吕是很难"改正"的。 政府的创造与人民的创造 吕日周到任10个月之际，曾有记者问，这届班子最核心的方向是什么？吕日周答道："政府创造环境，人民创造财富"。 从这十二个字，我们不免联想起"政府搭台，群众唱戏"这八字。这是吕日周在18年前提出的口号。当年他由此获得"吕搭台"的绰号，并因此而荣耀及受人责难。 "搭台经济"--即允许干部投入经济实体，发展市场经济，建成一种所谓"社会主义融合经济"，它作为转轨时代的权宜之计，已不再适用于今天，但它最核心的那部分企图无疑在吕日周的改革意念中坚持了下来，并转化成了今天的"双创"理论--即一方面推进市场经济，另一方面推进党政机关的自身改革。 吕日周80年代在推进"搭台经济"时，有人将其误判为"官倒"、"干部经商"，却没有识清其改革意图的一大要点在于让官员"脱钩自养"，以达到精简机构的目的。 18年一晃过去，吕日周现在要做的，其实还是要完成这件事情：让执行计划经济的政府，在市场经济中接受转化，找到自己的位置--政府应当从竞争领域中退出，去谦卑而细心地创造一个让人们放心、惬意的创业环境，而创造财富的真正主体，应还给社会，还给全体人民。 所以，我们要说，吕日周的事业，不是单纯的"清官"的事业，更是改革家的事业--"清官"的事业只对"上面"负责，而改革家的事业，则要对人民的利益与时代的理性负责。 吕日周的道德力量不仅体现在对优良传统的固守上，更体现在对既有体制的改革中--包括推进政府的职能转型、促成人民意志的觉醒。改革，如邓小平所说，是一场深刻的自我革命。自己人要对自己人"动手术"，其痛苦和困难有时更甚于面对敌人。这使改革者的道路注定更复杂、变数更大--而如果成功了，其意义也将更为深远。 长治，这里是当年传说中神农尝百草的地方，是抗日战争中八路军总部所在地，解放战争的第一枪--上党战役就是在这里打响的。古语云："得上党者得中原"。我们希望，吕日周和长治市委能在上党再打响第二次"解放战争"--把贫穷和官僚主义从长治彻底赶出。（本报记者 张鲜堂 《南风窗》记者 陈初越 何江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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