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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82年6月24日，马寅初生于浙江嵊县浦口镇一个酿酒小作坊主之家，这位姓马，又是马年、马月、马日、马时出生的“五马”齐全的婴儿，日后成为中国著名的经济学家，他在人口理论方面的贡献更长久令人缅怀。
谈到马寅初，人们都马上会将他同中国人口问题联系在一起。这位驰名天下的经济学家，一生业绩是多方面的。他早年留美获得过经济学博士，回国后当过国民政府的最高经济顾问，却痛恨其腐败成为民主斗士，曾被关进著名的上饶集中营。新中国诞生后，他担任过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中央财经委副主任等要职，年事已高时又任北京大学校长，此间提出了“新人口论”。今天，当我们谈起这个长久困扰国家的人口话题，仍感到是那样的忧虑和沉重。
■“到处是儿童”——马老由此印象引发忧虑
马寅初年轻时曾留学美国的耶鲁大学、哥伦比亚大学，通过以科学方式进行的中西对比，能用更敏锐的目光来审视中国。1916年回国后，他虽受高校和政府优职聘用，却愤于社会黑暗，在抗战中的陪都重庆公开讲演痛骂四大家族发国难财，挣的是“猪狗畜生钱”，其痛快淋漓在全国脍炙人口。此刻，马寅初争取的是人民生存和基本的民主权利，尚谈不到人口问题。国民党当政时在全国也未做过人口普查，只是按生活必不可缺的售盐量估定出4亿多之数。
解放初的人普遍兴奋地成家和大量生育，又与近代太多的苦难和杀戳造成大量死亡有关。据1850年清廷统计，全国已有4.3亿人（还有漏报），此后百年间“四万万同胞”这一称谓始终不变，直至1949年人口仍不过5.5亿。旧中国妇女平均要生七八个孩子，能养活成年的不过一半，人均寿命不过三十几岁，“高生育、高死亡”的规律使人不易想到激增的后果。
这时的马寅初成为可贵的先觉者。他在天安门上听到开国礼炮轰鸣后，知道人民生存已有保障，随后便考虑下一步的发展。20世纪50年代初他出去调研，最深的印象就是到处是儿童。按照近现代西方学者的看法，众多的儿童恰是贫民区的象征。解放后很快改变了传统的高死亡，高生育却依然如故。1953年新中国首次人口普查发现已有6亿人，四年后统计又达6.5亿，年增长率达2.2%。马寅初又计算了有限的土地资源，便忧心忡忡地认为这会影响工业化，应当实行计划生育。他于1957年在《人民日报》上阐述了这一看法，便是著名的《新人口论》。
■向传统人口观念挑战何其不易
当马寅初提出限制人口时，全国多数人并不理解。他回乡时到一个晚辈家，主人马上叫出9个孩子都来拜见。马寅初却斥责说：“你怎么搞的？生这么多孩子！”这个晚辈大感意外，说如果祖爷活着看到这么多儿孙，“会有多高兴”！其实，这也是当时社会的传统观念。
公正地讲，50年代搞清了全国人口状况，周恩来便赞成节育，毛泽东也一再感叹新增的粮产被新增的人口吃掉了。若没有随后造出高产神话，领导人肯定会同意马寅初的观点。然而1958年“大跃进”兴起后，一代伟人毛泽东也受了造假者蒙骗，又认为人多是大好事。专门擅长曲意迎合的康生、陈伯达马上煽动批判“新人口论”，将其说成“马尔萨斯主义在中国的翻版”。批判中提出主要论据──“人口首先是人手”，还得到过许多人真心拥护。
国人有此糊涂认识，不能简单地归咎于某人，而是特定社会经济条件的产物，因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中华自古以农立国，用手工作业时，一般以人手数量决定收获。两千多年来的统治者为增加财税，都鼓励人口增长。孔夫子便鼓吹过男子十六、女子十四的早婚观，西汉朝廷还规定过15岁必须出嫁，民间“多子多福”的观念也在此基础上形成。新中国同样在一个小农经济的汪洋大海中建立，手工劳动为主的现状，使领导者不能不依靠大量群众搞肩扛手提的人海战术。毛泽东会见斯诺时听说美国农民只占百分之八，曾非常惊讶，也说过“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机械化”，毕竟这在短期不能实现。以农民为主体的劳动者，更是多把家中人手多当成改善生活的基本条件。
应该说，中国在科技落后的情况下仍能跻身世界大国之列，人口众多确是原因之一。不过凡事都有度，宋代以前的粗放式耕作，使中华土地的承载人口只能达到汉唐时的最高额7000余万，明清时推广了高产作物（尤其是红薯）才使载荷增到4亿。解放后生产水平又有大的提高，然而为了提高人均收入和实现工业化，在现有土地上人口就不宜再多增。
批判“新人口论”不过一年多，随着“亩产万斤”等造假破产，粮产不足而人口过多的矛盾就充分显露。1964年全国人口普查统计数达7.16亿，毛泽东马上认为不得了，中共中央也在全国实行了相应措施。
回顾中国计划生育工作几十年的历程，再联想马寅初的建议，叫人敬佩之余也不禁感慨万千。马老当初所遇到风浪，可以想见是何等之大，因为他是在向亿万人的传统习惯挑战啊！
■解决千年历史遗留下的人口问题也需几代人努力
随着中国推进现代化的急迫感增强，感受到的人口负担压力就越大，人们对马寅初的意见便愈感可贵。1979年，中央正式为过去的批判平反，两年后他又受到亚洲议员人口和发展会议的专门表彰。然而他于1982年百岁辞世时，中国的人口形势却比过去更为严峻。
拨乱反正之初，有些人出于激愤曾说过：“批了一个人，多了三亿人”，认为如当时不批判马寅初中国人口还会停留在7亿之内。这种忧国之情可以理解，然而若以数据分析，可看出这话失之偏颇。事实上，错误批判“新人口论”后只增了5000万人口，中央就推广计划生育，时至今天中国人口却已近13亿，估计仍要再增3亿左右才能到下降的转折点。造成这一难题的原因，仍是农村生产力和文化水平低，以及缺乏社会保障等客观条件。例如绝大多数农民仍要靠子女特别是男孩创收和养老，“超生游击队”就禁不胜禁。只有全面实现了社会生产和生活保障的现代化，历史遗留给我们的严重人口问题才能解决。
追溯历史，我们会看到封建社会的有识者也担忧过人口问题。如清代的汪士铎就认为社会动乱“皆人多之害也”，再增殖下去会出现“百农耕一亩，千夫治一店”的可怕现象，然而此人的解决办法是“多杀”、饥饿和禁婚。封建社会固有的规律，就是以周期性的动乱、战争、饥荒和瘟疫减少人口，如东汉末、隋末、唐末和蒙元屠杀，都出现过“天下虚耗”、“人口减半”的惨象。这类大灾大难虽能制约人口发展，却极其野蛮残酷。随着人类文明程度的提高，制约人口增长也要采取和平文明的方式，那就是计划生育。马寅初的人口主张具有的先进性，正在于以科学论证提出了节育政策。我们应该相信，当包括农村落后地区的整个中华民族文明程度都得到全面提高之日，马老当年担忧的人口问题也就到了彻底解决之时。
■文/徐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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