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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越富的人越不交税？这是不正常的，都不交税，国家哪里有钱，怎么办事业呢？”一位领导人如此公开明确表示对中国一些富豪逃避交纳个人所得税的不满，这在我们的记忆中恐怕还是第一次。 随着这声振聋发聩的诘问，富人问题再度成为近期中国社会普遍关注的焦点话题。 没有人会反对致富，相反地，我们的国家鼓励合法致富，我们的人民渴望勤劳致富。“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政策，冲破了平均主义的藩篱，有效地解放了生产力，成为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重要动力源。在走向现代化，走向富裕的路上，我们面前也应运而生了一批领跑人，一批“模范”。 然而，我们需要的富人是否只是口袋里装得满满的人？ 也许，我们在不断建立新的物质衡量指标的同时，更需要确立和完善一系列有关富人的道德指标、良心指标和制度指标。 毕竟，他们处在我们这个时代的前沿，他们的素质直接影响着整个社会发展的质量。工薪族居然是纳税主体 2001年，我国的“基尼系数”达到了0.39，逼近国际公认的警戒线。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贫富差距呈现继续扩大的趋势，中国城镇家庭最高20％收入户与最低20％收入户年人均收入差距，从1990年4.2倍、1993年6.9倍增加到1998年的9.6倍，而且由于中国在过渡期中存在着大量的隐性收入，实际的贫富差距情况可能比调查数据所反映的还要严重得多。 应该承认，多数富人的崛起与其精明能干、勤俭持家息息相关，但面对下面这样一些数据和报道，我们也不能不对这个乘改革开放春风崛起的群体进行一下更深入的剖析和审视。 有消息称，广东省工薪阶层成了个人所得税实际纳税主体，高收入者纳税比重仅占2.33％；北京市高收入集中的海淀区高收入者纳税比重占8％。全国个人所得税纳税主体仍然是工薪阶层。 有报道称，近几年到美国的中国人出手是越来越阔绰了。一批批的游客到了美国后不担心别的，就担心吃不好，住不好，玩不好，怕手里有钱买不到合适的东西。他们往往出手大方，特别是留学生，已经不再是以前的“囊中羞涩”，花钱的派头令许多美国人都“另眼相看”。而一段时期以来，洛杉矶等美国西海岸许多地方的房价一涨再涨。然而哪里有房子卖，哪里就会有我们的许多同胞去看，去买。那些漂亮的豪宅，有的价值百万、数百万美元，许多国人一次性买下，这让那些只能靠30年贷款，甚至要付出一辈子心血的美国邻居看傻了眼。 在“赌城”拉斯维加斯，举目望去，中国人占了相当一部分。一夜间输掉国内一个普通家庭年总收入的大有人在。 而今年到巴黎的中国游客也已经达到60万。他们热衷于采购高档奢侈品，花起钱来毫不吝啬。他们和日本人一起成了巴黎的“购物冠军”。可是别忘了，日本的人均GDP是中国的数十倍。有关富人的认识“黑洞” “富人”，一个很复杂的概念。不同的阶层对“富人”的认识不尽相同。 在很多普通人看来，“富人”一定要有汽车，有洋房，有灯红酒绿的生活。因为鼓鼓的口袋里有钱，他们可以“呼风唤雨”，可以做“平常人根本做不到的事”。 西方国家的穷人并不埋怨富人阶层，他们认为富人有能力、有本事，富人阶层的财产、声望、素质教育基本一致。但中国的富人阶层的财产和声望却存在剧烈冲突。在大多数中国百姓眼中，“富人”并不能都被得到认可。养情妇，包“二奶”，这些道德词典里最低级的词语现在已经成为某些富人的代名词。 最近一段时间，河北、浙江、广东等地的国有中小企业经营者持大股的改制方式势头迅猛。一大批国企老总摇身一变，在“一夜之间”就拥有了巨额股份，成为“百万富翁”。河北省秦皇岛市某矿以1040万元出售后，原矿长占股份45％；浙江省绍兴市某食品公司的某先生买下企业240万资产中53％股份……职工面对这一情况言辞激烈：我们在国有企业辛辛苦苦干了一辈子，你凭什么一夜之间成为“百万富翁”？ 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很多普通市民都表示，对少数富人偷税漏税，道德败坏，以及其他一些丑恶的行为已经“见怪不怪”。“反正他们有钱，有多少钱，办多少事，跟我们没什么关系”。 百姓们对待“富人”的态度发人深思。而那些已经富起来的人又怎么看待自己呢？ 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一带是有名的高收入者聚集地。记者随机接连走进三家公司，想要了解的都是同样一个问题：你想成为一个什么样的富人？三家公司的老板带给记者三个不尽相同的答案。 第一家公司的老板很直率：“钱挣得当然越多越好，但我肯定不会做违法的事。偷税漏税？我们这种小商家肯定不敢。只有那些大户才有逃税的途径。” 第二家公司的老板则表示“自己从未想过这个问题。”“生意上的那么多事还忙不过来呢。富人只有钱多钱少的不同，其他有区别吗？” 第三家公司的老板告诉记者：“‘富人’因为‘不交税’的事这阵子成了众矢之的，不过估计再过些日子也就平息了。”“‘富人’终究是‘富人’。”“富裕”本身不容非议 对于“富人”这一话题，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李强教授进行了长时间的调查研究。他曾经组织人民大学社会学系的学生做过一次问卷调查，在“您认为目前富人的社会作用如何？”这个问题上，大多数人的选择是“基本上是消极作用”。 李强教授认为，造成这个结果的原因是复杂的。首先，从总体上来看，我国富人阶层的文化素质依然有先天不足的缺陷。虽然近些年干部、知识分子下海浪潮兴起，但最初进入“富人阶层”的大多数还是社会的“边缘群体”，比如社会闲散人员、待业人员等。如此的“富人阶层”一方面财产地位上去了，但另一方面教育素质、声望地位均偏低，“地位相悖”的现象是导致“富人”常遭非议的原因。 其次，在我国市场规范尚不健全的情况下，确实有一些人是通过偷税、漏税、不公平竞争甚至违法手段进入“富人阶层”的。在上述调查中，当问道“您认为在目前社会上的一些富人中，有多少是通过正当途径致富的？”回答“不太多”和“几乎没有”的占将近60％。 但李强教授认为，目前对于“富裕层”的评价，应注意不要引致对于“富裕”本身的非议。总的来说，我国国民的富裕程度还是相当有限的，就算是“富裕层”，如果与国际上的高水平相比也不能说是很高。因此对于“富人”的评价，决不要引申到反对富裕本身。我们的目标还是要使国民更加富裕，使社会上的多数人能够达到国际上的中等富裕水平，这一点已为各国经验证明是完全可行的。 著名社会学家郑也夫则表示，不要紧抓“富人”的种种过错不放，从致富体制上进行根本的改革才是最重要的。 江泽民总书记说过：“致富思源，富而思进。”这是摆在当代中国富人面前一项不容回避的历史使命。从一定意义上说，合法治富、依法纳税是“思源”和“思进”的重要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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