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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们星夜奔驰在晋南大地的原因，是一个简短的举报电话：山西运城富源煤矿发生透水事故，多人生死不明，矿长隐瞒不报。
午夜出发，第二天傍晚，费尽九牛二虎之力，我们才在吕梁山的南段、晋陕峡谷的黄河岸边，找到了事故的发生地。
笔记本上记下的日期是：2002年5月15日，事故发生已经过去了11个昼夜。
与我们印象中的抢险场面不同，井口冷清得令人吃惊。可距离现场达20公里之遥的抢险指挥部却热闹得让人吃惊。抢险指挥部的薛副总指挥请我们进屋的同时声称，只是随便聊聊，不接受采访。接着，连珠炮一般地堵回了记者的提问。“井里可能有人，也可能没有人，不知道。”
“资料没有。矿方全毁掉了。”
“从存煤情况看，这个煤矿根本就没有投产过。”“我们根本找不到家属，5月12日倒有一群人来闹过。矿上的人也一个没找到，早跑光了！”
带着指挥部送的一份抢险资料，我们近乎一无所获地离开。但一个个问号从心中升起：
山西的煤矿出事，为什么把抢险指挥部设在陕西？现在的指挥部所在地陕西韩城桑树坪并不比现场十几公里外的山西一侧枣岭乡更近。这样的设置，是为了方便，还是为了保密？
还有，曾在矿上工作过的人和遇难者家属，怎么可能在工友和亲人生死未知的情况下，就跑得一个不剩？再说，不是有自称家属的人来过矿上吗？就地询问一番，井下人数不就一清二楚了吗？
此时已是5月15日深夜，我们决定夜赴陕西韩城。知情人提供线索说，前几天那里住过遇险者家属。
遇险者家属的踪迹曾出现在韩城火车站附近的一条街。5月16日早晨，我们找到了那条街。
在一家名叫秦龙的旅馆门前，一位服务员朝我们呶呶嘴：“那就是矿上来的家属！”
我们追上那个衣衫破旧的老人：“咱们谈谈富源矿上的事行吗？”
老人虽然迟疑但还是答应了，“换个地方说吧！”
这时，秦龙旅馆的老板踱出了门外，老人一见立即改口，“我不知道矿上的事！”竟头也不回地越走越远。
我们追上他，好说歹说，他再也不改口，只是咬定：“矿上的事跟我没关系！”
站在街上，我们望着老人的背影，心里十分失望。
接着再问其他旅社，人人表情淡漠，“没有家属在这儿住！”
秦龙旅馆的老板见我们的摄影记者给他拍了照，气势汹汹、大喊大叫地逼过来：“我这儿要是住过一个矿上的家属，我输给你5000块钱！”
我们不得不借助公安人员的力量脱身。当我们跟着公安人员走进各旅馆检查时才发现，原本站着很多人的街道顷刻间变得空无一人，连旅馆的房间也是空空的，住的人走得匆忙，连房门都没来得及关，杯子里的水全是热的。
与秦龙老板的冲突使我们感觉到了保护自己安全的重要。事实上，在韩城的几天中，只要我们出现在遇险者家属附近，总是觉得有几双异样的眼睛在暗中盯着我们。提供线索的知情人带我们出去时，心里十分害怕，他躲藏在汽车的后备厢里，生怕有人从车窗口认出他。他的担心不是凭空产生，我们还没有离开韩城，他就受到了恫吓。
正当我们一筹莫展时，记者的电话响了。我们曾经联系过的韩城矿务局宣传部的同志告知，韩城矿山救援大队愿意接受我们的正面采访。这个大队是运城富源煤矿出事后，第一个赶到现场的救援机构，采访它有重要价值。
救援大队的同志告诉我们，在运城5月4日的矿难中，当场就有一人死亡，他们把尸体当面交给了矿方。
这一消息告诉我们，运城矿难中有人死亡，而且矿方当时就知道。这次采访转变了我们被动的局面。
另一路记者驻扎在山西河津，几乎同时，他们向我们提供了部分遇险矿工所在家乡湖北省郧西县政府派人来韩城的消息，并想尽一切办法、动用一切关系，在看守所采访到了已被拘留的矿长。
我们在韩城下峪口镇见到了远道而来的郧西县副县长，在他的鼓励下，矿难的幸存者和遇险者家属向我们开了口。
5月16日晚，我们从遇险者家属张振银那里得到了一份完整的遇险者名单，上面写着20名井下遇险者和1名当场遇难者的名字。
张振银在这次事故中失去了18岁的侄儿。他带着悲痛在韩城四处寻找，问遍了所有的遇险者家属，在我们到来之前，最后确认了这份名单。
张振银花了十几天的时间才搞清这张名单。第二天，抢险指挥部公布，从已被公安机关拘留的矿长口中，他们得知井下共有20人。
至此，山西运城富源煤矿特大透水事故的盖子被揭开了。
在这次事故中，矿长隐瞒真相让人愤怒，可某些官员的漠然更让人寒心。
直到事故发生后的第15天，动作迟缓的河津市政府领导才到韩城去看望那些失去了亲人的家属。这个慰问仪式，领导只是在住有家属的院子里象征性地站了一下，没有等到家属们走出来，领导已经抽身离去，他们根本没有进入任何一个房间。
正坐在遇险者家属李庭枝房间里采访的我们，一边安慰着因提到丈夫再次哭泣的她，一边看着门外，期望着有领导走进来，和记者一起抚慰这位26岁就失去丈夫的妇女。李庭枝的要求并不高，她要见到丈夫的尸体，她要政府给个合理的解释。
然而记者又失望了。这个仪式，竟然连过场都没有走完就结束了。（记者 朱玉 陈忠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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