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组织部长向农民道歉事件续 政法委书记不满
2002年9月25日02:38 中国青年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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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蔡平
由一本书我们知道了一个人；由一本书我们知道了一种很少听到的对待农民的方法。
2000年11月25日中午，陕西省白水县，农税员收税时被农民打了一拳。当天晚上，农税干部带着十几名警察两辆警车来到村里，没找到打人的农民，他们就连踢带打强行铐走他家其他四人，包括一个十几岁的孩子。
为了救人，几百农民冲进镇政府，酿成了11·25恶性事件。
警察几次到村里抓捕暴徒未果，此事成了悬案。
几个月后，上访农民拎着抢来的手铐到新华社陕西分社上访。县里派出以县委组织部长马银录为组长的工作组进村。经过90多天的工作，工作组带领镇领导挨家挨户向农民道歉，理顺了群众的情绪，解决了这个村的遗留问题。工作组离开时，群众流着眼泪夹道欢送。
多家媒体对马银录的事迹进行了报道，中央及省、地各级领导对此事做了批示。马银录出版了21万字的驻村手记———《向农民道歉》。
马银录的方法，是否是改善农村干群关系的良方？
今年9月，我来到白水县。
刚到白水县我就有些奇怪，县里出了这样一个典型，且马银录目前已升任县委副书记，但我在县里却只见到马书记和他的秘书等人，县里其他领导并未露面。这与我想象的有些不同。
11·25那天晚上，究竟发生了什么？
一个村民的话：那天中午，一帮人到我哥家收税。我看见农税干部和我大（父亲）吵，农税干部质问我大你是谁？我大说我是他大。农税干部说你是他爷都不行。我当时气不过，就打了农税干部一拳。我很害怕，别人劝，要么赶快给人家赔情道歉，送钱；要么跑出去躲一躲，我没钱，就跑了。
村民妻子说：那天中午他跑回来给我说，刚才闯了祸，打了农税干部，害怕人家抓，出去躲几天，你和娃要当心。他拿了几个冷馍就走了。晚上11点多，我刚睡下，突然有人叫我，而且人声很乱，我赶紧起来，不敢开门，听见侄女带着哭腔在叫，娘，娘。我跑出门，人群里乱得很，我嫂子哭，娃哭，一会儿他们就把我哥和我侄子抓了出来，还给带了手铐。我嫂子撵出来，躺到车底下不让带人走。他们就用脚踢，用皮带打，还说往上碾，碾死埋了。我跑过去拉我嫂子，也让人家踢了几脚。他们把我哥我侄子塞到警车里，硬拉走了。
村民李苏花说：那天晚上，他们真的打了人，我急了，就跑到大队广播室对着喇叭喊：“村民们，派出所把人打伤了，打死了，赶快救人！后来他们就把派出所镇政府砸了，我知道捅了天，就跑了。
一个曾任村干部的村民说：那天晚上，我突然听到村部喇叭响，赶紧给西固镇派出所所长打电话，说村里乱得很，要出事。所长让我到派出所，到派出所我进门就说：“所长，看到我的面子上把人放了，不然要出大事哩。”所长说要找镇领导商量一下，我们找到镇领导，镇领导说要请示公安局。还没商量，人就涌进来了，刑警队一名干警听见有人砸派出所，赶紧叫其他干警把衣服都脱了，怕挨打。
11·25事件发生后，警察曾多次到村里抓暴徒，没有抓到。5位农民离家出走，四处躲避。村民们互相不敢串门，怕受牵连。被群众视作仇人的干部，大门紧闭。有着40多年党龄的王全成老汉拎着手铐四处上访，新华社陕西分社记者直接进村采访发了内参，引起了省、地各级领导的高度重视。
“当时我听了很害怕，我们怎么能提出这种口号？”
器休村原来是白水县10个上缴农业特产税最多的村之一。在苹果效益好的时候，全村税收任务10来天就能收齐。1998年后，苹果市场价格下滑，连年灾害，农民收入锐减，负担过重，开始由税收问题引起诸多矛盾。“小康村”变成干群关系最紧张的一个村。
据一位女村民叙述：我拿着丈夫从我姐家借的50元钱，到村办公室交农特税，镇农税专管员看我拿的钱少，问我丈夫到哪儿去了，我说借钱去了，他说到你妈×里借钱去了。他骂我，我也骂他。他就打我嘴巴、踢我腿。我疼得受不了，往外跑，镇上、村上几个干部追着我打，又把我拉进去，把我浑身踢得乌青，我疼得在床上动不了，他们硬把我拉起来，拉到村办公室，把我家门封了。
我回来后不见两个娃，就赶紧寻。我娃见了我哇地一声哭开了，说学生们都说，你妈是抗税分子，让人家给抓走了。娃不知道啥叫抗税分子，有人说，就是敌人。
我不是抗税分子，我们是1995年栽的苹果树，树苗还是邻居给买的，1999年挂果。收税时，还一分钱没卖，怎么能交得起税呢？
另一村民说：1999年，我有病（乙肝），苹果又没卖下钱，他们硬逼我交税，我没钱交税，就说用财物顶。他们不要，把我拉到镇农税所的一个窑里，几个人拳打脚踢，让我写保证，说贷款也要交税。我没办法，就写了保证。回到村上，信贷员已写好了贷款单，让我签了字，人家就把钱拿走了。刚回到家里，喇叭又叫我到村部，我赶紧去，进门后，他们一人卡我脖子，一个人又打我，说我私自揭了门上的封条。封条是农税干部封的，是我妈看到家里的猪、羊饿得叫喊，就揭了封条，喂猪喂羊。他们打了我以后叫我写检查，在广播上念，然后又给了一张封条，叫我跑步回家把门封上。我赶紧把门封上了，不封人家又要打。
据村信贷员讲：1999年，器休村400多户人家，有200多户没钱交税只能贷款交税。
村委会代主任说：近几年，果树进入老化期，加上连年大旱，果树无利可赚，但上级对农特税却没据实调减，为完成税收任务，1998年村上组织农民贷款交税。到后来，农民想贷款交税，信用社都不贷了。
被镇上停职的原村党支部书记王玉田说：我们镇原领导在全县召开的农特税动员大会上表态，要用“三铁政策”收税，我开始没听懂，又听到他解释说，就是要有“一副铁心肠，一张铁面孔，一双铁手腕”收税。当时我听了很害怕，我们怎么能提出这种口号？
一个原村干部说：1999年，收农特税的后期，我担任村委会副主任，县上管我们村的干部叫来公安局，强行收税。他们晚上用警车把武成仓老婆拉到村部，让她站直、立正。武家穷得很，她儿媳妇亡故不久，哪有钱交税。
村民们说：在我们这里，干部和群众的冲突每年都得几十起，大的叫到办公室进行身体惩罚，小的在家里拉拉扯扯，搬走东西。村民大会总开不成，选举大会上窗子给砸了，凳子也坏了，选票箱也给扔了，选票满天飞。
干部为了收税就打农民，封人家门，农民对他们怕得要命也恨得要命，直至发生了这起恶性事件。
“确实有人说，你向农民道歉是代表谁？”
在白水县，我问现任县委副书记马银录：“你向农民道歉，等于承认以前县上乡上的工作错了。那么县、乡干部对你是否有看法？当时工作组决定10天就走的，你为什么没走？”
马银录说：“有没有看法咱不知道，确实有人说，你向农民道歉是代表谁？代表县委还是代表你自己？反正咱就是这样一个人，宠辱不惊。咱下去了解了问题，不处理就走，这不是辜负农民的信任？农民说了，你们干部来了说话要算数。”
马银录1999年才从部队转业来到白水县，2001年就派去当工作组组长。他说：“咱对农村基层情况不大了解。”他是凭着一腔朴素的感情去处理这件事的。
在工作组进村的第一次村民大会上，马银录说：“一个农税干部嫌农民交税少，竟把她打得满嘴是血，这还不满足，又和镇上两名同志封了人家的门，让孩子无处吃饭，真是丧尽天良！如果被打的是我们的父母兄妹，封的是我们家的门，我们有何感想，能容忍吗？可当时在场的其他镇干部、村干部为什么不管？有的帮着打，有的还讽刺挖苦，这些干部别说有党性，连人性都没有！谁有责任谁承担，谁有问题谁检查。要登门向群众道歉。对不承认问题的，不登门道歉的，要严肃处理。我就不信，我们县委处理不了几个打群众的人。谁还敢随便打人抓人，我领着大家打官司。”
后来村民们说：我们村开会从来没见过人拍手，那天怪了，给马书记拍了5次手，从西安、渭南请来的秦腔名角唱戏都没拍过手，昨天确实怪。会上不少群众掉了泪。
几个年轻人说，以前在电影电视里见过这样的干部，没想到今天自己亲眼看到了。后来在器休村一女农民家，她告诉我：“工作组刚来时我不让他们在我家住，我说我还要管果园、浇水，没有时间做饭。镇领导说，就住10天。我说那住行，叫我管饭我绝对不管，我说如果他们来给群众办事还好，如果像以前的干部那样走过场哄群众可不行。”
但是90多天之后，她却和村民们拉着工作组同志的手，舍不得分开，送了一程又一程。工作组的人哭，村民们也哭，大家的眼泪流到了一起。
我问马书记：“你向农民道歉之后，会不会对收税产生影响？如果上级还要求你像过去一样收140万元的税，你收不上来怎么办？”
他想了想：“那就要看是哪方面的原因再去协调，实际上农民税收负担重的问题不是县上的问题，也不是乡镇的问题，县里的人也要发工资吃饭，这是个体制问题。如果让咱做工作，从一开始就不会采取这种方式，也不会和农民搞得这么僵。”
“咱们说向农民道歉了，会不会给乡镇干部以后的工作造成压力？”
“不会。”马书记立刻否定。“因为现在不仅仅是收税的问题，是他们认为该不该向农民道歉的问题。每个乡镇都有负责包片的干部，如果他们都去和农民沟通，交流，农民会交税的。人都是感情动物，现在农民是觉得村里好多问题你不给处理，他们心里有气，才不交，农村遗留问题很多。再一个是咱们的干部去收税没有给人家说些好话，不尊重群众，群众气不顺，主要在这儿呢。不交税是表面现象，深层的原因是干部作风问题。”“那你怎么可能要求所有的乡镇干部都像你一样和农民沟通？比如你自己也不可能常年这样工作，也不可能靠这种道歉的方式解决所有问题。”
“那就让村里选举乡镇干部。”“你觉得可能么？”
“有些地方已经这样搞了。关键选举时要有目标制，要有自己的执政方案，你想达到什么目标，现在就是没有这个，所以说在体制上有问题。现在干部和群众的情绪是对立的，你不给人家解决问题，不为人家服务，让人家怎么自觉交税？”
“在体制不完善的情况下，向农民道歉这种方式究竟能解决多少问题？”
“起码让群众对干部有了信任，让群众对党和政府看到希望了，如果村里的干部都是这样，那么中国农民就有希望了，关键我们的干部连这一步都做不到。现在最主要的问题是干部体制改革，税收体制改革，干部要有一个标准，是否取得了群众的信任。”“你是不是说，在体制尚不完善的情况下，应该从个人品质和素质上来要求干部？”
“没有办法，作为一个人你首先也要讲良心嘛，其实如果乡镇干部了解农民的情况，据实征收，农民是会交的。”
11·25事件的发生，是由于干部作风问题，还是农民沉重的税赋？这个镇的党委书记对记者说：“乡镇干部在实际工作中也有很多难处，对上负责了对下负责就比较难，群众就有意见。乡镇工作夹在中间处于两难之中。”“工作组走了，乡镇干部就会改变原来的工作方式了吗？”
在县里，我问马银录：“如果你在这里已经工作10年，你还会这样做吗？工作组走了，乡镇干部就会改变原来的工作方式了吗？”他不同意：“如果镇上的干部一年四季都能和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就不会出现后面的问题。”
“你能要求镇上的干部都这样做吗？”
“那起码你应当经常去呀，现在村里离镇上很近，交通也那么方便。经咱们了解，现在好多干部并没有这样做，都是眼睛盯着上面。现在干部普遍当官的意识强了，为民服务的意识淡化了。”“我觉得在这件事的处理上还有一个空白，那就是在法律上，比如随便打人铐人是违法的，冲击打砸镇政府也是违法的，而对违法人员的处理上，只是让他们做检查，对农民罚180元，这对干部群众对法律的认识上没有起到作用。”
他还是不同意：“现在不光是税法的普及，包括整个法律知识的教育这方面，在农村都还很不够，但这个事情要全面考虑，什么是主要矛盾什么是次要矛盾，在这个基础上才能依法行事。”
“可是不论是谁，包括抓人打人者，都应该依法处理。”
“对，现在整个这事处理得都不重。我们是以正面教育为主，如果把干部和老百姓都量刑执法，会有许多负面影响，因为他们当时并没有认识到是违法的。比如干部会认为，这是上面县上布置的任务，我是为了完成任务。”
“完成任务也没有让你去打人铐人哪？”“他为完成任务会想尽一切办法。为了整个县的稳定，这样处理显然是对的。如果单为了执法而处理，那么这个法就没起到作用。”
在这个问题上，我很想听听县里其他领导的意见。正好在给中组部挂职干部送行时，县长过来敬酒。我对县长提出了采访要求。
饭后他很快来到我房间，我提到法律问题以及今后乡镇干部的工作问题。县长笑了：“还没有一个记者向我提到这个问题，你等等，我把政法委书记和农税局的领导都找来，你和他们好好谈谈。”
政法委书记进来，我问他怎么称呼，他声音很大地说：“张晓康，政法委书记，县委常委。”
我问：“这个事件里，如果农民没有去砸镇政府派出所救人，你们会采取什么措施？对违法抓人者你们会采取什么处理方法？对农民的违法行为从法律角度讲应该怎样处理？”
他突然把脸仰起来：“这个事情我不想谈，这事情没法说。这个事件从头到尾是我处理的，县委常委会上是我做的检讨。”
“为什么检讨？”“因为我在这个事情上认识有保留。”他说起来很激动，“咱们干部有什么错？干警错了，我拿行政处理，对不对？结果老百姓的违法行为我不能处理，你让我来处理干警，我于心何忍？我凭什么处理我们的干警？难道说我们的干警有一点过错，有一点违纪，老百姓就可以去违法砸镇政府？给闹事者罚180元的处理决定，我没法同意。”
“这是按照什么来处理的？”
“按照治安处罚管理条例，这个事情按照法律来讲，够上冲击国家机关了，这个罪能判到7年的徒刑。”
“那么干警铐人打人只是违纪吗？”
“我们调查了，我们的干警只是违纪，还够不上违法。”
“那么去年的税是怎么收的？”“我不知道。以前几年都是几十万元的税，你问问去年收了多少？当初这个180元的处罚决定我不同意。说实在的，单就一个抢铐子的行为，就能拘留他15天，更何况他们还冲击了镇政府，打砸了警车。我在当初县委常委会上是这句话，现在我还是这句话。对这个事情，我保留意见，我是共产党员，上级党委作出的决定，我要无条件执行。”
说着他拿起马书记的《向农民道歉》这本书：“这本书我不想看，这是为个人树碑立传，这几年来了很多记者我都不想谈这个事情，因为他们站的角度都是你们干警怎么样怎么样，你们乡干部怎么样怎么样。没有一个人问，国家的政策和法律怎么样，国家的损失怎么样，农民违法了怎么样。在另一个县发生的这种事情，刑事还要附带民事责任，还要赔偿，你三万五万赔不起，总要赔上两千三千吧。”
我问：“这件事情之后，县里的工作是怎么做的，税是怎么收的？”
“不收了嘛，完了嘛。那件事以后，因为器休村的事件影响了县里多少税收收入？这不是一个小数字，到底有多大，我就不说了，这个数字你向县里向农税局去问吧。”“如果站在个人的角度上我也会这样做。但如果站在国家的角度上我很矛盾”
县农税局副局长是陕西财经学院本科毕业，说起话来声音很小，问到马书记的事他总是躲躲闪闪。
我说：“我想知道这件事之后，西固镇的税怎么收的，有没有按规定收，采取的是什么方法。”
副局长说：“交了嘛，垫付的嘛。”
“就是说没有从村里拿上来，而是上面镇上垫付了？那以后器休村的税就不交了吗？”“继续做思想工作嘛。”“那么器休村的事是不是影响了县里的税收？影响了多少？”
他赶快摇头说：“这个我说不清楚，因为我们工作是包片，我没有包那一片。具体那个事件我也不清楚，后来报上登了我才知道。”
我不相信，但我知道他不想说，于是我问：“马书记向农民道歉这种方式解决了暂时的矛盾，我想知道以后收税工作怎么做？”
副局长说：“县里决定对我们农税队伍进行扩编，由农税局单独行政执法，工作遇到什么矛盾，按照税法程序来执行，就不牵扯到乡镇机关了。以前中国乡镇一直是行政参与农业税收。”
我看他根本不想说什么，就对他说：“我经常跑农村，对农民很有感情，也比较了解农村的情况。”
他低头想了想，小声说：“我的父母也是农民。如果站在个人的角度上，马书记这个事，我也会这样做。但如果站在国家的角度上，我很矛盾，因为中国这个事情吧，法与情从来就是矛盾的。
“我很理解马书记的感情，从一开始如果用马书记这种方式，就不会发生这种事了。我父母都是农民，抗日战争农民没粮食吃，都来支援队伍，现在农民有粮食吃了，怎么会不想交税呢？”
后来在器休村，我问一个农税员：“去年咱们的税是怎么收上来的？”
他说：“去年农特税指标140万，只收上来36万，苹果卖不上钱。”
我问坐在一旁的马书记：“那就是说目前仍存在着交不上税的情况？”
马书记点头。
一位村民说：“我们现在只信任马书记，如果干部都能像马书记那样，从群众的利益出发，根本就没有解决不了的问题。”
后来我又找到这个镇的镇长，我问：“马书记工作组走后，对咱们镇上的工作产生了什么影响？我知道农村的问题很复杂。”
他嘿嘿笑了，但还是立刻推托：“我不了解情况，像农村税这一块，你收税，农民肯定是不愿意，它本身就是矛盾，税收不上来直接影响到县里的财政支出和工作正常运转，本身就是矛盾。”“如果将来收税再碰到类似问题怎么办？”
“正在减轻农民负担。”
“减轻之后农民还没有能力交怎么办？现在镇上是否还存在征税当中的‘三铁政策’？”“不存在了。”“去年给咱们下的指标都从农村收上来了吗？”
他先说：“这个我不了解。”后来又说，“镇上去年只收上来几十万。”
“那没收上来的怎么办？”“县上镇上再想办法。”“就是说向农民道歉之后征税仍然有困难？”
“就是这样，如果你不是记者，那咱们什么都可以说，但是现在我不能说。”
在我的手里，有一份器休村农民的上告信，信中说：镇政府为了完成税收任务，镇长，镇党委书记要求镇上的干部借钱借存折垫付税款，说等税收完毕后，想办法偿还。我丈夫是农税员，为了响应领导号召，向朋友借了存折共8万多元，事后人家多次上门索要，但镇政府却以无钱、没有办法为由，不予偿还，一直拖欠至今。
这件事情，发生在马书记的工作组走后，就是说，在理顺了群众情绪之后，税收的问题，仍然是个难点。“我们现在所做的农村税收体制改革，实际上就是在向农民道歉”
在西安，我采访了陕西省委政策研究室农村处处长郑梦熊。他说：“我觉得这件事是整个农村现状的反映，干部不尊重群众，没有依法执政，依法行事，这是一个因素。但是干部为什么会那样做？这是由于农村税收巨大压力造成的，这是这个事件的背景。对于这个矛盾，村上解决不了，乡镇、县上、就是省里也解决不了。”
他说：“改革开放20年了，我们可以反思一下，除了给了农民土地承包经营自主权以后，还给了农民什么？什么也没给，从那以后一直向农民索取，器休村的事与干部的作风有关，与苹果市场的变化和自然灾害有关，但更重要的是农民被农业特产税压着。中国农民不是爱闹事的。”“这个农业特产税是不是应该征收呢？”我问。
郑处长认为：“国家当初设立这个农业特产税的目的，是为了平衡粮食作物和经济作物的收入，种苹果是要比种粮食收入多，但是国家给的是同样的土地资源，又是同样的自然条件，种什么不种什么农民有自主权。我种苹果投入得多，得到的效益当然应该多，而农业特产税却想加以平衡，这是不公平的。如果说我们的农业税收政策早改几年，器休村这个事就不会发生。农村干部的作风，将器休村的矛盾激化了，但这个问题是迟早要发生的。实际上，征收农业特产税已经不适应目前农村农业的发展，也不利于农村的结构调整了。”
我问他：“但据我了解，农村出现的问题，不光是因为税收，有的是村干部挪用集体财产，贪污集体财产，是不是也会发生这种尖锐的矛盾冲突？”
郑处长摇头：“那是一些比较个别的现象，这些情况在什么时候都会有。单就器休村的问题来看，主要是农民税赋太重。至于干部作风，多吃多占，贪占集体财物，什么时候都有，正是农业税收政策给他们提供了这个空间。这个问题不在器休村出现，也会在其他地方出现。”
“用这种向农民道歉的方式，能解决根本的问题么？”
“从这件事上讲，马书记把这件事解决得比较好，但总的来说用的还是传统的方法，尊重农民，和农民沟通，把农民当作朋友来看待，应该说是很好的。”“是否可能要求所有的干部都用这种方式来做工作？是不是所有的干部都能做到？”
“要求可以要求，但是不可能做到。马书记来农村时间不长，没有在农村长期工作的经验，他的所有感受都是在农村直接得到的。他觉得我们这样做工作对不起农民，他亲眼看到农民很苦，农民交不起税你还要强收，这些都是他的直接感受。
“我们现在所做的农村税收体制改革，实际上就是在向农民道歉，等于向农民承认我们拿得多了，农民负担太重了，这是个普遍性的问题。而干部的作风，不正之风，多吃多占又加剧了农民的负担。如果马书记在农村呆了很长时间，也可能就不是这个样子。它是一个体制上的问题，如果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这个事情还会发生。他这种方法，对其他地区发生的事件，也不一定管用。”
“就是说向农民道歉不是惟一的办法？”“对。”“也不是最终的办法？”
“对。当然在体制问题没有解决之前，我们不能允许和鼓励农民这样去做。用马书记这种方式，至少把这个问题解决了。但就像刚才你说的，我们不可能要求所有的干部都像马书记一样，当然我们的好干部有很多，现在我们只发现了一个马书记，毕竟这样的人少，是个例外。“马书记在他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尽了最大的努力，他已经用最好的方法解决了。但是后来农民提出的几个大问题，像我们学习三个代表，上面的人学不学？如果说学，为什么不实事求是减轻我们税赋过重的问题？农产品价格直线下跌，农药、化肥、农机具等农用品价格都不断上升，这是谁造成的？国家的农业投入哪里去了？中间利润都让谁盘剥了？乡统筹、村提留，能不能少收一些？农特税什么时候能减下来？让我们喘口气，好好发展生产行不行？像这些问题，马书记是没法回答的，这就是一个体制问题了。”
马书记向农民道歉，违反了一些干部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同时也引出了对他的非议，在县里，我已感到他的难处。这正说明我们在体制上，还有许多方面有待于改革，因此，仅向农民道歉是不够的。
但是毕竟，马书记在这件事的处理上，尽了他的最大努力。作为县领导，马书记对干部在工作方法上粗暴，侵犯了农民的人身权利，违纪甚至违法，向农民道歉；对国家税收政策不合理，农民负担过重，超出了支付能力，向农民道歉；对同样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农民和城里人在很多事情上的不平等，向农民道歉。在税收体制还不尽完善的情况下，他让农民对党和政府有了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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