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春祥

　　非典发生不久，一些灵光的媒体和一些思维比较活跃的人就开始弄一些诸如“非典之后”的快乐预测，一直到现在，只要读者关注，媒体仍然不厌其烦地向人们宣传着，可以说是连篇累牍。

　　我总结了一下，快乐预测大约分三方面：一是经济，二是生活，三是道德层面。几方面各有侧重，但总的来说都比较乐观。比如寄希望于非典之后人们的卫生习惯有个质的改变，能够自觉地锻炼身体，公款吃喝能够得到根本性的遏制，等等，等等，一切都是那么的美好。

　　之所以要泼冷水，是因为这些预测有的很好，但有些就显得很幼稚。说得不客气点，它其实是简单思维的产物。这种思维之所以还能够赢得一些人心，是因为我们被非典搞怕了，或者说以前有些东西太不如人意了，而要彻底改变面貌或彻底解决问题，正好借这次抗击非典之强劲东风。比如，一些地方先后都推出了重罚随地吐痰、乱倒垃圾的措施，按说政策老早就有了，这次人们关心的主要是金额，上海就对吐痰罚200元。和新加坡之类的国家比，200元罚款并不是很高，我关心的是怎样去执行这样的政策，一个上千万人口的城市，得有多少人去管？仅靠城管执法局的人吗？显然不行。而一项政策如果得不到有效的执行，那么无异于一纸空文。或者说，在这非常时期，我们派了很多的人去执行了，而且也卓有成效，那么非典一过去，这些人还要不要干其他工作了？而一项被执行得很好的政策，一旦放松了，根据我的经验，反弹得可能更厉害。所以尽管是非常时期，有关政策的制定也仍然要考虑到以后的延续性。

　　如果说这种简单思维的初衷是为了做好工作，尚可理解，但有一些预测却是有必要现在提醒，免得扰乱人们的思维，干扰以后的工作。比如人们看到餐饮遭遇重创，便马上得出这样的结论：以后分餐制会大大流行，公款吃喝会大大减少。这又是一种可笑的预测。分餐制可能会流行，但公款吃喝绝不会因为非典而减少（要减少也只能是有效的制度制约），积几十年之经验，我敢保证。那些好喝一口的主儿才不怕呢？说得再彻底些，就是分餐制流行，他也要公款吃喝，只要他有这个权。再如，在抗击非典中，各地有不少干部被免职，这是目前政令畅通无阻的重要前提或先决条件，群众无不拍手叫好。问题也在这里，非典之后，我们还要不要执行这样严的政策？那些干部还会不会因为一件事情执行不力而下台？如果不这样，那些在非典时期被罢官的岂不是太晦气了？政策一时紧一时松就会有失公允。其实，非典之后执行这样的用人政策也不难，因为有现成的法律法规摆在那儿，共产党做事怕就怕认真二字，万事只要认真，没有做不好的。

　　从某种程度说，寄希望于非典之后，还因为是对目前的事无能为力的结果。比如，住在同一幢楼里，平日里老死不相往来，而因为这次被隔离，大家都成了好朋友，于是人们有理由相信，非典真是个好东西，不是非典，大家能这么空前团结吗？于是大家也寄希望于以后我们的邻里关系会有根本性的好转。我不知道这样的推理是建立在什么样的基础上的。这种思维的后果非常可怕，做小事情也许无伤大雅，做大事情必定出大错。因为盲目乐观的苦果我们已经尝得够多了。

　　说归说，非典之后人们的有些习惯肯定会有所改变，这是不容置疑的，但如果目前都解决不了、解决时机也不成熟的东西，寄希望于非典之后一揽子解决，这样的想法未免让人笑话。倒是非典中暴露出来的一些问题，像建立健全公共卫生体系、政府如何在突发事件中从容不迫等等，应该好好研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