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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21世纪人才报》记者王英 2000年，一个名为网大的网站抛出了一份中国大学排行榜，引来了众多争论和是非，甚至引起一些名牌学校学生的诉讼。对这份排行榜公正、严谨、权威与否的争论持续了很久也没有公论，但名不见经传的网大却在这场争论中一夜成名。 时隔三年，一份关于2002年中国大学的排行榜在高考前夕再度出世，并引起媒体的广泛关注。到底是谁炮制了这次的大学排行榜？这一次的排行榜是否可信？他们的真正目的又何在？ 在记者的不断追踪下，关于2002大学排行榜诸多台前幕后的纷争开始一点一点地展现出来。没想到的是，最后连网大的“中国大学排行榜”也牵连近了这场是非中。 一号“嫌疑犯”：武书连 在媒体公开发布的信息上，这个大学排行榜的署名都是“广东管理科学研究院中国大学评价课题组”课题组的领导人是该院的研究员武书连。 于是记者就从广东管理科学研究院入手，开始调查。拨打位于广州市的广东管理科学院的电话，却一直无人接听。 在人民网上武书连留下了一个深圳的电话，拨通这个电话，对方的回答令记者感到非常吃惊，接电话的一位男士说他们那里是深圳天融信网络安全公司，“武总”现在不在公司。做研究的“武老师”突然变成了“武总”，而且还跨行业地经营着一家网络安全公司，这是怎么回事？接电话的男士面对记者的疑问却不肯再多说，只推说这个问题你直接问武老师吧，然后就匆匆地挂断了电话。 武书连的身份一下子变得扑朔迷离起来，广东管理科学院的电话依旧打不通，天融信公司也找不到武书连，线索到这里似乎就断了。 这时，记者又想起了另外一条线索，在人民网大学排行榜的专栏中，所有排行都只是公布了其中的一小部分，而如果想看到完整的排行榜，却都指向一个名为大学园的网站。 那么这个网站一定和武书连有关了，记者来到这个大学园网站，于是二号“嫌疑犯”出现了。 二号“嫌疑犯”：翟应龙 整个大学园网的中心内容就是大学排行榜，尤其是刚刚推出的2002年大学排行榜，其内容几乎覆盖了首页的全部版面。在首页最显要的位置上，有一个关于收费说明的链接，详细信息只对交费的会员用户提供。首页的右下角，武书连果然又出现了，这一次他是以大学园网首席学术顾问的身份出现的，同时出现的还有大学园网的首席执行官翟应龙，记者立刻把它锁定为大学排行榜的二号“嫌疑犯”。 翟应龙：陕西财经学院统计学系毕业，毕业后分配到国家统计局投资司， 1985年考入西安外国语学院出国留学生培训部，1988年由联合国计划开发署派往日本亚太经济研究所作研修员，专攻数据库管理与系统设计。 看完翟应龙的简单介绍，记者猜想，有没有可能翟应龙才是大学排行榜的始作蛹者和真正的炮制者呢？ 从大学园网的公司简介来看，大学园网和另外一个中华神农网是共同隶属于一个名称为北京国立中网信息技术开发有限公司的，大学园网是国立中网的项目之一。 于是记者立刻和这个国立中网联系，下午3点30分左右，终于和翟应龙取得联系，并约好马上在国立中网的公司见面。 翟应龙：我就是大学排行榜的直接参与者 国立中网位于北京海淀区海涛创业中心，推开这个没有任何标志的房间的门，整个国立中网就尽收眼底了。 这个房间总共也不过几十平米，包括翟应龙在内所有的人员都在这个房间办公，靠墙有几台电脑，大约还有五六个工作人员。翟应龙背对的墙上贴着毛泽东的那首《沁园春.雪》旁边的墙上则贴着邓小平的金质画像，其它的墙面上贴着一些具有象征意义的漫画。这个办公室环境给人的感觉更像是参杂了翟应龙个人风格的机关办公室。 看到这个一共不足几十平米的房间，记者有些疑惑，眼前这个人与大学排行榜是什么样的一种关系呢？2002中国大学排行榜会是在这里炮制出来的吗？眼前这个翟应龙与武书连到底又是什么样的一种关系呢？ 外表看起来并不太像商人的翟应龙面对记者提出的一连串的问题，马上做了解释： “2002年大学排行榜是我和武书连两个人合作推出的项目，只不过发表的时候都是以武书连和大学课题研究组的名义来对外公布，而经营方面的业务则由我来全权负责。武书连带领的研究组研究基地在深圳，地点就在北京天融信网络安全公司深圳分公司，那里有个100多平米的研究室，这个公司由我个人有参股，深圳分公司的收入主要就用来给课题组提供经费，武书连在那里并不负责实际上的业务工作，这就是‘武总’的来历。” “至于我和武书连的关系嘛”，翟应龙略微沉思了一下接着说，“我们是典型的‘以文会友’，我酷爱统计学，在统计学方面出版过不少专著，武书连偶然看到我的研究，很高兴，于是我们两人先是书信往来，后是见面相谈，我们一个是搞统计的，一个是搞数据的，对大学研究着迷得都是一塌糊涂，臭味相投吧。” 回忆起这个大学排行榜的研究过程，翟应龙更是滔滔不绝： “早在1994年我们就开始正式组织人力研究了，开始的时候我们完全是出于共同的兴趣，但是由于研究所需要的经费不是一个小数目，我自己恰好又有过经商的积累，于是这个研究也就自然而然地走向商业化了。那时我们组织了1924位国内外的专家，投资了200多万进行统计方法的评估和论证，这些资金全部是我们的个人投资。 我主要是利用自己统计学方面的优势从统计学方法上对武书连的研究方法进行论证，包括指标的设置、权重比重的权衡、统计误差的设定、数据库结构的设计，我都是直接的参与者，在互联网出来之后，我立刻想到可以用互联网这种方式来进行运作。于是在2000年四月组建了国立中网公司，2000年10月成立了大学园网站，开始建立数据库，搭建网络平台。 经过众多国内外专家对评估方法进行论证之后，再由武书连率领的数据小组进行数据的统计和分析，我们的数据来源之一是利用国际数据接口，国际上有个专门的学术数据库，租用一天要花一万美金，我们就租用过这个数据库。” 翟应龙一口气说下去，记者简直没有插嘴的余地，但是记者忽然想起来，在刚进办公室的时候，翟应龙说他这几天忙于应付媒体的采访，那么想必这些话他已经不是第一次说了。 不过从记者整个采访的过程来看，倒是前所未有的顺利。第一次打电话过来的时候，翟应龙不在，于是记者留下自己的电话号码，很快翟应龙就主动打电话给记者，并约定立刻采访，这在记者的采访过程中是非常少遇的事情。 不过翟应龙的话虽然说得很流利，但却似乎很有漏洞，这样的一个公司，会去租用那种一天一万美元的数据库吗？还有，既然他自称自己也是大学排行榜的合作者，那为什么公开发表的排行中却从来没有他的名字呢？ 记者百思不得其解，一天之后，武书连从广州打来的一个电话彻底推翻了翟应龙的“供词”，也解开了记者的所有谜团。 武书连：翟应龙没有一句真话 不知从何途径，武书连看到了记者发给翟的初稿，于是他给记者打来了电话。武书连在电话里很是激动，他非常的气愤的指责翟应龙，“简直就是在胡说八道，没有一句真话。” 武书连在电话里把翟应龙的“供词”彻底推翻了。 “大学排行榜的知识产权属于我个人，如果需要证明广东管理科学院可以开具这个证明。大学评价的研究方法也完全是我个人的，大学评价中每一个字、每一个标点也都是我自己写的。我成立大学课题评价组的时候根本就不认识翟，他对这个项目的贡献更是‘零’，我与他的关系就是单纯的合作关系，我们之间的合作也并不愉快，这种合作也不是独家的。” 当记者询问武书连，是不是翟应龙出钱供课题组研究的时候，武书连似乎因为过于气愤，在电话里他的声音又拔高了一节， “我们的研究经费是广东管理科学院出的钱，还有一些是我和课题组成员的个人投资，翟从没对这个项目出过一分钱。天融信和他也一点关系都没有，根本没有他的股份，是我和朋友一起成立的一家公司。我毕业于清华大学，学的是自动控制专业，对网络安全很感兴趣，我在天融信担任总经理的职务，实际经营着这家公司。如果我对这家公司没有贡献，难道公司会白养着我吗？” “什么一天一万美金租用美国数据库根本就是在瞎扯，没有那回事儿，谁会去干那么傻的事呀。”说到这里武书连忍不住笑了起来，或许是他没想到翟应龙的逻辑会那么差劲，连说谎都不着边。“97年的专家咨询根本不是像翟说的那样，那次我们一共咨询了1927位专家，三轮咨询总共花了30多万。” 最令武书连生气的是，翟应龙竟然大言不惭地说清华、北大、浙大都请他去讲课，“清华、北大、浙大根本就不知道翟应龙是谁，也从来没有请过翟，清华倒是请过我两次。” 一前一后，翟应龙与武书连给了记者两个完全不同的答案，到底谁说的才是真话？ 正当记者再次陷入疑惑之中的时候，翟应龙却一次一次打电话给记者和本报，兜了很多圈子，说了很多套话，翟应龙透露出来的意思却只有一个，那就是“一切以武老师说的为准”。 真相：大学排行榜是这样出炉的 事实上，武书连最早有了对中国大学进行排行的想法是在1990年，那时侯他在写一篇《中国大学校长群体研究》的论文时突然感到一丝困惑，就是不知道应该怎样对这些校长的成绩进行评价，这时他想，如果能对这些大学进行排名，就可以从这个校长上任和离任时该大学排名的变化反映出校长的成绩。 当时武书连是广东管理科学研究员的研究员，而教育管理理所当然也是管理科学的研究范围，于是1991年，广东管理科学院成立了以武书连为首的中国大学评价课题组。 武书连自己更愿意称这个研究为大学评价，而不是排行，因为他认为整个大学评价是一种价值判断的过程，是一种评价者的主观观点，当然如果做的好的话它就有了科学性，有了很大的参考价值。 91年，课题组向全国150所高校的203位专家进行了三轮咨询，咨询的对象主要是这些大学的校长、大学学术委员会主任和大学科研处处长，并于93年6月30日发布了《中国大学评价—1991 研究与发展》，正是在发表了这个研究之后，武书连才认识了翟应龙。 此后武书连的研究也一直没有中断过，97年，中国大学评价课题组采用德尔菲法在半年的时间内进行了中国高教评估领域最大规模的专家咨询。专家资格为：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国务院或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审批的博士研究生导师。经3轮4448人次的专家讨论，最终确定了各项科研成果的权重。 从93年开始，武书连领导的课题组就开始向包括国家教育部、美国科学情报所等在内的国内外的专业数据库购买数据，并进行去伪存真的分析后加以采用，同时开始建立大学评价的数据库系统建设，前后已经投入了大约有150万的资金。 开始武书连的确只把这做为一项学术研究，但是最近一两年，随着排名体系的日渐成熟，武书连觉得有必要把他推向社会，为社会服务。正好这时候翟应龙到了深圳，和武书连谈起他的网站，于是武书连也未做更多考虑，就同意了与翟应龙的合作，双方正式的合作是从2000年11月份开始的。但是武书连对双方的合作一直非常不满意，原因是翟应龙没有按照原定的计划做他应该做的工作。 以至于武书连推出的前几年的排行榜虽然在大学研究的内部圈子有不小的影响，但在社会上并没有引起什么反响。 但是武书连很自豪地告诉记者，中国所有中高级人才都可以在我的数据库里搜索到，哪个专业的都可以调出来，清华、上海交大这样的学校每年向国外购买数据都要花几十万美金。武书连未来打算以国外1/3的价格来出售这些数据，所以他相信一定会有很好的回报。只是对于一个学者来说，要把一个科学研究转变成一项商业运作，这的确还是一个问题。 意外：网大抄袭了武书连的排行榜？ 尽管武书连的大学研究从90年代初就开始了，他的大学排行榜也从97年就开始推出了，但反而是后来网大打出的一份大学排行榜在社会上引起了不小的反响，得到了社会上更多人的广泛关注。提到这个问题，武书连毫不讳言地宣称，“网大的研究体系抄的是美国的，研究成果则是抄袭我的。”在武书连发给记者的Email中，他指出， “2000年6月8日，《中国青年报》和网大（中国）有限公司在《中国青年报》发表《2000中国大学排行榜》。该排名也沿用《美国新闻与世界报导》的评价体系，有16项评估指标，其中科研成果指标得分直接抄用广东管理科学研究院1997年发表的研究结果。200多名学者和企业家参加了该排名大学学术声誉调查。” 武书连曾经因为tom公司侵犯其2001年大学排行榜的事情将tom告上法庭，那么对于网大的抄袭他为什么没有提起诉讼呢？武书连对此遗憾的表示，不是他不想诉讼，而是因为“网大是未经工商合法登记注册而成立的，不具有诉讼行为能力，不能独立进行民事活动，案件由此不符合法定的起诉条件”。这个结果不是他自己求证的，而是当年那个在海南工作的中国人民大学毕业生郭军辉律师被法院驳回起诉时海口市新华区法院对该案的裁定。 这个意外的发现再次令记者赶到吃惊不已，本着谨慎、求实的新闻原则，记者立刻致电位于深圳的网大（中国）公司位于深圳的总部。 网大深圳公司给记者的答复是：当年大学排行榜的实际运作虽然是由深圳的网大公司在做，但却是以网大（中国）公司的名义发布的，这是一家在香港注册的公司，现在已经更名为网大教育控股有限公司；而深圳的网之大公司也更名为深圳网大教育服务有限公司，注册地在深圳，二者是关联公司。当年人大毕业的律师起诉的是香港的那家公司，的确只在香港而没有在内地注册。 至于网大的大学排行榜是否抄袭了武书连的研究成果，开始接电话的一位行政经理王女士表示“我们的排行榜怎么可能是抄袭他的呢，如果真是抄的，武书连可以告我们呀。”不过她自己声明并非排行榜的直接负责人，因此并不能承诺什么。 下午这位工作人员又回电话给记者，转达了网大那位出差在外负责大学排行榜的职员的意思：那就是网大不对这个事件做评论和回应。当记者追问，网大是否能够肯定的回答自己的排行榜没有抄袭武书连的研究成果时，这位小姐却仍是用“我们不对此做评价和回应”来做为回答，并声称“武书连可以有自己说话的权利，但他应当为自己个人的言论负责。” 思考：学者的困惑和尴尬 在结束这一波三折的整个采访过程之后，整个大学排行榜的来龙去脉终于完整地浮出水面，但是记者的心情却变得沉重起来。 在武书连和记者通话的过程中，他坦诚地告诉记者：作为一个研究型的学者，他的确没有办法对这些商业合作以及商业伙伴做出准确和综合的判断，当初选择商业合作伙伴的时候也没有想太多。本来他希望翟应龙作为一个商人，一个经营者，只要做好他的经营工作就可以了，但是他现在却总是想把自己说成是大学评价领域的专家，而经营范围内的事情却进展很缓慢，宣传不到位，连有些合作都是他自己联系的。但是如果自己把过多精力用在这方面，学术方面的研究又会被荒废了。 言及于此的武书连显然充满了矛盾和困惑。在结束采访的时候，他一再向本报记者要求，稿件中不要伤害翟应龙，因为这会影响到他们的合作。 当年网大仅仅依靠一个排行榜就引起了轰轰烈烈的社会效应，而武书连研究大学评价十几年，当他想把自己的研究成果商业化，为更多的的社会群体提供服务时，却遭遇了这样的尴尬。以武书连的研究之深入，如果他能够找到一位更合适的合作伙伴，相信以中国大学排行榜的影响力，这其间所能够开采出的商业价值是不言而喻的。 这样的困惑与尴尬并不仅仅是武书连一个人的困惑和尴尬，专家、学者如何将自己的研究成果社会化、商业化，这是一个普遍存在的问题，有很多专家、学者在这个过程有过中吃亏上当的经历；有些干脆就自己上阵，虽然这其中不乏成功的案例，但显然这并没有完全发挥出他们的真正价值所在。 影视明星、体育明星都有自己的经纪人，为他们代理商业谈判、合作等事宜，使他们可以把全部精力投入到自己的事业中，那么为什么没有为专家与学者提供这样服务的经纪人或组织呢？ 这正是记者在采访结束之后仍然不能释怀的原因，但愿这样的经纪人和组织早一点出现，多一点出现，只有这样，武书连式的尴尬与困惑才能彻底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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