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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5年8月20日，国民党左派最重要的领导人廖仲恺在广州遇刺杀身亡，成为轰动一时的“廖案”，指使刺杀的内幕至今仍是历史之谜。
1925年3月孙中山在北京病逝后，国民党内开始派别林立，党内斗争日益激烈。廖仲恺作为最重要的左派领导人，在广州坚持实行联俄联共和扶助农工的政策，引起右派仇视和中派不满，一场政治恐怖主义性质的刺杀案便在同年8月20日发生──
■国民党自成立起便派别林立、政见分歧，廖仲恺一直跟随孙中山并成为左派代表
国民党从1905年成立其前身同盟会时，就是一个反清的松散的政治联盟，内部存在诸多帮会和派别，分属于华侨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和地主阶级反满派。孙中山只是在名义上被公推为领袖，而无法统一他们的意志，在辛亥革命后便出现了各派自行其是的现象。
1913年以后，孙中山流亡日本，跟随在他左右，最忠实得力的干部便是廖仲恺。廖仲恺1877年出生在美国旧金山的一个华侨家庭，他与孙中山身边的其他国民党多数要人一样也是广东籍。16岁时，廖仲恺随母亲回国后与何香凝结婚，之后他又赴日本早稻田大学留学。同盟会成立时便加入并成为外务部干事，同时廖仲恺还担任了中国留日学生会会长。从外表看，廖仲恺身材不高且消瘦，因过于劳累显得比实际年纪要大一些，但他的意志却非常坚强，长期任劳任怨地从事最难办的繁琐事务，在经济上多年来都是国民党的“管家”。孙中山流亡日本时长期住他家里，衣食住行都由何香凝负责。
1924年，孙中山决定联俄联共并改组国民党时，党内多数元老不赞成，廖仲恺却积极拥护并牵线搭桥。蒋介石受命任黄埔军校校长时曾一度撒手不干，当时，任军校党代表的廖仲恺出面主持局面并负责筹款。那时，广州市内财政由滇桂军阀刘震寰、杨西闵控制，他们凭着打走陈炯明迎回孙中山的功劳，以枪杆子包烟馆赌馆抽捐抽税。廖仲恺拿着孙中山开的批款条去找刘、杨二人，往往到半夜才能回家。何香凝开始还奇怪地问自己的丈夫：“为什么天天这么晚才回来？”廖仲恺叹着气回答说：“我一晚上都要坐在他们抽鸦片的床边，等他们过足了瘾，高兴了，才能要一点钱回来！”
国民党改组后，廖仲恺又身兼中央工人部长和农民部长，支持工农运动。他这种进步的表现，与他出身华侨并长期生活在美国、日本有关，这点与孙中山颇有近似之处。正如周恩来1943年春在《关于一九二四至二六年党对国民党的关系》这篇回忆中所说的那样：“廖仲恺是国民党的左派。因为他是华侨出身，与国内的买办阶级、地主阶级关系较少，所以更多地带着民族资产阶级进步派的倾向。”
■孙中山去世后党内矛盾激化，廖仲恺随之遇刺
1924年末，孙中山北上与各实力派商讨国事，廖仲恺留守广州。翌年，得知孙先生病危，何香凝赶到北京在榻边接受了遗嘱。这位中国革命的先行者撒手尘寰不久，张继、谢持、林森等一批国民党元老便到北京西山碧云寺孙中山灵前召开“中央全会”，宣布“纯洁”党内并改变联俄政策，开除国民党内的共产党人。尽管设在广州的国民党中央党部宣布开除参加西山会议的多数到会者的党籍。这些家伙却一不做、二不休，在上海另成立“中央党部”，人称“西山会议派”。
孙中山时代的一个国民党，此时分裂为两个。广州中央党部虽被公认为正统，内部也出现三派分野。因孙中山死后没有明确的继承人，形成胡汉民为首的右派、蒋介石为代表的中派和廖仲恺为首的左派。右派打击的目标，又指向了被他们称为“共产党工具”的廖仲恺。廖仲恺当时与中共广东区委合作很密切,据廖承志回忆，周恩来便经常到他家找父亲谈工作。
1925年夏天，广州政坛风浪迭起。廖仲恺支持武力解决了军阀刘震寰、杨西闵，他又担任了省港罢工委员会的顾问，有关暗杀的传言便在市面出现。面对威胁，何香凝劝廖仲恺出门多带卫士，回答却是：“增加卫士，只能事后抓凶手。我每天到处活动，要参加许多会议，接触学生、工人和各种人物，他们想行刺是防范不了的。”
8月20日早晨，廖仲恺夫妇和往常一样，在卫士陪同下来到中央党部，路遇的陈秋霖也一同搭车前往。四个人下汽车后，廖仲恺和陈秋霖走在前面上台阶，卫士跟在后面，何香凝与门口遇到的人谈话。这时，从党部楼下骑墙边冲出四个人，两人掩护，两人举枪就打。
“啪啪！”“啪啪！”随着一阵爆竹般的枪声，廖仲恺和身边的陈秋霖应声倒地。满腔悲愤的何香凝跑过去将全身是血的丈夫抱到怀里，廖仲恺未及送到医院就气绝身亡。
■因公安局长本人便是右派，廖案长期找不出明确指使人而成为历史谜案
廖案作为重大政治事件震动了广东，国民政府专门成立了委员会追查凶手和指使人。案发时，廖的卫士虽然负伤，仍掏出手枪打倒了前面开枪的两名凶手，其中一死一伤（伤者被捕），后面掩护行凶的两个家伙逃掉。何香凝同法医发现，廖仲恺身上中的四枪有三枪是大口径手枪的伤口，致命的一枪却是从另外方向射来的小口径左轮枪弹所致，而已知的两名凶手在现场开火的两支手枪都是大口径，显然另外还有人在隐蔽处开火。
这天，国民党内重要的右派、广州大财阀邓泽如一反常态，起早赶到中央党部，何香凝怀疑那一枪就是邓的卫士在楼内窗口所打。可是公安局长吴铁城也是右派，不肯继续追查。被捕的凶手名叫陈顺，是个穷苦无赖，是别人以重金雇他干的。因其伤势垂危，廖案委员会边抢救边审问，他临死前供出：“香港有二百万元打共产党，有几十万元打猛人。”粤语“猛人”是指有名声者。追问他“猛人是谁”，回答是“廖仲恺、谭平山”。谭平山是在广东国民政府中任要职的唯一的共产党员，显然行刺的目标先是国民党左派，接着就是共产党。
据后来的消息，右派领袖胡汉民的弟弟胡毅生曾召集许多要人开会，研究了要对付廖仲恺，并达成一致意见。据说胡汉民事先也知道而未表态，等于默许此事。一项恐怖活动竟成为国民党内重要派别的共识，惨案发生便势不可免了。
廖案发生后，在广州群众激愤下胡毅生等人躲到香港，线索中断。国民党当局此后多年表面上纪念廖仲恺，定都南京后还立墓于那里，却不再追查主使人，许多情况便成历史之谜。
从历史发展看，廖仲恺被刺的最大得益人是蒋介石。因胡汉民受牵连出走，蒋介石乘机又将部分粤军吞并，右派势力随之削弱。国民党内左派顿失中心后，汪精卫虽然被认为是左派，但实际上此人软弱得很，手下又没有武力。中派蒋介石的力量，便一举跃居位于广东的国民党中央党部中最有势力的。
廖仲恺遇刺这一血的教训，也从反面教育了当时年轻的共产党人。中共广东区委就此在党内建立起最早的情报保卫工作，为有传奇色彩的中央“特科”建立奠定了最初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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