挣扎在善与恶边缘
--24岁的流浪汉漂泊12年
出生后120天,母亲因病去世;5岁半时,狠心的父亲离家出走。12岁开始,他便浪迹大江南北,在工地里蹭过饭,与毒贩、皮条客等为伍……
如今,12年过去了,在流浪生涯里,他告别了自己的童年和少年时光,步入青年行列。然而,长期以来,亲情的残缺、“朋友”对他的引诱、缺乏文化的折磨等,都不停地撕扯着他的内心。有时,他会一个人跑到山顶上大声叫喊,或是将自己关在房里猛地抽烟——在正与邪中,他备受煎熬。昨日下午,24岁的阿明(化名)走进了本报,自述12年来的流浪生涯,并寻求帮助治疗心灵的创伤。
被狠心父丢下不管
阿明出生在宁乡县东湖塘镇的一个山村,在他出生120天时,母亲因病去世,襁褓中的他由姑父姑母带到三岁半后被送回到自己家中。而在他五岁半的时候,父亲就抛下年幼的他与哥哥外出,这一去就是五六年,没有半点音讯。到了他上学的年龄,由于没交学费,他经常被学校赶出教室,而心里对读书的渴望使得他常常是被学校从前门赶出来后,又从后门进去,一些好心的老师也就让他在教室里听讲。一个学期的学习都是断断续续的,这样的日子持续到小学四年级时,尽管学习还算优秀,但因为家里太穷,他还是被迫辍学了。
阿明说,父亲后来回过一次家,年幼的他跪在父亲面前苦苦哀求不要丢下自己,但狠心的父亲最终还是挑着一付担子与另一个女人走了,从此“父爱”在他心中留下的就是此生都难以抹去的伤痛。“小时候下雨时看见别的同学有父母接送,或是父母送吃的来,心里就非常的羡慕。”说起这句话时,阿明脸上仍露出孩子般的渴望。
怒砸老板家具
辍学后,由于没有人管,他开始是在村镇上四处瞎玩,十二岁过后,他开始了自己的流浪生涯。第一站,他到了宁乡县城,自然而然地跟一些没人管的小混混走到了一起。到十四岁时他又跟着一个镇里的包工头去了深圳,在工地上混饭吃,“那时对我而言生活成了一个非常大的问题,而能有饭吃就是很不错的事了。”在工地上混了好几个月后,十五岁的他进了深圳一个家具工厂。而进厂不久,就发生了一件事情:一次,厂里生产的产品出现了质量问题,虽然责任并非在他身上,但车间主任硬要他来承担。因为老板曾给他们灌输过“以厂为家,一视同仁”的思想,于是他去找老板论理,老板却说:“我是看重一个小小的打工仔呢?还是看重一个管理干部呢?”
“原来,社会上存在着那么多的不平。”他愤怒了,动手砸坏了厂里的一些东西,并立即辞职,再次开始了流浪生活。他的足迹先后遍及大江南北,海南、广西、云南、西藏……
混迹“黑道”
阿明说,从深圳家具厂辞工后,他完全陷入了另一种生存状态,生活在了一群不务正业的人当中。在广州与贩毒吸毒的人生活过,接触过专门偷车和销售赃车的人,在珠海,替一些专以商务、旅游为名实际是介绍女孩到香港、新加坡等地做“小姐”的人到内地某省公安厅跑过腿办过证(取证凭条他现在都还保留着)。阿明说,生活在这样的一群人当中,他身不由己做过不少错事,他说:“每次明知是错的,却又不得不为了生活、昧着良心去做一些错事时,或是因为义字当头做错事之后,自己的心都在流泪。”
阿明说,虽然自己没读过好多书,但平时却也经常看报纸看电视,因此坚决不做违法犯罪的事,而最重要的原因是对姑父姑母的一种感恩之情。他说,姑父姑母虽然只将他带到三岁半,但那种养育之恩他却一直永远铭记着,而他也曾给他们承诺过:“虽然我是一只断线的风筝,你们没法拉住我,但我的良知一定会保留住底线。”就是这样一句话,让阿明没有滑向“深渊”。
阿明说,他曾向广州某公安分局写信举报过自己所掌握的违法犯罪活动,还当面向公安人员做过举报,而且还向公安局提出过当他们的线人。“当时的想法很幼稚,只想做一个惊天动地的好人,在公安局破案中立一个大功,让别人都知道我,当线人则是想通过这种方式获得生活来源,但却没能如愿。”
十字路口何去何从
“我是生活在普通老百姓与邪恶之人之间的一种边缘人。”阿明似乎想给自己的社会身份下一个定论,他说自己骨子里的本质还是好的,曾经为了劝导一些“小姐”回头,自己被人打得鼻青脸肿;想过最美好的事情就是将自己的内脏捐献给那些需要的人;或是把一生的青春义务献给灾区的人,帮他们一起重建家园。但是,长期以来,父亲带给他的怨恨、家庭给他的空白、“朋友”对他的引诱、没有文化的折磨等,都不停在内心撕扯着他。他说,有时实在受不了他就会一个猛跑到山上去直到跑得腿脚发麻,然后大声叫喊,或是将自己关在房里猛地抽烟,“也只有这样,我才能让自己失衡的心态暂时摆平,但却无法抚平我心中的伤痛,无法解除生活中的苦恼。我真担心自己有一天会被人引上不归之路。”
在采访结束时,阿明递给了记者一份自己所写的内心独白,隽丽的字迹让人惊异于这竟是出自于只读过小学四年级的人之手。他说没读多少书是他这辈子最大的遗憾,因此在寻求心灵援助的同时,他也想提醒现在的年轻父母们,不要因为自己的事情,而影响小孩子一生的前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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