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是生死之交”

　　我们克服各种困难，工作有条不紊地开展起来。第3天病人体温下降，呼吸机的支持条件在允许的范围内逐渐下调，我们都很兴奋。

　　护士在护理工作中要为病人擦身、吸痰、处理大小便、更换输液、抽血，她们与患者呆在一起的时间比大夫长得多，因此她们冒着更大的风险。吸痰可能是最危险的工作了，吸痰时病人往往会有呛咳反应，这时呼吸道分泌物就会直接喷射出来。为了自我保护，每次吸痰时护士都要戴着类似“防毒面具”的头盔，可戴着这种东西有一种窒息的感觉，而且穿、脱头盔是非常麻烦的事，当病情紧急的时候是没有时间戴的。医疗组的护士很多都是20多岁的小姑娘，离开家、离开父母，执行这么危险的任务，可是没有人叫苦、叫累，真是难为她们。

　　医疗组直接受北京市SARS专家组的领导，复兴医院的席修明教授是专家组的成员，他几乎每天都抽时间来看病人，如果实在没有时间就打电话询问病情。有一天下午2时，他来到病房，我看到他眼睛里布满血丝，席教授告诉我昨晚参加市里的会议，直到凌晨5时才结束，上午睡了一觉，下午又赶来了。这一天7床的病情稳定，席教授放心地走了，他还要赶到其他医院会诊。专家用实际行动给我们这些年轻大夫作出了榜样。

　　在接下来的几天里病人病情没有明显改善，复查胸片肺部阴影没有明显吸收，我们刚开始放松的心情又紧张起来。气管插管已经一个星期了，插管时间越长，继发细菌感染的机会也越大，而且一旦发生细菌感染，后果不堪想象。一个星期后，我们担心的事情发生了，病人的体温再次升高达40℃，血白细胞和中性粒细胞明显升高，很明显，细菌感染发生了。我们抽血细菌培养、痰和尿培养，试图找到致病菌，以便对症下药。但细菌学总是阴性，我们只好凭经验用药。但是效果不好。病人体温持续不降。高烧后，呼吸机支持条件再次升高，情况非常危急。为了尽快控制肺部感染，改善呼吸状况，我们毅然决定给病人做气管切开。手术很成功，但是病情却没有改善。在我们医疗组来到佑安医院两周后，病人抢救无效死亡。我们心中都有一丝遗憾。

　　我们医疗小组是一个战斗的集体。在紧张而又危险的工作中，结下了深厚的友谊。最后分手的时候，北大医院的阙呈立大夫说“我们是生死之交”，我也有同感。

　　“爱心家园”

　　感染一科原来是艾滋病病房，这里的大夫、护士都是从其他科室抽调的。可以说，他们也是边干边学。在我们进入病房时，他们已经在这里工作了20多天。由于医务人员少，病人多、病情重，他们常常是超负荷工作，有的因此累倒了，但是没有一个大夫、护士被SARS吓倒的。

　　金荣华大夫是这里的主任，是位精力充沛的医生。他是在SARS病房成立后临危受命当上的主任。我们都管他叫“金sir”。每天查房、会诊、指导住院大夫工作，经常工作到很晚才离开。而且有时刚回到宿舍休息，病人的病情变化，一个电话他又回到病房。有时他也会发脾气，但往往是善意的。主治医生李雁和郭彩萍都是30多岁的女大夫，为了与SARS战斗，都不能回家，住在了医院里。她们为人热情，知识丰富。6位住院大夫都是二十三四岁的年轻医师，一次我问他们“在这里工作，害怕不害怕”？他们的回答是“我们在拥抱死亡，但不畏惧”。

　　“3区”是暂时的家

　　因为害怕传染给家人，几乎所有的大夫、护士都不回家，大家下班后休息的地方称为“3区”。3区是一个“清洁区”，任何人都不能穿白大衣进入这里。3区是SARS病房工作的大夫、护士的“家”，通常3至4人住一个房间。“管家”姓仇，是一位40多岁的女同志，我们都称她“仇老师”。她对每一位住户都了如指掌，对我们这些来自外院的人更是照顾得无微不至。

　　3区虽然称为“清洁区”，但是这里的住户都是SARS的高危人群。任何人只要被感染上SARS，就有传染给其他人的可能性。如果这样，3区也就不是清洁区了。住在这里的每一位大夫、护士对此都很清楚，但是大家之间没有隔阂，一个人下了夜班，就会有几个人上来关切地询问她的身体状况，会有人给她送上热好的饭菜，招呼她赶紧休息，养足精神。在这里，我们真的有“家”的感觉。

　　“儿子，爸爸也想你”

　　妻子也在协和医院工作，她一直在事业上支持我。在我奔赴“前线”的前一天，她哭了，问我“能不去吗”？我无法回答。过了一会儿，还是她来安慰我，说佑安医院的防护条件好，不会出事的。妈妈已经61岁了，身体一直不大好，退休后一直在帮我带孩子。每次打电话她总是安慰我，让我安心工作。直到我完成任务，前两天回到协和医院，才知道这段时间因为为我担心，吃不下饭，晚上睡不着觉，短短半个月体重掉了8斤。可是为了不影响我的工作，她一直不让我知道。儿子刚两岁，既聪明又调皮，他不知道我去干什么，可是对我这么长时间不回家不习惯。每次我打电话回家，他都抢着与我说话，有一次他突然说“爸爸，想你”。我鼻子一酸，眼泪差点掉下来，我说“儿子，爸爸也想你”。

　　我在佑安医院工作的这段日子里，北京SARS发病人数明显增加，协和医院也开始收治SARS病人。还有很多像我一样的医护人员奔赴前线。还有像我的家庭一样千千万万个家庭在盼望着他们的亲人回家。现在，“回家”对一线医生和护士来说是最高的赏赐，可是有些人却永远也回不了家了。

　　我骄傲，我是一名医生

　　经历了生与死的考验，我感到很欣慰，因为社会各界对医生和护士表现出从未有过的理解和尊重。我想说一声“谢谢”。在佑安医院工作过的14个日日夜夜，将会是我这一生最难忘的日子。我明白了一个做人的道理、一个做医生的道理。我从没有像今天这样，理解了“救死扶伤”的含义。

　　我骄傲，我是一名医生。

　　编者注：本文是协和医院的曹彬医生在离开“非典”病区以后写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