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声】

　　只有当你接受和承认痛苦的现实之后，才有机会去愈合那些伤口并走出它们的阴影，从而超越它们。就在你读到并触摸每个名字的瞬间，这种痛苦会立刻渗透出来。而我的确希望人们会为之哭泣，然后从中找到生存下去的勇气，并从此主宰着自己回归光明与现实。假如你不能接受这个现实，就永远无法从中解脱出来。

　　---------林 璎

　　字幕：这是一个关于艺术观和创造力的故事，也是她因越战纪念碑被载入美国历史的经历。这座纪念碑曾经帮助无数美国人平静地接受美国历史上的一些痛苦片段。本片记述了林璎，一位设计师、建筑师和雕塑家二十年中的设计成果及其所带来的影响。

　　今年43岁的林璎设计的空灵而富有东方艺术气息的纪念碑，每年吸引200多万美国人到华盛顿驻足、参观。这座带着体温的倒“V”字型纪念碑，墙壁是简洁深黑的“光可见人”的花岗岩，上面刻满了越战中阵亡的美国官兵姓名。哀拗逾恒的亲友来到纪念碑前，奉献鲜花和眼泪。

　　林璎：一开始我就问自己，到底建一座纪念碑的意义是什么，尤其是一座20世纪的纪念碑的意义是什么?当宝贵的生命首先成为了战争的代价时，这些“人”无疑是第一个应该被记住的。因而这项设计的主体肯定是“人”而不是政治。只有当你接受了这种痛苦，接受了这种死亡的现实之后，才可能走出它们的阴影，从而超越它们。就在你读到并触摸每个名字的瞬间，这种痛苦会立刻渗透出来。而我的确希望人们会为之哭泣，并从此主宰着自己回归光明与现实。假如你不能接受这个现实，就永远无法从中解脱出来。所以一座纪念碑应该是“真实”的写照。首先要接受和承认痛苦已经存在，然后才有机会去愈合那些伤口。

　　有人评价它是如此的与众不同，没有一点雷同的痕迹。它没有一个特别的形态，不受时间和空间的限制，在你面前的只有战争、死亡和生存。难以置信这是出自一个20岁女孩的设计。

　　林璎：1980年秋 ，那年我和其它五名学生正打算做一个有关墓地建筑的作业，主要强调如何通过建筑形态来处理“死亡”这个主题。整个学期我们做了许多相关的设计，有一个同学，我忘了是谁，偶然发现了征集越战纪念碑设计方案的海报，于是我们想，何不把它作为毕业设计呢？

　　越战退伍军人（JAN SCRUGGS） A ：1979年，我看了一部名叫“猎鹿人”的电影，从那晚开始我强烈地感到应该建一座越战纪念碑。而当时的美国政府显然没有这个打算，于是我知道自己注定应该完成这项使命。

　　越战退伍军人（ROBERT DOUBEK）B：我们组成了一个社团并积极说服国会批准在宪法公园修建一座纪念碑。1980年7月1日卡特总统终于签署了专项法案。然而当时的问题是如何确定纪念碑的形状以及如何得到设计方案。

　　建筑师JAN：我当时并没在意它应该有怎样的外观，我能想象到的就是那种方尖碑，巨大的，四面刻着许多名字。但细想之后发现这种方案很不切实际，因为方尖碑很高，所以最上端的名字永远也无法被读到。

　　当时有人建议请全国最好的建筑大师来设计。可到底谁是最好的建筑师和建筑公司，如何找出他们却成了问题。

　　林璎：我突然有一种用刀将地面切开的冲动。我们来到将要修建纪念碑的地点华盛顿。当我站在那里时，开始本能地想象着自己用小刀将地面立体切开并翻起成两翼，一边指向林肯纪念碑，另一边指向华盛顿，上面还按顺序刻着阵亡者的名字。这时有一位同学收到了纪念碑的设计手册，其中明确规定纪念碑上必须刻有全部57000多名阵亡者的名字。于是我说：“太妙了！”将名字逐一镌刻在黑色反光的地表上。正是这样的一座纪念碑！

　　我想象自己将刀刃切入地面，并将切口翻起；一种原初的暴力和痛苦就在那时被治愈了。草皮会慢慢生长起来将其覆盖，但那个切口将成为地面上一道平坦、光滑和明亮的表层，象在一个晶洞上切开的口子，然后将四边磨光。名字就是这座纪念碑的全部，无需再添加任何修饰。这些人和他们的名字会带给每一个人回味和记忆；然而，它又不仅仅是一长串死亡者的名单，它还给了人们机会看到其他一些名字和从那些名字上反射出来的自己的脸。

　　它将成为一道边界，隔离着我们的世界和另一个更详和更隐秘的遥远世界，所以我选择黑色花岗岩体现沉思与安宁。对我来说，它从来不是一堵墙或一个独立的物体；它在我眼里是大地的一角，是被掀开的一侧土地。反光的岩石表面使整个公园的空间比原来增长了一倍, 并且呈现出两个世界，一个我们的世界和另一个我们无法介入的世界。两面墙翼分别指向林肯纪念碑和华盛顿纪念碑。我希望通过联接这两个美国的象征性建筑体现出过去与现在的统一。

　　至于以破坏公园的天然景色为代价来纪念生命，在我看来本身就是伪善的做法，更不是我的本性。我始终希望我的设计能与大地合而为一，与修建地点相互融合，而不是去占据或独霸一方。我把我的作品当作一种为大自然添置的美景，而非一种好斗与炫耀的情绪。

　　在我们回耶鲁的路上我快速画下了草图，可它看起来几乎太简单，太渺小了。我试着在边上加了一些厚平板作为引向纪念碑的过渡，但它们显然不是一回事。它太简洁了，以至于任何添加的部分都会显得格格不入。

　　根据我的设计初衷绘制的草图给人一种逐渐延伸并消逝的视觉感受，所以他们戏称我是建筑系的莫内。当你把它当作一个作业来完成而非为了竞赛时，你是完全出于自己对越战的理解，用自己的方式在进行创作，我只须担心能否通过考试。

　　耶鲁大学教授：她是我课上的一名学生，是建筑理论课的学生。我们那时的接触是很有意义的，因为在她设计完图纸后，还想附一篇相关的文章。她遇到了困难，这是她告诉我的。当时我在课上提到关于洛钦为在一次战斗中失踪的士兵而建造的位于法国北部的墓地纪念碑。那一刻她似乎想到了什么，于是开始动笔写。

　　林璎：我知道，要想完美的表达出这个设计中所包含的思想就必须写一篇辅助性的说明。那篇短文花了我将近两个月的时间。它必须传达出我的意图，因为单从图纸上看，会让人感觉这个设计过于简单了。我等了十一个小时，终于拿到了用快件寄来的展示板，然而时间不多了，我只得用手抄写了那篇文章，因此还留下了一些涂改的痕迹。当我把作品寄出去参赛时，没有抱丝毫获胜的希望，因为它全然不是一种对政治斗争的颂扬，而是集中在体现个体以及失去的生命的主题上。

　　战争纪念碑的设计并非只是单纯地修改普通纪念碑的外在形式，更重要的是能给人以悸动，使人们在迂回之间得到一种感悟。当缓慢而凝重的通道把人带入战争的源头，其中真正的含意会在这一过程中逐渐为人们所理解。在两面墙翼交界处的右侧顶端刻着第一位阵亡战士牺牲的日子，碑身上按阵亡时间顺序刻着在越战中死去人的名字。每一个参观者将在这里找到一种与死神之间的妥协，而死亡终究是一种属于个体的经历。环抱于纪念碑内的宁静空间则使人们能够更好地在这里细数和沉思，产生一种无言的回响。

　　一些人自信地认为不应该随便选择一个设计方案，而应该从退伍军人当中邀请一些公正的，能够平息争议的权威人士，选出一个最佳方案。问题是怎么样在越战退伍军人当中选出这样一些人，正如其它随意性较大的社会团体一样，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群体。越南战争中有诸多错误。美国在不同的年代都发动过战争，而在这些不同年代参战的人也有各自复杂的经历。比如1965年时，许多人是为了约翰。肯尼迪总统的一句：“不要问国家为我做了什么，而要问我为国家做了什么。”而从此被卷入战争的。而到了1969年这种爱国热情正在演变为被征入伍者的抱怨和对人性道德的反思。显然没有战胜任何人，而且谁也不愿意成为最后一个死在越南战场上的人。

　　有人建议应该组成一个评审团。而事实上，当时这件事还未被引起足够的重视。由三个退伍军人，两位烈士母亲，和一个完全反战主义者组成了一个评审团。结果发现仍然缺乏懂设计的人。最后，在经过几番内部讨论之后终于达成了一致意见，建立一个评审团。由两名建筑师，两名园林设计师，两个雕塑家和一个人类学家组成。

　　评审团主席 Jury Chairman ：他们说我们信任你们，你们的责任很重大，但我们信任你们。我们当然也认真地担负起了这项使命，以回报这种信赖。面对着这1441个参赛作品，我们非常仔细地审阅了每一种设计。他们中有近40英尺高的摇椅、有近两层楼高的军靴、有占地面积两英亩的巨型美国国旗，当然还有的看起来像个巨大的钢盔等等。就这样，第一天我们总共看了400个设计。在挑选出近200个作品之后， 我们让所有评审排成一列，并在走动中依次浏览每一个作品。

　　第一次看到这个作品时，它并未引起我的注意。但是我错了，有好几位评审都对它印象颇深。的确，凝视它越久，你就越被它打动，就越看到其中蕴藏的惊人力量。于是每多看它一眼就使我更加确信，它毫无疑问就是我们要找的那唯一的一件。

　　这个结果的确有点出人意料，因为最后被选中的竟然是这样一个看似刻板而又平淡无奇的作品。评审团成员不止一个人有着这样的感受。直到杰克。威勒，几乎是伸长了脖子惊叹道：“这一定是一个天才的杰作！”时，评审团才不得不折服于慧眼独具的那个人。

　　评审团JAN：第一印象是让我联想到一张床，然后又有批评说它像澳洲土著民用的回飞镖，而回飞镖意味着灾难必将重演。另外还有人称这是地面上的一个黑洞，是麻烦的象征。总而言之，它与传统纪念碑的形式是背道而驰的。然而评审团却竭力推荐，因为是否采纳这个设计方案最终得由我们来决定。他们认为这不是一件普通的艺术品，它将会成为世界级的，能与罗马、东京和伦敦的一流建筑艺术品相媲美的作品。总之它是非同凡响的。虽然在我们做出最后决定之时就已经知道它将是一个引起争论的话题，但我们还是情愿一试。

　　我们从设计图背后抽出卡片，上面的位置是纽哈文。杰克。威勒曾经在耶鲁住过一段时间。他猜测这应该是一个学生公寓的位置。所以这位设计者，据我们所知是一位女性，显然还是一位学生，但是还不知道她的确切年纪，于是我们派了三个代表团的成员去那里找她。

　　林璎：我的同屋找到我，但只是说：“别太激动，有一个从华盛顿来的电话找你。”于是我赶快回到自己房间等他们再打来电话，他们说：“我们想跟你谈谈关于你的设计。”就这样，他们解释了一遍后，我没有明白，又说了一遍，我还是不明白。

　　当时在美国，为数不少的身价不菲的建筑大师参加了这次角逐，但都被淘汰了。

　　林璎：当我被选中时，我很清楚自己将要面临的是一次考验，一场让我用了几年时间才认识到其艰难程度的战斗。那是一段充满了压力的日子，没有人教你如何度过那段时光。

　　一些退伍军人和家属集会抗议，辱骂林璎的作品，只不过是一个“令人羞辱的阴沟”、“丢脸的破墙”；有一位退伍军人称它为“黑色的伤疤”。一些嫉妒她的建筑师讽刺她说“她真是幸运，只在纸上画一道黑线，就得到冠军”。甚至有人大叫“我们美国人的纪念碑，绝对不能让一条东方狗来设计”。

　　字幕：美国国家艺术委员会会议室

　　越战退伍军人TOM CARHART：1968年12月从越南战场回到芝加哥机场时，身穿制服的我几乎没有引起任何人的注意。那种痛苦就像被人刺穿了身体，你所能听到的只是一句轻描淡写的“欢迎回家。”当我在机场看到这次设计选拔的规模时，觉得人们多少开始重视这件事了。可是最终胜出的结果简直让我惊呆了。我认为这个设计是对我们越战经历的一种贬低和侮辱。我不在乎什么艺术品味，我也不在乎它是否合理。任何人都能看出来，这个设计毫无疑问就是一个难看的黑色疤痕。黑色，一个众所周知的代表着悲伤、耻辱、低级的颜色，一个遮蔽耻辱的洞穴。没有哪一个必须在轮椅上度过余生的越战老兵会愿意去参观这样一座纪念碑。作为一名越南战争的退伍军人，我为胜出者的这个设计而蒙羞。并提请美国艺术委员会重新确定一个完全由退伍军人组成的评审团选出的设计方案。我们越战老兵是如此盲从，如此愚钝吗？！我们还会继续充满敌意吗？！我们能接受这个吗？能吗？！

　　一个没有越战军人参加的评审团、一个非常规的设计和设计者以及越战退伍军人提出的将所有阵亡者的名字包括在内的激进要求的事实都使这项设计不可避免地成为受众人争议的话题。而最终，那些负面的反应还是得回过头来面对究竟是掩盖还是承认一切不愉快的事实这个问题上来。越战军人们自己所提出的57000多名牺牲者的名单成了许多人都不情愿面对的现实。因为它是这个国家以生命为代价经历一场战争的标志。有人在试图说服退伍军人这不是一项合适的设计时质问林璎，是否我真的不知道比起一座纪念碑来，越战老兵们更愿意要的是一次游行，一些欢快和振奋的东西。林璎告诉他的是，一次游行远远不足以令他们克服那场长时间的战争所带来的巨大的政治创伤。

　　但是，在纪念碑建成之前，他们也许还不会明白这个设计所能带给他们的体验和荡气回肠的感觉；更重要的，它并不是为林璎自己设计的，而是为了他们设计的。他们没有看见这个按阵亡时间顺序排列的名单能让一位归来的老兵在墙上找到属于他自己的那段时间，并能立刻从心理上找到人性的共鸣与知觉。

　　林璎：有差不多几个月的时间我才突然明白过来，原来有不少的人都在反对。不仅因为这位越战纪念碑的创作者不是退伍军人，还因为她是一个亚裔。我曾问过一同工作的退伍军人有关那些批评信的情况，的确有人责问过他们，说怎么能让一个亚洲人设计纪念碑。

　　令我惊讶的是，他们又对曾经许诺过的名字的排列名单提出了质疑，而按人名排列的名单对我来说是这个设计的重要部分。我希望把所有叫史密斯的人都排列在一起。有人问：“你真的以为会有人愿意在500个叫一样名字的人中找自己的儿子吗？这太不现实了，而按时间顺序排列显得方便得多。”我知道人们得花一些时间查找他们要想找的那个名字。但我的理由是，如果你真的爱一个人就不在乎花这两三分钟时间，因为这个寻觅并获得的过程恰恰会成为你与逝去者之间珍贵的情感记忆。

　　有部分华盛顿地区的退伍军人对这个设计极为不满，并开始以负面的政治言论加以攻击。他们从当时的内政部长沃特的角度出发对这个设计进行恶意中伤。11月，他们开始传播一份文件，声称评审团的成员中有一个共产党人，并另有4 位曾是完全反战主义者。虽然有人曾努力回避媒体对这些背景的好奇，然而仍然没能逃过幕后阴谋的破坏。国会议员亨利。海德在读到这则报导后说，他还是第一次听说这个纪念碑。然后写了一封信给所有共和党议员，请他们联名写信给里根总统，并希望通过总统敦促内政部长沃特阻止这项设计的进行。

　　评审团主席 Jury Chairman：他们的意思是，允许保留原来的设计，但要把颜色改为白色，使它高出地面，并在纪念碑的最高点插上国旗。他们还说，他们可以自己在原作的基础上进行修改而不影响原作的创作意图。他们甚至做了一个类似的模型以证明其建议的可行。就在此时，曾经指挥过柬埔寨入侵的麦克尔。戴维森将军对林璎的设计表示了支持，他建议说：“我们可不可以保留原来的设计，同时在边上加一座塑像呢？”他的这个建议最终成为了事情发展的关键环节。

　　后来我们收到来自内政部长沃特的一封信，说他将亲自重新审查这个设计。到了月底的时候，我们收到了最后通牒，意思是，除非我们能和那些诋毁者达成妥协，否则他将取消修建纪念碑的计划。

　　沃特部长: 除非他们接受这三处改动才有可能在华盛顿建起越战纪念碑。

　　美国国家艺术委员会主席： J. 卡特 . 布朗：沃特部长的信将我们置于两难的境地，显然，他在竭力使这个计划流产。我也完全不确定是不是某些人为破坏因素造成了今天的局面。但我认为，我们应该现实一些，不能因为某些问题影响了大局，从而使我们失去一座杰出的纪念碑。

　　那些企图阻止修建纪念碑的人，他们卑劣的行径，在我看来是很邪恶的。他们用尽一切手段破坏着修建计划。大多数越战退伍军人的团体是谨慎稳重的，他们并不会与纪念碑的设计作对。真正和我们作对的是一小部分与战争有关的，具有丰富政治经验和社会关系的游说团体。

　　ABC主持人：林小姐，你是否觉得这里面有太多沮丧、辛酸和刻薄的成分？

　　林璎：我认为这在某种程度上是伴随着那些对越战的争论而来的。假如被选中的是另一个人的作品，同样会引起各种议论，正如斯克莱克先生所说的那样。而他选择修建纪念碑的决心恰恰延缓了那些沮丧和愤怒的到来，并已使它们成为了纪念碑的一部分。

　　ABC主持人：你认为那三个具有象征意义的塑像会改变你的设计初衷吗？

　　林璎：我想会的。

　　美国国家艺术委员会主席： J. 卡特 . 布朗：1982年秋，使整个事件更为有趣的是，为了给大量想得到一线消息的媒体和大众提供场地，我们不得不借用财政部的会议大厅进行最后决议。最为受到关注的当然是关于是否在原设计旁加设国旗和塑像的问题。假如是的话，又应该把他们放在什么位置。

　　字幕：美国国家艺术委员会会议室

　　同期声：我们今天将在这里再次传达美国国家艺术委员会的会议结果。我们已经完成了基本议程，除其中一项重要事宜外。那就是有关在原越战纪念碑设计旁作一些附加设计的建议。

　　国家艺术委员会委员A：主席先生，委员会委员，我作为公众代表在此发言。越战中最令人难忘的场景是什么？一个游击队员在一阵疯狂的扫射中打中一名全身赤裸的小女孩，女孩在惊恐和尖叫声中倒在泥泞的路上。我认为林璎是对的。她使人们远离了这些景象，她的设计完美地解决了战争所带来的所有悲痛和冲突。正是她朴实无华的设计体现出了那种奉献精神和无声的英雄主义。

　　国家艺术委员会委员B：不，我仍然不喜欢那堵墙。但是妥协意味着，在增加国旗和塑像的基础上我们可以勉强接受这个设计。这座塑像是对我们越战军人的一种肯定，我为它而感动。

　　国家艺术委员会委员C：主席，我是简. 布洛克，我是反战军人协会的联络人。并非所有退伍军人都赞同添加的部分。这座纪念碑是如此... 我为它所吸引，并深深地记住它，它是完美的。

　　林璎：主席先生，各位委员，这座纪念碑给了每个人以自由的空间去想象那些参加越战的人们所做出的牺牲和奉献。 它不是献给政治、战争抑或辩论的，而是献给所有曾经为我们的国家服务过的男人和女人们的。它将人们带入一个静默与沉思的空间，使他们成为纪念碑的一部分，成为美国历史的一部分。那些附加的设计对于原作来说无异于一种造成缺陷的入侵行为，丝毫不顾作品的空间美感。而5英尺高的塑像也已经超过了纪念碑本身的高度。这些塑像凌驾于那些名字之上，已经破坏了原作的涵义。我不是对这些塑像表示赞同或反对，我只是不同意这种野蛮地将两种风格的纪念碑放在一起的做法。

　　纪念碑的碑文以及我除了名字以外未做其它任何修饰。纪念碑的顶点是整个作品的最高潮部分，我不能同意在那个地方强加一段充满了政治口吻的碑文而破坏了我们一直未曾放弃的非政治的设计初衷。显然，我在这段时间里关于政治信仰的谈论是谨小慎微的；除了天真地面对政治问题以外，我只是尽量使事情变得只和艺术有关。我觉得碑文可以存在，但是不能超过与它相邻的“1959”和“1975”的年代数字的高度，如此一来，碑文就成了简单的序言和尾声。

　　纪念碑从许多方面看都像一本书。首先，右侧碑身每一部分的右边都被做出磨损的痕迹，左侧碑身的则在左边，同时还在顶点处做了一个类似书脊形态的设计。再者是它的比例；它的碑文可以说是我们所见过的最小的碑文，还不足半英尺高，这在建造纪念碑的历史上是从未听说过的。显然，这样的设计使得人们能在一个公众场合中感受到近距离阅读的亲和力，因为读一个公告牌和读一本书的感觉是截然不同的。

　　剩下的最后一个就是关于黑色抛光的花岗岩及其细节的处理问题了。我记得和当时的另一些建筑师有过争论。他们不理解我为什么选择能反光的，高度磨光的黑色花岗岩。其中一位认为我在制造错误，并且磨光的表面会使纪念碑显得过于“女性化”。

　　华盛顿邮报上那篇“一座献给亚洲战争的亚洲纪念碑”的文章之后一场辩论在华盛顿爆发了。一些人对这个设计“太亚洲化”的说法持有异意；另一些人则认为它的保守与简陋并非出于想创造一种更加东方的、空冥的效果，而是出于一种被他们解释为对人性发展毫无价值且毫不相干的极其低调的创作态度。

　　这些言论使许多人想到这项设计是来源于一连串机械而智能化的美学判断，从而挑起了艺术家与退伍军人之间的矛盾。此外，我本身来自一所名牌院校的事实以及我长至膝盖的头发也引来了更多对这项设计的不信任以及对一个自由散漫的嬉皮士艺术青年欲将自己的理解强加于人的怀疑。

　　也许是由于对战争主题的自然反应使我本能地想要在地面上切开那道口子——在那种最初的痛楚得以愈合的同时，它也在记忆深处留下了一道疤痕。但是这个后来被一些恶意批评者描述成“众所周知的耻辱和蒙羞的颜色”的比喻实在是很难避免刻意的攻击。对这个设计的“误读”演变成了一种负面的政治立场；在某种程度上似乎意味着越战军人的服役是由于对黑人种族文化的偏见引起的；又或者被另一些越战军人错误地理解成了类似壕沟或洞穴的设计。人们可以想象到一场充满争议的战争必然会带来一个充满争议的纪念碑。但那里面更多的是有关政治的而不是艺术的争议。对于那些对战争一直抱持肯定态度的人们来说，选择设计一座与政治无关的纪念碑的想法本身就与政治有关。谢谢。

　　国家艺术委员会主席： J. 卡特 . 布朗：非常感谢，我想我们非常理解创伤的愈合对于这个国家和这些人来说有多重要。我们都希望成为这个过程中的一份力量，帮助伤口早日愈合。当然也希望尽最大努力来慰籍和肯定那些曾经为越战奉献过的人们。

　　国家艺术委员会最终通过林璎的设计。越战纪念碑开始动工后，林璎赴华盛顿监工。德州富商罗斯裴洛是当初为越战纪念碑设计提供奖金的人，此时怒火中烧，为气愤的退伍军人购买机票，催促他们到华盛顿示威抗议，要求政府拨款另外建造一座由白人雕塑家哈特设计的纪念碑，那是一座包括三位军人与一面美国国旗的特大铜像。支持哈特作品的人越来越多，其中一位曾是影星伊丽莎白泰勒前夫的参议员华纳，他说服国会通过特殊法案，将铜像建在林璎设计的纪念碑的正前方。林璎知道后伤心而无奈地说，他们仿佛是硬要在我画的人像上，涂抹两撇胡子一样。此时，一位黑人四星陆军准将，乔治.普莱丝将军在一次小组听政会上向大家证实并捍卫了林璎的设计方案，才使工程得以继续向前推进。

　　林璎：在纪念碑破土动工之前我离开了华盛顿。我必须这样做。因为我相信当你越近距离地看着某件事物的成长时就越难察觉到它的变化。再一次来到那里，碑身已被竖立起来，而且整个地方和我脑海中的想象相似得惊人。我简直有点害怕。那是种奇怪的感觉，当一个之前还完全属于你自己的想法被付诸实现并且公开出来时，它就再不是你思想中的一部分，再不是你私有的了。

　　1982年2月，美国政府宣布，哈特设计的铜像，将即可动工兴建。

　　9个月之后，也就是1982年11月13日，越战纪念碑在华盛顿正式揭幕，开放给大众参观。商贾政要云集的揭幕典礼上，没有任何人在致词时，提及林璎的名字。揭幕典礼的节目单上，只有哈特的铜像，印在封面上，全然不见林璎的作品。

　　林璎：我想，直到纪念碑落成和回归游行的那一刻我才充分意识到，原来这些越战军人们两者都需要。事实上，他们是为自己举行了一次回归游行。1982年的11月，我含着泪观看了这些人在自己对国家的贡献和牺牲长达十年得不到承认之后，为自己举行的欢迎回家仪式。

　　越战纪念碑引发的风波，使得美国艺术界与建筑界知名人士，基于好奇，也为了求得公平起见，决定将那次参赛的所有作品，再度重审一次。结果全体评审一致表决，认为林璎的作品确实是最好的。

　　林璎：你得和成见、旧传统和人们的旧观念作斗争。这在某种程度上不断的促进着我。在你试图突破思想的樊篱时，必然会引起许多人的反对，而这也许就是代价。

　　越战老兵A：对我来说，一个英雄应该是无私、忘我的，具有高尚灵魂的人。他也许要经历许多战斗和考验但他却甘愿为之而战。林璎为自己的国家做了许多有益的事情，她公平诚实地赢得了这次设计竞赛，但却受着非常不公的待遇。一些反对者以她的出生背景为目标，做出许多丑陋和卑劣的事情。我为她必须忍受这些不公而感到抱歉。

　　林璎：对我而言，这座越战将士纪念碑并不是一个被人为安插到土壤里的建筑，它是在地表开辟的切口，然后经过磨砺，出落成了一个美丽的晶洞。对土地的热爱以及对人类无休止地污染地球的担忧使我渴望着回到地质时期去亲眼目睹人类出现之前地球形成的过程。”

　　我想最重要的一方面是我当时只把这座越战纪念碑的设计当成一个作业而不是一件参赛作品来完成。从这个意义上说，我是为自己做的，或者更确切地说，是根据我对它的理解而设计的。我从来没有去臆测过评审团喜欢什么样的纪念碑。而且直到整个设计完成后我才决定去参加比赛。

　　我研究了许多早期的纪念碑建筑，当我研究得越多就越发现它们中大多数对战争的颂扬要远远胜于对生命的惋惜。事实上，全国的纪念碑中很少有强调和关注个体的作品，除了那些纪念第一次世界大战阵亡者的纪念碑。无数牺牲者的名字成为了那个设计的重要组成部分。一方面是出于实际的目的——在当时还没有使用“狗牌”作为身份证明的情况下，设计者采用这种方法来纪念那些无法辨认的阵亡者；另一方面也是由于战争本身已经决定了许多牺牲者将无法被辨认。然而，这使我更加了解到设计者这番苦心安排的用意正是为了纪念无数逝去的生命。

　　那些纪念碑感人至深。它们准确地展现了我脑海中对纪念碑的感觉：诚实地面对战争的残酷，生命的丧失，尤其是要让人们记住那些曾经为了国家付出自己生命的名字。

　　我在心里作出决定，不对越南战争和围绕它所发生的社会混乱做任何研究。我感到政治的出现会使那些退伍军人，他们的付出和他们的生命黯然失色。我希望创造一座使每一个走近它的人都能忘记诸如“越战究竟是不是一个错误”这类问题的纪念碑。名字的力量此时占据了我，墙壁总是强烈地吸引着我去触摸那些陷进大理石里的名字。并且无论周围多么喧嚣和拥挤，总有一种详和与肃敬的气氛围绕着那些名字。名字是一种力量。

　　于是一种脱离政治的处理手段成为我对这项设计的基本目标。我不想用赞扬争斗或遗忘牺牲来突出战争这个主题，只希望人们能够清楚地记得我们为战争所付出的生命的代价。

　　什么东西最能勾起你对一个人的回忆呢？一件特殊物品或一张照片的力量都是有限的。一座现实主义的雕塑只是对一个时代的诠释。我希望创造一座能够触动到每一个人的情感深处的纪念碑。可即使到了这时，我仍然没有什么感觉，更没有一个具体的艺术形态。

　　名字的使用使人联想起关于某个人的一切。一个名字里所蕴藏的力量始终是令我感到奇妙的设计精髓；它所带回给你的关于某个人的一切细小回忆要比一张静态的照片来得现实、具体和全面得多。它能迅速抓住某个事件或一个大自的形象，而那些事件或形象是所有看似不相关的人们在某个特殊时期里的共同体验。

　　我记得一位退伍军人在纪念碑建成前问我，人们对它的反应会如何。我那时知道这些人们正在努力反对一个他们并不十分理解的设计，而我实在太害怕告诉他我的真实想法——那就是，一位归来的越战军人将会为之哭泣。

　　能够在这里和人谈论越战纪念碑的修建过程，对我来说是经过了几年时间才能够做到的。一方面是因为我本身需要时间远离那些，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对当时的过程已经记忆不清了。

　　那个时候我只想继续我的学业，完成建筑系的课程，然后再考虑关于下一个设计的事。

　　当越战纪念碑揭幕时，林璎在耶鲁大学毕业并获准在哈佛大学建筑系研究所深造。可是，一切争论平息后，已使她身心疲惫，而无心念书，逐决定暂时休学。林璎到了波士顿一家建筑公司工作，后来她放弃工作和在哈佛大学的学业，回到耶鲁大学继续念研究所。这个时候她拜名师开始学习雕塑。1986年林璎获得耶鲁大学缩士学位。

　　字幕：宾西法尼亚州，汉丁顿，朱尼塔学院

　　同期声：1987年林璎女士获得耶鲁大学美学博士学位，贝利特多和林璎是耶鲁大学有史以来获得此学位的两位最年轻的学生。今天，林博士将就艺术与社会的密切关系为题为我们作演讲。欢迎林博士。

　　林璎：谢谢校长，朱尼塔学院的各位老师和同学。我的作品来源于一种使人们能够认识他们所生存的环境的单纯愿望。这种环境既包括他们物质上的，也包括他们心理上的生存环境。正是这种愿望一度使我参与到了一些与政治有关的，集中体现我们这个时代中一些发人深省的事实的创作当中。作为一个艺术家，我努力维护作品的完整性，不使他们原本的感染力受到丝毫减损。艺术应该是一种活跃的载体，永远向世人展示着新颖的，不为人熟知的主题。正是由于那些跨越时代的，充满了个性与奇思的想象的付诸实现使今天的我们清楚地认识着自己。它们不仅是同时代人之间的一种对话，更将成为不同时代人们之间的一种对话。也许我们每个人只能被定义为现实的存在，但我们完全可以使这种空间上的存在得到时间上的衍生。我们每个人都是整体意识的一部分，通过我们的作品、形象、思想，写作等等而彼此关联。我们将在这些沟通中告诉未来的一代，我们是谁，曾经做过什么，可能的话，还包括我们将对他们产生什么样的正面影响。

　　校长 ：本地越战退伍军人代表想借此机会表达他们对林博士的谢意。

　　越战老兵：早上好，我们是本地23位在越战中牺牲的军人的代表，我是罗伯。史密斯，我左边是麦克劳、雷恩和塞斯。玛亚，代表所有的越战退伍军人，我想感谢你为设计越战纪念碑所付出的一切努力。没有任何其它的设计更能安慰我们死去的战友了。数字只能是数字。而那些密布在纪念碑上的名字将不断地提醒我们自由的可贵。我们对亲密战友的记忆将透过你美丽的设计而得以长存。我们感谢你，并愿上帝时时保佑你。非常感谢。

　　1988年的春天，林璎从耶鲁大学建筑系博士毕业，并开始在纽约的一家建筑公司实习。这个时候林璎接到来自阿拉巴马州蒙哥马利南部贫困法律中心的埃迪.阿什沃斯打来的电话。他希望林璎能够为民权运动中的牺牲者设计一座纪念碑。

　　林璎：起初我很犹豫，因为越战纪念碑所引起的轰动还历历在目，而且我也不愿意被禁锢在纪念碑的领域里。我已经婉言拒绝了许多这类的设计请求，然而当阿什沃斯先生告诉我美国历史上还从未有过民权运动纪念碑时，我开始对它产生了兴趣，并且很愿意与中心的人员进行接触，从而更多地了解他们对这座纪念碑的想法。

　　我对民权运动的历史知之甚少。只知道马丁。路德金的“我有一个梦想”的演讲。当我看到“只有当公平与正义如水流般直下时，才能真正使我们感到满足。”这一句时，我知道水的使用将成为这个设计的核心，她会将所有元素完美地结合起来，其中包括对种种历史事件的陈列和对那句原文的引用。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我发现在我童年时期的记忆里，媒体对于越战的关心程度远远高于对这场发生在国内的维护种族平等的战斗。我觉得，那段时期的特殊性是我接受这项设计的主要原因之一，因为那是一段我不曾知道却又应该知道的历史。

　　我在去蒙哥马利之前，仔细研究与阅读了许多中心寄来的史料。我还花了几个月的时间研究电影、文学和有关那段时期的新闻剪报，以获得当时运动背景的感性认识。在惊诧于所获知的事实的同时，我更加不理解，这些发生在我成长时期的史实竟然从未在学校的课堂上出现过。许多当时运动中的重要人物如今都已经被淡忘了，人们所知道的只有马丁.路德金，罗莎.帕克斯等一些人。不仅如此，这一运动中发生的事件则在以更快的速度被人们所遗忘，而对于那些牺牲者则更少有公平可言。

　　法律中心的大楼已建成多年，同时并没有太多空间留给一个生态建筑。他们原本想在入口处摆放一座石碑，石碑上刻有民权运动中几位比较突出的牺牲者的名字，从而保留下大楼的入口。而我的第一反应是几个名字远不能说明问题，同时，使修建地点保持原状也是不可行的。要在这里建一座纪念碑就必须重新翻修大楼的入口。我及时地向中心提出了自己的想法。

　　与在华盛顿的经历截然不同的是他们对我的设计表现出了全然开放与合作的态度，允许我按自己的构思完成这座纪念碑。我知道自己首先得静下来，在我的形象概念生成之前，找到一个能够说服自己的，可以用文字表达的，关于这个设计的定义。最重要的是要找出这个设计的本质，然后才是察看建筑地点。因为我对设计的构图总是从看到场地的第一眼就开始了。

　　在经过了三个月的研究和阅读后，我意识到，任何运动的诞生必定有其独特的精神本质。假如能找到这种本质，就会解决许多问题。

　　对于这个作品中水的控制是十分细致的工作；人们几乎感觉不出水在经过圆桌表面时的流动。当你在轻触水面的过程中与纪念碑进行着交流时，或是当水流遇到阻绝时，看似静止的水流会奇妙地显现出回流状，直至其流向纪念碑的基座。我努力发掘着水所蕴藏的全部力量 —— 它在轻缓的流淌中释放着从黑色花岗岩上汲取的能量。

　　是什么造成这些水的散落呢？看这边，从两条槽流下来的水汇聚到一点上，所以会有多余的水。而这边的水是沿直线下来的，所以少一些。你看这些小的截面...（你觉得要怎么处理呢？）我们用一些材料将他们填平，但是得确保这些材料不会泛黄。

　　我喜欢想象把它翻过来以后的样子。因为它独特的由大渐小的锥形设计会使迎面而来的参观者感觉它似乎是悬空的。你只看见一个表面光滑平坦的大圆盘，上面流动着文字。

　　水的使用在这个设计里是关键。水可以用来增加冷静的感受，我们想让静静的水流看起来像在推动圆盘旋转。你可以一边阅读着这些历史，一边触摸并随意改变水流的方向。从心理上说，我由衷地希望人们认识到自己是使这件作品复活的一部分。

　　字幕：民权运动纪念碑BARRE VERMONT

　　六千人多人参加了1989年11月的纪念碑捐献仪式。许多民权运动的参加者及在运动中牺牲者的家人都前来参加了仪试，其中包括1955年因拒绝给一位公共汽车上的白人男性让座而被捕，并从此引燃了民权运动导火线的黑人女性罗莎.帕克斯。

　　字幕：朱尼塔露天和平祈祷台JUNIATA PEACE CHAPEL

　　在完成了民权运动纪念碑后，林璎做了这个小型的雕塑。一个位于宾西法尼亚州以西400英亩的鸟类栖息地上的露天祈祷台。林璎把这个设计分为了私人和公共两处供人冥想祈祷的部分。置身私人祈祷台上能够看到下面露天祈祷台的全景。

　　林璎：你们现在所在的这个由石头围成的环形雕塑是由两个部分组成的。在那个隐蔽的山脊上有另一部分。这个圆的直径是40英尺，而那个的直径是4英尺，由坚硬的花岗岩制成，平坦而光滑，紧贴于地面。这是一个生长着大量藓类的山脊，用不了多久，石头就会被覆盖上苔藓。等草长出来以后，就看不出来那是石头了，如果不是仔细看或是坐在上面的话。

　　这就是这个设计。非常简单。这些石头都不是被齐整切割下来的，我们选择了一些天然的石块，并且不希望他们看起来像经过了修饰。草地被包围在一个高低不平的石头围成的圈中。 当你进入那个圆圈时会感到它像一个盘子，往里凹陷着。圈内的草地则很好地衔接着它和周围的地貌，使天然的地形不受影响，如同一个被人为小心安插的分界带。

　　字幕：阿拉巴马，蒙哥马利 MONTGOMERY, ALABAMA

　　同期声：女士，先生们，我的名字是朱丽安。邦德，我很荣幸地向各位介绍我们亚拉巴马州的巨大财富，乔治。小华莱士。

　　乔治. 小华莱士： 那些在民权运动中被害人们的家属们，此刻我的心与你们同在。在我深知你们今晚难以言喻的怀念之情的同时，请记住有无数阿拉巴马人民和美国人民正与你们心心相印。我本人的家庭遭受过许多痛苦，而从那些痛苦中走出来的我的父亲却成为了一个更富有激情，更善解人意的坚定的宗教信仰者。我欢迎你们利用这个周末来到阿拉巴马参加这次具有特殊意义的活动。希望你们能感受到来自这座纪念碑的力量，来自一座朴实的建筑的无法抗拒的力量，它将为你们所爱的人而长存。

　　林璎：这是属于他们的时刻，属于他们的地方，我已经完成了我所能做的，剩下的就得由他们来做了。

　　字幕：19**年民权纪念碑启用

　　同期：欢迎EMMETT TILL埃米特。迪尔的母亲罗莎。帕克斯女士

　　罗莎。帕克斯：当无数个被黑暗笼罩的午夜充满了我的生活，当我的眼睛成了涌泪的喷泉时，我意识到我儿子的死不只是我个人在痛苦中哭泣的经历，而是一种全世界人们的觉醒。

　　安德路。古德曼的母亲ANDREW GOODMAN：当安德鲁的尸体被找到时，她的父亲，现在已经去世了，说：“我将视这种个人的悲痛为对我们国家的悲痛。”这个悲剧不是个人的，它是整个国家意识的一部分。现在，一座非凡的纪念碑将一切记录了下来，它将始终提醒着一代又一代人们勇气与责任的意义。

　　现场主持人：为此我们今天聚集在这个联盟诞生的地方，为逝去的人们献上这座纪念碑，同时也为更多伤痛的心带来宽慰。这里曾孕育了反对者的暴行，今天它被从纪念碑流淌出的涓涓细流抚慰着。一座如它所彰显的伟大运动一样， 质朴而神奇，充满震撼与力量的纪念碑。

　　林璎：令我着迷的是那些数不清的，愈合着人们伤口的，没有缺陷的圆环。吸引我完成这项设计的原因之一正是这个环形结构的神奇力量。当许许多多家庭来到这里环绕着它的时候，圆周就被合拢了。当它周围聚集的人越来越多，圆环就变得更紧密，直到这些人和他们的手填满了整个环而让人觉得他们似乎在与指间的这些“历史”进行着超越时空的对话。这是真正令我感到很特别的地方。

　　我感到，从越战纪念碑到民权运动纪念碑，自己仿佛穿越了整整十年的美国历史。它们真的是从内在改变着我对自己的认识。

　　字幕：耶鲁女性纪念雕塑

　　这是一个难以抗拒的机会，因为我终于可以实现一个长久以来的梦想了：

　　我必须问自己，一座置身耶鲁的献给女性的雕塑意味着什么？起初他们希望我做一个纪念耶鲁录取本科女生二十周年的雕塑。但我认为女性在教师队伍和学院中的出现远远早于那个时期。我发现从建校初期耶鲁就开始有了女性的踪影。事实上，在她们被允许公开录取之前，就有女生在耶鲁的课堂里听讲了。那时她们被叫做“静听生”。

　　我很想让人们看到和听到这些。

　　我的第一幅草图是一个圆桌和一串螺旋形的文字。但是在阅读了几个月有关耶鲁的资料后，一天早上我突然惊醒，然后迅速画下一个椭圆形桌面和长方形的基座。

　　字幕：耶鲁大学校园女性纪念雕塑启用仪式

　　耶鲁大学的那个设计从原则上讲是比较难的。最开始，我对用一座纪念碑来纪念耶鲁女性的这个设想没有任何主意。我知道走在耶鲁的校园里，到处都充满着男性气息，从长椅到其它一切建筑都是男性化的。你不由自主地开始怀疑，自己是不是闯入了一个男人的世界。

　　我想，作为一座由女性设计的用来纪念女性的纪念碑首先应该能使自己信服。

　　我思考着它的形态，并且决定采用圆桌形喷泉的方案。我的确希望能在耶鲁建一个喷泉，起码还没有一个地方能给学生提供聚集的场所。耶鲁其实是一个较城市化的校园，这座纪念碑的修建将开辟一个步行区。

　　我特别想要使用一个螺旋形。我想到越战纪念碑和民权纪念碑都是循着一种时间周期来设计的，也就是说，他们既有开始的时间又有结束的时间。而对耶鲁来说，他只有开始的时间，而没有终止的时间，所以我马上想到了螺旋形，一个只有起点没有终点的螺旋形。

　　1969年时，女性申请就读耶鲁大学的人数是受到严格限制的。理由是他们认为女性无法取代男性的地位。这种制度花了七年时间才被取缔，然后越来越多女性来到这里就读。所以数字显然成了这里关键的因素。

　　我决定要做的螺旋形不是以1969年耶鲁毕业第一位女生为起始，而是包括在耶鲁还没有女生以前的所有毕业生，所以它必然是从零开始的。我有意将时间拉回到1701到1702年耶鲁刚成立的时候。这样，从水流出的地方开始就出现数字“零”，在第二个数字出现之前有170 个数字“零”，然后是一位数，再是两位数，三位数，四位数等等。你能看到这串数字在逐渐变宽，如此便直观地体现出女生就读耶鲁大学的比例在逐年增加。

　　耶鲁大学女生代表：当我看着这个喷泉，看着这些代表了所有曾经生活在耶鲁的女性的数字，想到她们为我们今天的一切所建立的基础时，我同时想到了耶鲁未来的女性，她们将行走在前人的足迹上，同时创造着耶鲁新的历史。

　　林璎：我觉得我的一生是因为热爱自然而存在的。能够做些事情改善人们与生存环境间的关系将是我的一个长远目标。我现在是要塞委员会的顾问之一，并正在协调一个将原旧金山金门军事基地移交给国家公园管理处的项目。

　　耶鲁大学校长：吸引我成为这个委员会顾问的原因之一是我的确把这个要塞看作一个带领环境工程进入21世纪的重要过渡。这里会成为一处国际化的环境治理的典范。

　　我想我对这个看法的提出是出于一种对军事力量、机器、军队，武器等的防护意识，对我们的生存环境的保护意识。而“防护”这个概念在21世纪应该是有所不同的。世界的距离越来越近，人们会相处得越来越融洽，是时候该更多地考虑一下如何保护我们生存的这个星球了。

　　林璎：这座女性纪念碑也是我所知的唯一一座带有注脚的雕塑。注脚上写着1969年耶鲁录取第一位女性进入本科学院。

　　字幕：纽约NEW YORK

　　对于大多数人来说，纽约是一个很理想的工作地点，一座不夜城。自称为艺术家和笨蛋的人都在这里。这里有最好的也有最坏的东西，这里汇聚了各种思想，同时还有一种特殊的气氛不断促进着人们在快节奏中的工作热情。

　　我选择建筑专业的原因是因为我对艺术的热爱同时伴随着一种对数学和科学的巨大兴趣。而建筑正是这两种兴趣最有力的结合。这是许多女性难以涉足的领域中的一个，是一项艰苦的工作。女性在这一领域才刚开始崭露头角，但愿在21世纪能看到更多女性加入这个行业。应该说一个女性立足于社会的过程是十分不同于男性的。至于人们对性别差异的看法是否会得到改变，我自己虽然没有亲身经历，但我确信目前还是存在区别的。我们只能拭目以待。

　　我对一个设计的形态构思是一种快速直觉的过程。这种直觉往往会成为我设计中最有力的部分，至少对我来说是这样的。这里的区别在于，有的人是先设计出雏形，然后一遍一遍修改，直到满意为止。而我则是从开始就认准一个想法，并一直做下去。因为我相信最原初的灵感一定是最贴切的，修改它只会使它逐渐丢失原始的魅力。因此我始终忠于最初得到的灵感。

　　在艺术与建筑之间

　　我的作品总是介于艺术与建筑之间。我从不有意区分两者。然而，我所创造的每一个艺术或是建筑作品却又是不尽相同的。而且我发现每一件作品的创作过程都有着看似雷同的不同。

　　对艺术来说，瞬间闪现的意念或灵思是整个作品的灵魂。我会尽量不使细节干涉主题或凌驾于主题之上。

　　而对于建筑来说，你必须在实用功能和艺术追求之间小心地找到一个平衡点。虽然我的建筑中总是有一个主题——就像小说里的情节——贯穿着整个设计，但同时我也要密切注意每一个构成部分的美学表达。你必须解决从设计规划，机械装置的选择到所有硬件和组件的挑选等问题。还要使它们各得其所且相得益彰。正如每一篇小说虽然都有一个鲜明的主题，但每一章节，每行句子甚至每个文字也都必须为主线服务。

　　可有时你会很容易在建筑过程中忽视了这个潜在的主题；因为你把许多精力都投入到了细节的决策上。或者因为你太注重或太轻视主题的表达，就会使它过分突兀于一个建筑的实用功能；从而使居住者感到异常而单调。一座建筑的修建过程是耗费人工并强调细节的。对整个建筑过程应该有全面细致的设想，通过一个预先计划好的安排会把随意性和自发性减小到最低程度。可是想象一下为一幅画作设计一个蓝图，然后按预先设计好的方案完成它。这和依葫芦画瓢有什么区别呢？而建筑则需要紧密依照设计好的图纸和方案来搭建；任何改造和变更只能出现在设计的早期阶段——图纸和模型上。尽管在建筑过程中会留有更改余地，但我认为这已经不是修修改改的合适时机了。

　　我发现在保持两种媒介的平衡的过程中，最难的就是，假如我把建造一个建筑的过程应用到艺术创作中，将会扼杀了一件艺术品。

　　所以我决不会去“设计”一件艺术品。

　　在我的艺术作品中，许多细节是被做出来的。更有意思的是，它们的建造过程有时会类似于建筑。尽管如此，那些作品还是能够保持其灵感的表达。比如“Wave Field”来自一种对波浪的简单的影像概念，“Groundswell”只是把许多玻璃碎末撒到了地上，越战纪念碑的灵感则是由一种将地面切开的本能冲动导致的。

　　一件艺术品的主题可以由我决定，它可以独立于外在的需求及功能而存在。一座建筑的需求和条件则是多重的。对我，艺术是特殊的自画像——它们从某种程度上反映了我是谁，因此要比建筑来得个人化。事实上，一座建筑倒更像是它未来的使用者的自画像。

　　然而有时在追求艺术与建筑的道路上，我觉得自己哪边都不属于。长久以来，艺术界总是把我看作建筑家而建筑界又把我当作艺术家。一位教授曾经告诉我，你应该在两者之间做一个选择。而我担心的是这会导致我精神分裂，从而使我的作品也变得脱节而混乱。

　　过去的十年里，正是在形成这样一个艺术与建筑的综合体的过程中，我创作了一些介于这两种媒质之间的作品。

　　字幕：越战将士纪念日 1992年

　　VETERAN’S DAY 1992

　　（同期）主持人：作为一座纪念碑，有关它的无数文章和评论是近十年来任何其它纪念碑所不及的。它成为了纪念碑设计的国际化标准。十年来我一直希望有一天它的设计者能够同我们一起参加纪念仪式。今天我的梦想终于实现了。她当时只有21岁，一位耶鲁大学建筑系的学生，参加了国内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一次纪念碑设计竞赛。她创造了一个时空，一个生者与死者相聚的的时空。能够邀请到她是我们的荣幸。女士们先生们，越战将士纪念碑的设计者，林璎。

　　林璎：谢谢。我真的没有做什么准备，对演讲之类的事情也不太在行。多数时候我都是让我的作品去说话，然而我的确很想回到这里来参加十周年纪念活动。能够帮助这么多的人对我来说有非同寻常的含义。也许我是它的作者，但我希望你们知道，它是为你们而存在的，是为每一个带着情感而来的人存在的。是你们赋予了它生命，我想感谢你们所有人为这个国家所做的一切，谢谢你们。（林与满怀感激的参观者的接触，流泪，拥抱）

　　老师：她总是想要创造，就像一片锋利的刀刃，义无反顾的朝着自己的目标前进着。这也是为什么她总是能够创造出那么令人感动而好奇却又貌不惊人的完美作品的原因。她的每一件作品都充满了那种浑然天成的感觉，你明白我的意思吗？她总是一个人决定，一个人完成，没有任何事能够阻挡的了她。想象一下在调查过程中抵制住所有反对声浪所需要的勇气，而她当时只有21岁，却能承受住这一切，这种非凡的品格...她的世界就是一个充满勇气的世界。

　　今年43岁的林璎1959年10月5日出身在美国俄亥俄州雅典城，是家里两个孩子

　　中的老二，上有一位哥哥。她来自一个充满创造力的家庭。哥哥是一位才气纵横的诗人。

　　其母是文学教授，外祖父是一位医生。父亲是声名卓著的制陶艺术家，也是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艺术院院长。父母1940年移民到了美国。

　　林璎的父亲认为，她遗传了姑姑林徽音的蓬勃野心和独立自主的个性，其建筑方面的才华，亦来自这位姑姑。他曾说：“林家的女人，每一位都个性倔犟、果敢独断，才华洋溢而心想事成。

　　（书侧面用：俄亥俄州立大学校园，父母，全家的照片，小学照片）

　　林璎：关于我在俄亥俄州的成长过程，其实是比较特殊的。虽然作为那里唯一的非白人居民，我们的生活并没受到什么影响, 但我的父母还是喜欢过一种远离尘嚣的生活。因此，我们几乎是在一种四口之家的单纯环境中成长起来的。他们都是大学教师，我母亲是一位英文教授，所以我从小就接触到相当学术化的环境。我父母亲都来自中国，40年代中后期移民至美国。我父亲读的是制陶专业，后来成了俄州大学艺术系的主任，我很小的时候就常去他学校玩。我觉得我从父母那里学到很多，他们批判的眼光对我们的成长产生了许多影响。后来到年龄上学了，我非常喜欢学校的生活，也很爱学习。真是那种每天回家就做作业，然后看电视的小孩。

　　林璎觉得自己虽然生长在一个几乎遗忘了中国传统的环境里，但她却越来越强烈的感觉到自己作品中混合着的东西方文化中含蓄内敛的遗迹。她视自己的作品为两种文化共同的声音，它们深深地依存于她的华裔本质。

　　林璎：父母从不直接告诉我们应该做什么而总是让我们自己选择。为了使自己没有强加的嫌疑而是通过呈现事实使我得出自己的结论，他们说的东西我虽然有时侯不理解，但却传达着一种静默的教导的微妙空间，并且确认亚洲文化带给我的影响。这种影响力造就了一些具有实验主义色彩和教育意义的作品；它们是通往一种自我意识的途径，这种途径被母亲描述为道教中的“道”。而“道”正是一种反闻闻自性和自我觉醒的过程。这些就是我在成长过程中得到的反思。

　　这种东方的审美意识同样也通过我的许多设计在形式被表达出来。然而，对我影响最大的，我想，莫过于家庭所带给我的一个安定和清怡的环境。似乎总有一种无法言喻的力量推动着你去做一些事……从来都没有这种概念，觉得人应该为了金钱才去努力奋斗。我们虽然从小就被鼓励要取得好的成绩，但并非出于任何利益的目的。相反，这种想法会被认为是很错误的。你之所以做某件事是因为它对你来说很重要，既使它无法使你变得富有。因此我们从小就受到这样一种注重创造力的思想的感染。榜样的力量是巨大的。作为子女，你会在不经意间继承着父母的言传身教，假如你非常尊敬和爱戴你的父母，你会把他们当作一种榜样。

　　我的童年是在一片林子的环抱中渡过的。那是我真正怀念的一种隐谧与美景。我们家的后院是一大片山林，或者说是由几片林子组成的一大片山林。那些地面在每个山脊之间起起伏伏，是孩子们的天堂，其中有一个山脊，我们叫它“巫师的后山”。

　　从学生时代起，我对东方建筑的兴致就远胜于对欧洲建筑，比如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作品、法国的对称式花园或那些经典的建筑语言的好奇。我曾经非常惊讶于自己与中国建筑之间的微妙联系。直到在一次与家人回中国福建的经历中看到了父亲度过童年的老房子，我发现简单的庭院，精雕细琢的木头，可随意撷取的湖畔小景环绕着整个院子。显然，在这座房子和祖父收藏的中国字画中间成长起来的父亲也深受着他们的影响。父亲的那些作品已经说明了一切。

　　从小到大，我总是被父亲制作的各种艺术品和家具摆设包围着，从我吃饭用的瓷质盘碗到桌椅屏风。而且正如他从小受到熏陶的情况一样，我也深受着他的影响。我非常感谢我的父母，我觉得自己非常幸运。我的哥哥现在是一位诗人，而我则介于建筑和艺术之间。

　　我父母从事的都是艺术；父亲是陶艺家，母亲是诗人，两人都选择了艺术教育事业。也许这就是为什么我每开始一个新项目时总喜欢从研究和学习入手的原因。

　　无论是对美国的航空工程、飞行历史、民权运动还是慈善事业的研究，每一个作品都成了我探知一个新领域的途径。也许我不会成为专家，但每当我潜心于某个项目时，便会完全沉浸在那个地方的历史或它的文化氛围之中。

　　虽然我越来越意识到两种文化在自己作品中的融会，却也时常能感到一种游离于任何一边的情愫。这种孤立与幽远同样在影响着我的创作。有的时候我觉得那些作品，特别是一些比较情绪化的作品是另一个人创造的。那个人总是在远远地注视着我。

　　我一直都知道对于父母来说我们生活的地方并不是家，而他们真正的家——中国，却已经成为了过去。他们很少谈及过去，而且总是与现实生活保持着一定的疏离。

　　几年前我问妈妈，为什么她从不提及她的过去，她说，这是因为我从来没有问过她。

　　我不认为这是她的错，的确我也从未想起过问她。因为那些已经不再是他们生活的一部分了——离开中国来到美国使他们从此被隔离，不仅仅从物理距离上，也是从文化和情感上——他们曾经是那个政治动荡下的中国的一部分，而那个时代已不可逆转了。

　　这使童年的我形成了一种意识，那就是时间是属于现在的，是俄亥俄州，是我眼前的这个四口之家——父亲，母亲还有哥哥。我从没见过我的祖父母、叔伯或是姑姨。我也从不问别人的家庭、父母、他们的过去和历史。

　　我想，父亲最早一次跟我提及家族中的历史是在我21岁生日的时候。我们当时在华盛顿，他当时提到他的姐姐林徽因，我的姑姑，一个建筑家。

　　我被她的那些故事所深深吸引。她和她的丈夫梁思成一起参与设计了天安门广场并整理了许多中国古代建筑的文献史料。当她来到美国宾西法尼亚大学就读建筑系时，学校因为她是女生而拒绝接收，于是她只能先在教职组中呆了一年。

　　父亲尊敬他的这位姐姐。我想正是出于这种钦慕才使他一直希望有一个女儿。

　　因为我的母亲，我的姑姑——当然还有一直起到很好的衔接作用的父亲，我从没觉得自己和哥哥之间有什么性别上的差异。

　　回首我的童年，那是一段非常与世隔绝的时光。多数时间我都喜欢呆在家里专注于学习，干自己的事情，或者索性一动不动地坐在院子里训练我的小兔子、小松鼠、花栗鼠和浣熊。小动物们在房子里玩耍的时候，我则专心于制作各种流苏花边、蜡模铸银等等。 每天放学以后去父亲的陶艺工作室或他所在大学的艺术学院成了我生活中最熟悉的部分。这也使我在某种程度上与俄亥俄直至整个世界所发生着的一切形成了隔离。越南战争，民权运动对我来说似乎是发生在另一个星球上的事。

　　也许是出于厌倦，也许我更愿意把这当作是一种自我回归的方式。如今我觉得一方面是因为我不容易和伙伴们一起相处，另一方面，也是因为我从来没想过。

　　对自己的华裔血统我一直抱着天真的态度。

　　在我赢得越战纪念碑的设计竞赛之前，我从来都认为人的种族不是个问题。记得在第一次新闻发布会上，一位记者问：“你不觉得这很可笑吗？越战发生在亚洲而你正好是个亚裔？”我当时觉得这完全是个种族主义的问题而且和我的设计毫不相关。在后六个月中，那些越战退伍军人竭力控制着局面，直到华盛顿邮报上出现了一篇题为“一座献给亚洲战争的亚洲纪念碑”的文章时，我才开始意识到我们要有麻烦了。无论那位记者对纪念碑的“禅”或“道”的背景说得多么言之有理，它也始终不是一件亚洲化的作品。据我看来，那位记者更感兴趣的是佛教而不是我的设计。终于，我还是忍不住想从一起工作的那些退伍军人那里知道他们真实的想法，然而他们显得有些不知所措……那个时候，我终于知道事情的真相是人们不能接受一个“亚洲人”设计了这座纪念碑的事实。

　　我觉得自己第一次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冷落。

　　有时一个陌生人，比如一个出租车司机会问我是从哪里来的。而我常常会本能地在心里想：“看，又来了。”或者说：“从俄亥俄州来。”然后那个人会说：“不不不，我是问你究竟从哪里来？”……我的确不喜欢总被看作是“外来的”——不是属于这里的，不是美国的，那又能是哪里的呢？于是很自然的，我会为了这个问题和对方争执起来，坚持自己是来自俄亥俄州的。就这点来说，这些争执只会使我越来越坦然地面对自己的血统。现在，出于避免冲突的经验，我会说：“我从俄亥俄州来，不过我母亲来自上海，我父亲来自北京”。

　　这样，提问者就感到比较满足了。

　　可是这个无心的问题却透露了一种真实的态度。它使我真切地认识到对一些人来说，我的确不应该“来自这里”，不应该是“美国人”。

　　也许正是这样一种被视为他族的经历不断的影响着我世界观的形成，成为一种远远的观察，一个旁观者。

　　直到父亲去世以后我才开始意识到他对我事业的影响之巨大。他对美的敏感充满了我们生活的每个角落：从我们使用的家具到喝水吃饭用的陶罐；从我们修建房子的地点——离群索居的树林深处，虽然身在城市，却又与之隔离，总是离不开自然的环抱——直至他使用的那些和土地一样颜色的粗陶彩釉。

　　然而最普通的事实往往最容易被忽视。当我凝视着逝去的父亲时，我发现一件事，是他那双手。他有一双精巧而美丽的手，而他给了我一双同样的手。这双手带给他用黏土工作的技巧，他可以用它们拉出一个个像他的手臂一样修长的陶罐。或许我永远也无法知道为什么他作为一个制陶人会带给我事业如此深刻的影响，因为我从未成功地做出过一个象样的陶罐；不管我如何努力，都无法控制好那个粘土做的球。

　　每天放学，弟弟和我都会去父亲的工作室。不知有多少个小时我们就这样静静地看着父亲揉捏着那些黏土，捶砸它，拉拽它，然后用钢丝切割它们；黏土在他手里好像液体和塑料一样顺从。他总是随意地拉出一个形状，然后轻轻一碰就恰到好处地结束或开始了一个造形。

　　没有想到我在耶鲁大学的教授会觉得用橡皮泥做一个建筑并把它漆成闪亮的黑色是一种古怪的行为。又或者越战纪念碑的最初形态正是来自饭桌上的土豆泥……谁知道呢。我的许多作品都是从橡皮泥开始的，而橡皮泥正是一种用油来保持柔软的黏土。它就像土壤一样；一股塑造土地的激情似乎永远挥之不去，它就在我的心里，是我全部作品的生命。

　　【脸谱】

　　林璎，祖籍福建省闽侯县，1959年10月5日出生于美国俄亥俄州雅典城。她的家族堪称书香门第，林璎的曾祖父林孝恂，是光绪己丑科（1889年）进士，历任浙江海宁、石门、仁和各州县。他资助青年赴日留学的学生，参加孙中山领导的革命运动。林璎的祖父林长民曾赴日留学，毕业于早稻田大学，善诗文、工书法，回国后与同学刘崇佑创办福州私立法政学堂，并任校长。林璎的父亲林桓精于陶瓷，曾任美国俄亥俄美术学院任院长。母亲是一位诗人，曾任俄亥俄大学亚洲和英语文学教授。中国著名的建筑大师梁思成和林徽因是林璎的姑父和姑母。脍炙人口的《与妻书》作者林觉民，亦是该家族中人。

　　林璎小时候就展现出数学和艺术方面的天赋。她中学时期就是班上的尖子生。毕业后，即被耶鲁大学录取，成为该校建筑学院学生，1981年获学士学位，1986年获硕士学位。1987年，林璎被耶鲁大学授予美术荣誉博士学位。

　　在耶鲁大学上学时，教授们告诉林璎，你要么到建筑学院学建筑，要么到艺术学院学雕塑，但不能两者都学。林璎后来承认，她是建筑学院正式学生，但经常偷跑到艺术学院听雕塑课。由于同时受两个领域的训练，这无疑为林璎后来的成功打下了基础。她说：“雕塑是诗，而建筑是散文。”

　　在耶鲁大学建筑学院读书的时候，林璎就喜欢到附近的“林阴墓园”去走走，观看那里形形色色的墓碑和雕刻。她说：“那儿有一个渡船船长的墓，墓碑上刻着一条渡船，线条简单又优美，我就喜欢简单而不复杂的东西。”大学三年级的时候，林璎曾到欧洲考察，走访了许多墓园，她觉得墓园设计也是一项专门的学问，所以在四年级的时候将坟墓建筑列为自己的选修课。

　　今天，由林璎设计的作品遍布美国各地，有在耶鲁大学的“妇女桌”、在田纳西州克林顿区的儿童保护基金会礼堂、纽约的非洲艺术博物馆、纽约大学的亚太美国人中心和为洛克菲勒基金设计的艺术品等。其中最出名的要数她的成名作“越南战争纪念碑”的设计。那时她才21岁，上大学三年级。一天，林璎在系里的告示牌上看到了征集越南战争纪念碑的通告，立刻跃跃欲试，不久就和同学一起开车到华盛顿做实地考察。她研究了各个领域艺术和文化，了解历史上各个时期的纪念物是如何纪念死者。她还阅读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关于战士的杂志。两个星期以后，她做出了模型。林璎的老师将她的设计评为B，却仍然鼓励林璎将设计寄走。

　　她被美国《生活》杂志评为“二十世纪最重要的一百位美国人”与“五十位美国未来的领袖”。1999年，美国《亚裔杂志》（Ａ．Ｍagazine）评选出过去十年美国最具影响力的百名亚裔人士，入选的华裔人士包括诺贝尔物理奖得主崔琦与朱棣文，华盛顿州长骆家辉。爱滋病防治研究专家何大一等。林璎也名列其中。

　　2002年5月30日，在获知自己当选耶鲁大学校董后，林璎说：“我的父母亲移民来到这个国家时一无所有，但作为教育家，他们深知教育的重要性。我知道，如果我的父亲在世，他一定会同我的母亲一样为我而骄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