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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省高阳劳教所干警转化“法轮功”痴迷者纪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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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1月20日15:35 法制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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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灵魂不再迷失 ——河北省高阳劳教所干警转化“法轮功”痴迷者纪实本网记者杨新顺
“……到家这几天我经常想起几位队长，我病了，是魏队长腆着七八个月的大肚子送我上医院；我吃不下饭，是王大队长端来了自己熬的大米粥，还有咸菜……”
“……谢谢高阳所里帮助过我、关心过我的干警、队长，是您们用善良的心挽救教育了我，使我从（重）新走上正常人的生活。如果没有您们，我现在仍然生活在‘法轮功’邪教组织的控制下……”
1月10日，记者在河北省高阳劳教所五大队副大队长王亚洁的办公室里，从一大堆“法轮功”劳教人员解教后写来的信中，随手翻开几封，从中摘录了这两段话。一封封来信的字里行间，充满了真情。然而，一般人不会知道，这番话从这些曾经笃信要“放下亲情”的“法轮功”痴迷者的口中说出来，这背后蕴含了高阳劳教所的干警们多少汗水和心血。
杨泽民的男儿泪
高阳所五大队主要负责转化因痴迷“法轮功”、有严重违法行为扰乱社会秩序，被依法决定劳动教养的人员。身为五大队大队长，杨泽民既是指挥员，又是战斗员。2000年12月，杨泽民的妻子李素华身患重病，被邻居送进了县医院。当时，正赶上“法轮功”劳教人员新入所，需要他主持转化工作。得到消息后，杨泽民没有到10公里外的医院看护妻子，而是打电话将看护妻子的重担托付给了姐姐、姐夫。当他得知妻子有生命危险，赶到医院时，迎接他的是妻弟的两记耳光。杨泽民没有争辩，在医院里陪伴了妻子两个小时，稍事安排后匆匆赶回了队里。杨泽民走后，妻子病情加重，被家人送往北京铁路医院抢救。妻子在北京住院两个多月，杨泽民一直忙在工作岗位上，只能打电话问候。当妻子身体好转，并表示理解他的难处时，杨泽民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躲到办公室哭了。
胡成堂星夜探母
2000年除夕前几天，一批“法轮功”痴迷者被送进了劳教所。这些人中大多数本来因为有病才迷上“法轮功”，痴迷后又有严重违法行为，其中有些人绝食后身体极度虚弱。当时五大队刚开始接收“法轮功”劳教人员不久，警力非常紧张，干警们都是十多天没睡过一个囫囵觉了。身为五大队教导员，胡成堂既要安排病重的劳教人员住院治疗，担当看护，又要抓紧所内“法轮功”劳教人员的教育转化工作，忙得脚不沾地。（下转第二版）
（上接第一版）
这天，胡成堂山东老家电话告知，老母亲突发脑血栓，瘫痪在床。放下电话，胡成堂心里犯了难。母亲发病后，嘴里念叨的就是他这个远方的儿子，不回去吧，又担心过完春节再也见不到母亲了；回去吧，又实在放不下手头的事情。最后，所领导发了话，胡成堂才决定回去一趟。
那天下午下班后，胡成堂将手头上的事情一一安排妥当，傍晚6点，驱车直奔一百五十多公里外的老家。胡成堂赶到老家已是深夜。病床上的老母亲拉着一脸疲惫的儿子的手，嘴里虽然说不清话，脸上的泪却是一行行往下流。胡成堂一边流着泪，一边安慰母亲。时间过得很快，已经是凌晨了。胡成堂犹豫再三的话还是出了口：单位工作忙，他得马上走，请母亲原谅。胡成堂嘱咐家人照顾好母亲，抹了一把泪，接着驱车往所里赶。又是一百五十多公里，又是一个不眠夜。第二天早上，同事们又看到胡成堂红着眼上班了。
不知苦的女队医
2000年12月，因为转化“法轮功”劳教人员的需要，魏红玲从其它岗位调到了五大队女子中队，成为中队惟一的女队医。
调入中队时，魏红玲刚刚怀孕，反应很强烈。动不动就恶心、呕吐，吃不下东西，人也瘦了一大截。但不巧的是正赶上队里工作紧张的时候，随着队里收教的“法轮功”劳教人员越来越多，病号也逐渐增多。当时最多的时候一天有四五十个病号，重的有高血压、心脏病，轻的也是眩晕呕吐。为了保证病号得到及时救治，又要送重病号上县城医院住院治疗，又要照看好所里的病号，魏红玲和另外两名队医一刻也不敢大意。那几个月，他们三人几乎每天都是早上四五点起床，忙到晚上10点，多数时候只能在医务室休息。有时危重病号发病，一直到凌晨才能睡一小会儿。
身为队医，魏红玲不光是给劳教人员看病，同时也是做转化工作的好人选。为了让那些拒医拒药的“法轮功”劳教人员接受治疗，魏红玲常常是苦口婆心，说得口干舌燥，急得满头大汗。魏红玲的肚子日渐大起来，但中队里的事却不见少。同事们每天看见魏红玲腆着大肚子在楼里转来转去，有时碰上紧急情况，还得一路小跑。大家都替她担心，让她慢点。现在说到这些，魏红玲只是轻轻地一笑，说：“还好，我身体底子不错，没事！”
张艳艳的四步曲
为了缓解警力不足的困难，2001年，一批刚从警校毕业的女干警分到了五大队女子中队。今年23岁的张艳艳就是这群女孩子中的一员。到中队不到两年，张艳艳和同事们一道，已经转化了一大批“法轮功”劳教人员。当记者问她对转化谁印象最深时，张艳艳自豪地和记者说起她们班转化“法轮功”劳教人员张某的“四步曲”。
张某原本是河北省张家口市一家制衣厂的技术厂长，后来迷上“法轮功”并成了一个辅导站站长。张某2002年5月4日入所时，与那些采取绝食等激烈手段对抗干警的劳教人员不同，她认为这只是又一场“考验”。所以张某一入所就很服从管理，甚至主动要求参加劳动。但是在思想上，张某却坚信“大法”。张艳艳将张某这时的表现归结为思想狂热阶段。因为和张某同乡的关系，张艳艳比其他干警更容易接近张某一些。张艳艳回忆说，当时张某虽然表面上服从管理，但是只要有机会，就企图向她灌输“大法”。每当这时，张艳艳总是岔开话题，而且每次去宿舍，只和张某拉家常，绝口不提转化她的事。张艳艳称之为“冷处理法”。10天下来，本来自负的张某很失落，也有些着急。而此时张艳艳已经和张某拉近了距离，并利用这段时间摸清了她的“底牌”。
知己知彼后，张艳艳采取单刀直入法，开始了对张某的转化工作。一天中午，张艳艳故意找到张某下跳棋。下棋的中间，张艳艳似乎是很随意地说：“我们谈谈‘开天目’是怎么回事好吗，我们谁先说？”张某想了想，说：“你先说。”张艳艳于是将“法轮功”揭批材料上关于人的幻觉的科学原理等讲了一通。张某听完后用轻蔑的眼光看了张艳艳一眼，说：“你是常人，你不懂。”接着就开始滔滔不绝地讲“法”。刚一讲完，张某就赶紧补上一句：“你别想说服我。”张艳艳告诉她，今天就是发表各自的观点，不辩论。以后的几天，张艳艳一天一个话题，每天只谈观点，不和张某辩论。这时候，张某的态度发生了变化，开始对张艳艳产生了抵触情绪，拒绝张艳艳陪她下棋、散步。
针对这一新情况，张艳艳她们又换了一招，采取“影射法”，旁敲侧击。张艳艳等几名干警加上已经转化的劳教人员，时不时故意当着张某的面大批“法轮功”。刚开始时张某还装没听见，后来终于忍不住了，就和她们辩论起来。事实胜于雄辩，荒谬的“法轮大法”是根本经不住推敲的。几天的辩论下来，张某的脸色越来越差，夜里也翻来覆去睡不着觉，不久就病倒了。张艳艳知道，张某已经进入了思想迷茫阶段。
张某生病住院后，刚开始拒绝打针，也不吃药，经过从大队长到干警的轮番劝说和医生的开导，张某终于配合打针吃药了。住院的两天里，干警们无微不至的关心使医院成了最好的感化教育场所。出院的当天，张艳艳几人将张某接回来后，晚上特意组织转化的劳教人员开了一场晚会祝贺张某康复。晚会上，张某很高兴，由此对干警的态度又有了改变。张艳艳她们抓住这个机会，开始从正面给张某讲“法轮功”的邪教本质，让她看揭批“法轮功”的光盘，劝她与“法轮功”决裂。张某的思想松动了，但一时还下不了决心。在记者的采访中，张某告诉记者，当时她已经动摇了，但是又害怕“大法”中说的报应，所以一直下不了决心。这正是张艳艳所说的思想矛盾期。
2002年的“六一”前夕，正在张某处在矛盾状态的时候，张某上学的女儿给张某写来一封信，还寄了一张照片。看到信和照片，张某哭了。她在写给丈夫的回信中说，回想自己练“法轮功”四年来的所作所为，她感到对不起丈夫，更对不起孩子，表示自己愿意悔改。张艳艳于是趁热打铁，促使张某进入了思想转化阶段，完成了她的四步曲。2002年6月3日，张某入所刚好一个月时，表示要从此与“法轮功”彻底决裂。
在高阳劳教所采访期间，记者听到的感人事迹还有很多：干警牛丽军为了劝“法轮功”劳教人员许某吃药，长时间用手举着药劝说，直到许某张嘴吃药；干警赵媛因为忙于转化工作，多次失约导致男朋友与她分了手……正如高阳劳教所所长王培毅说的，“李洪志宣扬的是‘伪善’，而我们的干警是用善意的良知感化了这些痴迷者。”正因为有了这样一批干警，高阳劳教所才创造了好的转化效果。据高阳劳教所政委宋维忠介绍，通过干警的文明执法、科学施教，一批因痴迷“法轮功”邪教，有严重违法行为的劳教人员思想得到了转变，行为得到矫治，成为了正常的公民，过上了幸福的生活。为此，司法部为教育转化工作成绩突出的高阳劳教所荣记集体一等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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