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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稿／茅文贤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启动后，上海涌现出了１３万多家非公经济组织，就业人数逾１４０万，占了上海职工总数的一半以上。 在这个过程中，越来越多的党员离开了国有企事业单位，或进入外资机构，或直接“下海”；同时，来自全国各地的各类人才也纷纷涌入上海的非公经济组织，其中也有不少共产党员。 曾几何时，相当一部分新经济组织既无党的基层组织，也没有上级党组织管理，导致职业流动的党员们的组织关系无处转接，党费无处缴纳，组织活动无处参加，成了所谓的“袋袋党员”。 如何凝聚数量不断增加的流动党员？上海的 “新经济组织党委”应运而生。１９９２年，只有七八名党员的上海市首家“流动人员党支部”诞生了。如今，新经济组织党委管理的党员已有近７０００名。 “失去过，才知道拥有的可贵”、“飞得越远，向心力就越大”……从这些朴素而真挚的语言中，可以感觉到流动党员们对“新经济党组织”这个“娘家”的珍惜。 形散魂不散 全靠带头人 每一次举行组织生活前，“２０１支部”书记张乾乾家里都会变成一个“话务中心”。 张乾乾是港资企业富融科技有限公司上海代表处总经理。在新经济组织党委，他担任２０１党支部的兼职支部书记，同时又是第二党总支委员和新经济组织党委委员。今年５月，他作为上海新经济组织的唯一一名代表，走进了市八次党代会的会场。 张乾乾所在的２０１党支部是个联合支部，最多时达到８０多人，分散在３０多个企业。党员们平时都很忙，工作的流动性也大，每次通知组织生活的时间地点，光电话就要打上百个。在家里，张乾乾分管打家庭电话，妻子负责打拷机。家里的两部座机都在忙碌，回复的电话就只能打到手机上。 随着参加活动的人数越来越多，活动场所成了一个大问题。一旦借到会场，需要马上布置，这时候，张乾乾的妻子和女儿常常就成了“义工”。张太太开着车跑东跑西，带着女儿里外张罗，无论是张挂横幅，还是置办水果、茶点，甚至连活动中的摄影、摄像也包了下来。丈夫不会开车，她还要负责接送。对有些在外地无法赶来过组织生活的党员，支部还给他们“开小灶”。“开小灶”的地点就是张乾乾的家中。 “他太忙了！”说起丈夫，张太太抱怨的话语中满是疼惜。一年５２个双休日，张乾乾很少有真正休息的时候。几乎每次暑假前他都答应陪女儿去旅游，可是女儿一次次等待，一次次失望……在张乾乾心里的那架天平上，公司老总和兼任的党支部书记这两个职务分不出轻重来。张乾乾认为，“总经理的工作是带领本公司的一班人，支部书记工作则是带领分布在３０多个单位的几十位党员，通过他们去影响这３０多个单位的广大员工，从这个意义来说，支部书记的责任更大。” 支部每次活动的费用支出都要达到１０００多元，本来完全可以找组织报销，但张乾乾认为自己身为公司老总，手头比较宽裕，就不必给组织增加负担了，常常是自掏腰包。党支部每个季度要开展两、三次组织活动，多年以来数目应该颇为可观。张乾乾笑着说：“没有算过，全当是我交的党费吧！” 在新经济党组织里，张乾乾这样的兼职书记为数众多：上海鸿新经济发展有限公司常务副总杨莲珍，上海迁杰科技投资有限公司和上海金港工程有限公司老总郭光辉，索杰通讯工程有限公司老总冯佑仁……徐汇区６个支部书记全是各公司的老总。他们中除了一位专职书记外，其他全都是兼职的。党支部能否发挥战斗堡垒作用，能否有足够的凝聚力，书记是关键。无论本职工作有多忙，党组织的一个电话，一份通知，就能让他们挤出时间来。郭光辉表示，“只要党组织有活动，我无论是在干什么，开会、出差……哪怕是签约，我都会推掉或者延期，一定准时站到党旗下。” 寻找力量源泉 独立制片人包福民，最近的笑容特别欢畅。他执导的２０集电视剧《走过旧金山》（又名《天堂鸟的故乡》），塑造了中国人在海外扬眉吐气的新形象，被中央台审片组认为是今年献礼剧中不可多得的优秀作品，成为中宣部、广电总局精选出的向党的十六大献礼的１０部重点剧目之一。 在影视圈中包福民大名鼎鼎。这位《无瑕人生》、《红色康乃馨》等电视剧的导演，１９９３年就从上影厂辞职，成了独立制片人。１０多年中他先后执导了十几部电视剧，９次获得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被大家称为“主旋律”导演。 如今，包福民回想起当初“袋袋党员”时的感受，心里依然不是滋味。他说：“离开上影厂的第一个月，我回到原单位去交党费，被告知人已经离开了，党费也就不在这里交了。我突然感到了一种孤独，一种失去了家的惶惑！后来，党的关系转到了新经济组织党委，我的心才踏实了。这以后，尽管我干的是‘导演个体户’，但仍然有一种组织的力量在支撑着我。”之后，包福民每拍一部片子、每有什么想法，都向支部书记老周汇报。他拍的片子得了奖，党支部也会给他写信表示祝贺。他说：“这种祝贺常常比颁奖、开研讨会更让我感到珍贵！” “没了方向”，是许多党员刚刚投身新经济组织时的最大感受。 郭光辉１６岁时就当了兵，两年之后，就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之际，他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此后，他当过工人，做过公安，也做过机关公务员，但始终觉得未能施展自己的才华。１９９４年他毅然“弃政下海”，创办了一家“土方公司”。钱赚了不少，“土方老板”郭光辉的心里却很不踏实：“与党组织失去了联系，一个人好像完全失去了方向。”如今，郭光辉已经创办了迁杰科技投资和金港工程建设两家民营公司，他也重新回到了党组织的怀抱。说起自己所在的支部，郭老板情深意厚：“它让我胸中涌动着一股力量，让我有了家的感觉。同时，党组织也给了我一种约束力，使我不至于在商海中沉没。” 今年３月２７日，上海长宁区中心医院的一间病房里来了几位特殊的探视者。他们围坐在一起，既像探望病人，又像在开着小会。原来这是３０２支部一次特殊的支部委员会。组织委员黄丽娟坐在病床上，认真地主持着预备党员的转正议程，她的脸庞闪烁着兴奋的光泽，嘴边带着微笑，如果不是在这个白色的病房，谁能知道她是一位癌症晚期的的病人呢？ 去年，支委黄丽娟被确诊为胃癌晚期之后，仍然关心着支部的工作，关心着积极分子的成长，关心着预备党员的教育。她一次又一次向支部书记提出，能否把每月的支委会放在病房里举行。大家被黄丽娟的热情所打动，一致决定今后每月一次的支委会就在黄丽娟的病床前或者家里进行。医生、护士、病友都被这种热烈的气氛所感染，称每个月的这一天是病房里最温暖的一天。 今年７月初，黄丽娟不幸去世，生前党费交到了６月份。谁知几天后小黄的丈夫给党支部送来了她最后一个月的１０元党费。原来，黄丽娟在生命弥留之际，拉着丈夫的手，硬是讲一句喘一口气地交待：“如果我走了，千万不要忘记替我交最后一次党费，这是我的最后一个心愿。” 失去过，才知道拥有的可贵。新经济党组织的许多党员，对这个道理都有一番刻骨铭心的感受。正因为如此，他们的情感才显得尤为真挚和迫切。 是金子当然要发光 由于意识形态方面的长期隔膜，不少外资企业的老板对党员曾有很大的偏见和误会，不过，随着越来越多的外企投资者和管理者改变了这种幼稚与偏见，这种现象正在逐步改变。 “我们的党员，大多数在企业中都是骨干，他们凭自己的实力为企业起到了重要作用。老板不会看不到这些！”张乾乾曾经所在的上海四通摩天计算机公司，接下了上海市人民代表大会和市政府重大会议的计算机系统项目，一些环节的重要数据需要保密，只有共产党员才能接触。拥有五六名共产党员的摩天计算机公司马上调整了人员组合，为项目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精湛的技术和党员的特殊身份，为美国老板赢得了这个项目的长期合作机会，创造了良好的效益，同时也赢得了美国老板对党员组织工作的支持。有一次，张乾乾把党组织活动定在公司的大会议室，没想到老板临时也要用这个会议室会见美国客人。结果没等张乾乾开口，老板主动提出：组织活动照常进行，会见活动重新安排。 在一家台资企业工作的党员张卓和刚进公司时，有的同事对“共产党员”这个身份并不认同。尽管如此，他没有放弃或者隐藏自己的党员身份。张卓和每天工作十多个小时，经常废寝忘食，如此忘我工作，就是为了“让外资企业实实在在地认可我们共产党人，让他们看到我们的与众不同”。 经过一年的努力，张卓和分管的部门工作逐步向前推进，得到了公司领导和同事的认可，公司每天进出近千万元的票据都交由他来签字，他还多次代表公司出去开展业务。 如今，张卓和所在的企业相当重视“共产党员”这个特殊的称号。招聘人才时同等条件下党员优先；重要的工作岗位都会有党员参与，公司的保安队，４０名队员中党员占了９５％。 “只要我们每个党员能正确地认识自己，充分发挥自己的带头作用，外企同样需要我们。”张卓和高兴地表示，“现在我所在的外企，有许多年轻职员纷纷申请加入党组织，大家感到党员光荣，能加入这个组织是最大的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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