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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一段时间，记者不断接到困难群众请求特别救助的电话和信件，有的是因为生活困苦，更多的是身患重症，他们希望借媒体的一角唤起社会的关注与帮助。 不久前，南方日报推出了“救助叶红妹”的系列报道，在南方日报的呼吁下，医院、团委、当地政府及一些热心人纷纷资助，使患有严重脊柱疾病的惠州女孩叶红妹得到了很好的治疗，这大概也是求助者们格外信任南方日报的原因。然而，媒体的报道虽不失为一种救困的有效方法，但这种帮助毕竟是个别的。只有建立一种长期有效的，普遍资助社会贫困群体的机制，才能从根本上帮助弱者走出困境。 为此，记者进行了深入的调查采访，试图为这些需要帮助的人提供更多求助的路径。 政府部门积极构建救助渠道；资金不足的“瓶颈”仍难突破 在南方日报推出了叶红妹报道的同时，叶红妹的家乡惠州市就在考虑出台一系列措施，其中一项就是借鉴省政府斥资3亿元解决农村困难家庭子女“上学难”的做法，由市财政出钱，直接资助“看病难”的群众。 其实在此之前，各地就已经开始这方面的探索了。起步较早的是拥有大量外来工的东莞市。1996年，该市设立了医疗救济基金，专门帮助低收入市民和外来工解决“看病难”问题。基金会受到了广大市民、外地民工和港澳同胞的广泛支持和响应，一设立就筹款1.1亿元。到去年底，基金的受益者达到了4258人，受益金额达到2343万元。 广州也于1998年成立了“红十字会社会急救医疗专项资金”，计划两到三年内通过募捐等方式筹集资金5000万，利用其利息帮助急需救助的贫困病人。经过几年努力，该资金于今年6月18日正式启动。 去年底，由团省委、广东省卫生厅和南方日报等单位联合开展的“健康直通车”——广东青年卫生医药志愿者扶贫接力行动正式启动。该行动计划进行三年，通过在卫生、医药系统招募成立“青年卫生医药志愿者服务总队”，向贫困地区群众送医送药。行动启动以来，全省各地共派出青年卫生志愿者30批，1200多人，累计服务时间5万多小时，诊治特困群众3.5万人以上，向特困群众捐赠药品120多万元。各大医药企业也为行动捐赠了药品近400万元。 但遗憾的是，广东省像这样的救助机构并不多，而且这些机构因本身资金有限，救助能力受到限制。比如，广州市“急救医疗专项基金”原计划的金额为5000万元，在两到三年内筹够并启动，但经5年努力，才筹到2211万元，也只能先启动再说。 记者在采访广州市红十字会时也了解到，目前该会的救助能力还不是很高，主要针对的是突发的、危及到生命、实在没有支付能力的患者，最高金额也只有5000元。对于慢性、长期患病的患者则无能为力。因此，如何突破资金“瓶颈”成了医疗机构能否更好地扶贫帮困的关键。 除医疗卫生部门，妇联、工会等群众组织也在各自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建立起对困难群众实行特别救助的渠道。广东省妇联自筹资金设立了“特困单身母亲救助基金”，首批50位单身母亲已开始接受援助。广州市妇联则启动了重症患儿救助项目，为身患重症而又看不起病的儿童提供资金援助。省总工会也组织了特困职工互助会等职工互助保障机构。但这些帮扶项目也同样面临资金问题，因此不得不限制人数，分批进行。 社会保障覆盖面有待扩大；商业保险“高处不胜寒” 社会保障是国家或社会依法建立的、具有经济福利性的国民生活保障和社会稳定系统，包括社会保险、社会救济、社会福利及其他社会性保障系统等内容，是扶贫帮困的最根本途径，是建立对困难群众实行特别救助的长效机制的基本出发点。 然而，记者在调查中发现，尽管广东在社会保障方面的尝试一直走在全国的前列，包括对贫困农民实施最低生活保障等，然而与城市社会保障相比，农村的社会保障还是比较滞后的。本报接到的求助电话、信件，大多数来自农村，收入不高的农民一旦遇上大病，经济上就会捉襟见肘，很多只能有病不医。 即使是在城市，能够纳入社会保障体系的多为有单位的人，打工者或无业者的社会保障往往是一片空白，而他们又正是最需要帮助的人。记者曾打电话询问过相关的社会保障部门，他们表示目前一般只通过单位办理社保，个人要买社保的话，程序相当复杂。 由于我国人口多，国家财力有限，单一依靠国家财政来开展社会保障工作，显然是不现实的。 对此，广东外语外贸大学社科系的赖洁莲教授认为，要广开渠道，多形式筹措社会保障资金。要解决农村社会保障资金问题，一是通过有关政策和大力发展集体经济，强化农村集体对保障资金的投入；二是采取政府积极引导和农民自愿相结合的原则，在一定范围内推行强制性养老保险和养老储蓄；三是要建立个人账户，不论集体补助多少，都连同个人缴费全部记在个人名下，属个人所有，让农民既有安全感，又有自主感。 赖洁莲同时认为，要鼓励农民及城市贫困人群积极参加各种商业保险。然而记者在采访这些求助者时发现，投入较高的商业保险对这些人来说可谓高处不胜寒。据了解，各保险公司重大疾病保险的保费都是相当高的，有的一年的保费在5000元以上，这对一般的工薪阶层来说都是一笔不小的负担，更何况贫困人群？对此，一些专家认为商业保险走进家庭不仅是一个意识问题，更是一个经济问题，让商业保险走入寻常人家还有待时日。 广东慈善事业走在全国前列；专家提出捐款者减税等设想 慈善机构也是扶贫帮困的一支生力军，广东在这方面走在了全国的前列。最近，由广州市政府拨款3000多万元、社会捐资1亿元修建的全国首家慈善医院——广州慈善医院正式开业，《广州市慈善医院关于城镇特困人员重大疾病医疗资助试行办法》也从即日起实施。 面对日益突出的特困人员住院难问题，1996年底，广州市民政局就开始了广州市慈善医院的筹建工作。慈善医院建成后是一所全民所有制的非营利性医院，办院宗旨是扶贫济困、治病救人。从此，广州特困人士看病住院将更有保障，同时标志广州在建立和完善社会保障体制方面向前迈进了一大步。 去年10月份，广州市民政局专门作了一个调查，发现广州有4000多名特困户患有各类重症疾病，他们是最需要慈善医院帮助的人。慈善医院的开门营业对于他们来说是一个极大的福音。600多户持有慈善医疗门诊卡的特困家庭成了第一批受益者，3000多患者因此受益。 然而慈善医院筹集资金还是非常困难的，广州慈善会会长卢贝拉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坦言为了筹款他把腿都跑细了。医院在开门营业前还有近2000万元的资金缺口，除了政府的资助外，大多数资金是慈善机构向社会各界筹得的。卢贝拉有一个形象的说法是“一点一点向社会化缘来的”。 尽管不断有社会各界的捐款，慈善医院本身也营业获利以资助慈善事业，但是资金的“瓶颈”还是制约了其帮助更多需要帮助的人。 仅靠政府财政“埋单”和社会各界的捐助，缺乏稳定的、制度化的资金来源渠道，使得医院的开支常常面临着巨大的资金缺口。可以说，慈善医院的开业，只是这项慈善事业的起步，如何使慈善医院走上可持续发展道路才是关键中的关键。 为此，有专家提出可仿效国外通行的做法，对向慈善机构捐款的个人或企业实行减免税的政策，这将大大提高人们捐款的主动性。此外，要使慈善资金具有“造血”功能，广州市社科院研究员李江涛认为，慈善机构在唤起更多人从事慈善事业的热情外，把社会各界资助资金“盘活”是慈善机构可持续发展的动力所在。有关专家认为不妨像一些先进国家那样建立慈善基金，投资增值。当然，如何运作慈善基金，谁来监管慈善基金确实也是一个让人头疼的问题。但是建立慈善基金毕竟是一个很好的设想，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进一步完善，实施这个设想的条件将会日趋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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