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评人——金兆钧
2002年8月2日13:26 千龙新闻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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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青年报金兆钧个人档案：
乐评人。1958年生于北京。
1977年恢复高考后考入北京师范学院（现首都师范大学），中文系。
1986年10月调入中国音乐家协会《人民音乐》编辑部任编辑至今。
2002年起任《人民音乐》编辑部主任，副编审。
乐评：1986年开始，15年撰写研究及评论文章数百万字。先后为《北京青年报》、《新闻出版报》、《南方周末》、《音乐生活报》、《舞台与银幕》、《演艺圈》杂志、《中国百老汇》杂志、《歌迷大世界》杂志、《中国音像》杂志撰写专栏文章。
策划：1991年，为“希望工程”募捐义演，策划、总撰稿并创作主体歌词；
1996年，“中国流行歌坛十年回顾”大型系列活动，发起、策划及组织；
1999年，首届南宁民歌艺术节，艺术策划；
2000年，中央电视台春节特别节目《同一首歌》，总体策划。
评委：中央电视台全国青年歌手大奖赛第九届（2000年）、第十届（2002年）。业内说法
中国流行音乐，说起来是个轰轰烈烈的大题目，但对身处其中的人来说，则是个抬头不见低头见的村落。要说其中的事情，视野所及，有资格以亲历者身份说的人不多，我以为，兆钧肯定算一个，而且是很适合的一个。——乐评人 秦杰
初识兆钧者均以为此物凶猛，实则他是个吼声雄浑但绝不伤人的善类。他对流行音乐的人、作品及事情有着超凡的敏感力与热情关注，对所有努力和正在做事的人从不毁誉打击。——乐评人 宋小明《我的中国心》代表了1984年；《让世界充满爱》和《一无所有》代表了1986年；“西北风”歌潮代表了1988年上半年；《外面的世界》代表了1988年下半年；《跟着感觉走》代表了1989年；《春天的故事》代表了1993年；……读懂这20年流行音乐，你就读懂了这20年的中国。——金兆钧
认识金兆钧5年，访谈做过6个。
那是关于罗大佑、崔健、校园歌手的道路、朴树和“新文化”、样板戏和“红色经典”的访谈。他自己似乎永远做不了我们谈话的主题。
直到这一次。他写了10年的《光天化日下的流行——亲历中国流行音乐》，终于成书。
其实5年来，这本书一直暗香浮动在我们每一次谈话里。比如我们谈到崔健在北京最早的公开演出：“1986年，献给世界和平年的‘让世界充满爱’，崔健为那场演出写出了《一无所有》。那场晚会是中国流行音乐里程碑似的标记，百名歌手同时浮出海面。”在三环路边空调不足的小餐馆里，他喝着啤酒给我回忆十多年前那个黄昏，从电视转播中看到那场演出的一刻：“是10月份，晚上大概7点来钟，忽然全院子的电视机都在响着同一首歌——‘想起来是那么遥远’，圣乐一般。我赶紧跑到我妈妈屋里去，电视上正唱第一个歌《让世界充满爱》，那歌词给我极大的震撼，‘希望有那么一天，大海把沙漠染蓝’，完全不是上一代人的东西，温暖至极。然后到崔健出来，那绝对是让一个大木头当胸给撞了一下那种感觉。”每当这样的细节和表述听得我欲罢不能的时候，金兆钧总是说：“你等我那本书出来，全在里头。”
于是一直期待。期待他捋出这20年歌的历史帮我回忆，也期待有一场文字的盛宴可以出席。印象中“金氏乐评”语言痛快淋漓，像《无话可说的1999》：“虽然还有些不错的歌，但总归不成气候，一个阿妹（张惠妹）来了就把歌坛打了个落花流水，孩子们又疯狂到张信哲、李玟、苏永康那里去了。”“更多的歌手有新路可走，就是做娱乐节目的嘉宾，出场费不低，也不消正经唱歌，唯一的代价是得让主持人耍着玩。不过加上广告效应，也算扯平。”“当然，王菲和窦唯的婚变加上那英掺和两句以及窦唯泼上一杯也足以令记者们兴奋不已。”
终于4月，第一时间拿到一本，迫不及待翻开，结果，失望得说不出话来，怎么那么不好看啊！本报“副刊”却旋即开始连载，主张者说“有岁月有历史”，摇头者说“没情节没故事”。有同事看了连载跑来：“以前挺爱看金兆钧乐评的，怎么这回书写得絮絮叨叨的。”
是写得不如说得好吧？这下知道不是自己一个人的感觉了。于是去问金兆钧。周二上午10点到下午3点，金兆钧坐在东棉花胡同自家小板凳上昂然作答：“就知道你们会这么说。我这书就不是给老百姓看的。”
眼下这个年月，敢于直言自己作品、喜好与老百姓无关并大声说出来不惧误会的人不多。在我看来，这态度值得敬重，更何况，还有他接下来说的那些话。当然了，金兆钧从来就不是一个公众人物，即使前些日子追着看电视歌手大奖赛，又有多少人会记得通俗唱法评委席上那个自嘲“我笑比哭还难看”、年岁老大又确实不好看的评委呢？流行虽然轻松，历史总是沉重
记者（以下简称“记”）：不会不高兴吧，我说不好看？
金兆钧（以下简称“金”）：我这不挺高兴的吗！它不太大众化，不太好看，我事先想到了。还有一个评论你可以出去，有人说这书：名儿比内容好，序比正文好。（笑）
记：这书名好像是它唯一时尚的地方。
金：秦杰帮着起的。我知道大家疑问集中在这儿：第一，怎么不像看你乐评那么痛快？第二为什么不写得更生动、更故事化、更时尚？
记：这本来是挺容易特大众化、特好看的话题啊。
金：不，话题可能是容易的，但你去叙述这段历史的话，更多的是沉重。这书主要就是为了记史。我从1986年介入这圈儿，感觉随着时间过去，很多东西很容易就忘了。而且自个儿的好多想法如果当时不记录下来可能就变了，我觉得可能会有一种不真实。我很喜欢《光荣与梦想》，喜欢那么一种写历史的方式，其中有评价。
流行音乐，我认为它更多属于文化范畴，更重要的是跟它背后的时代情绪、大众情绪之间的关系。我自己的兴趣，一直我都在强调，流行音乐每一步发展都跟中国的改革开放、跟它的经济发展、文化发展密切相关，你要是读懂了这20年流行音乐，实际你就读懂了这20年的中国。你就能够明白，噢，这20年是这么过来的。
这个东西可能对歌迷来讲他不大爱看。每个人都生活在一个现实时段当中，不见得对过去的东西感兴趣，像对歌迷来讲，他也没必要弄清楚这些历史源流。即使我写了好多故事，朴树的歌迷也不会对当年的蔡国庆感兴趣。喜欢蔡国庆的歌迷也不会对现在的韩红他们感兴趣。所以我们无法讨好所有人。我的评论只对业内有用
金：从来我的评论也不是给老百姓看的，所谓老百姓我指的是青少年，听流行歌的人。他用不着我指导，他用他的本能去听、去喜欢、去拥有就是了。
对歌星用处不大。歌星，我要跟他谈修养，那不是一天的事儿，他不可能看我一篇评论回家读书去了，不可能，因为他活在现实当中。对没入道的想唱歌的人用处也不大。
对老百姓，一般的音乐爱好者意义更不大。所以为什么我说这书也没想写到故事性强，多好看……
记：就不是给你们看的？
金：可以这么说。就不是要为他们看的。
记：那给谁看呢？
金：从业者，就是创作者和制作人，它实际、管用。这本书，有一批人会踏踏实实看的，因为他们很多人都是其中某一时段的参与者，我是帮着他们一块儿回忆一下，然后总结一下经验教训，他可能得出结论跟我不一样，但总还会促使他总结思考，然后大伙儿一块儿再去做。这是有意义的。
词曲作家会感兴趣我讲的源流变化，为什么那一段是“西北风”这一段是什么，他们都是创作者，他们都会明白的。我实际写的文章全部重点很明确，就是给词曲作家写的，因为不管他们爱听不爱听，对他们有用、实际，能影响他们今后的一些创作。
还有一些制作人是要看的，因为我后期的评论会牵涉到这件事儿你做得不好，这个战略不好，那是产业上的问题，不光是艺术问题。他们会觉得我有参考价值。
也就是说，发言的时候你要知道给谁说。我写了这么多年评论，好像我的名声跟老百姓无关，给我的认可首先来自创作界，然后就是制作界，然后才是传媒。我至今认为我写那么多的评论唯一的价值就是，给词曲作家提供了有益的参考，包括制作人。通过流行音乐可以观察一代人
记：您的抱负似乎不止于此吧。这几年跟您做过几个访谈，您让我觉得最意外的就是，您老是从那种社会大背景、从经济的角度、从社会意识形态的角度来分析流行音乐，以前从来没有人这么跟我谈过。在大家的印象中，流行音乐是个不可理喻的东西，比如现在小孩子们喜欢F4，那有什么道理啊！
金：对，你要真从音乐上没法儿解释。年轻人他在成长过程中是不断需要偶像的，反观这个偶像来确立自身，所以他的叛逆也好，他的那种狂热也好，或者他的那种痴迷也好，反过来通过流行的歌能很准确地观察这一代。就像你把罗大佑音乐研究透了，你就能理解“70年代人”。
我觉得我一本书基本上能把这个关系给说清楚，就可以了。看流行音乐最重要的角度是文化。任何东西的走红，不是因为它反过去能影响社会什么，首先是生活决定了要产生这种东西，要不然它不会流行。如果你注意了这个现象，探讨它各方面的关系，我觉得那不管是对文化的决策者、还是文化的创作者，甚至对传媒，都非常有意义。
记：现在的孩子又迷谁呢？好像换得越来越快，开始自己玩乐队了？
金：玩乐队是近几年的一个风气，尤其是北京、广州。这个时代慢慢在向独立自主、以创作型为主的这样一种自立的方式前进。网络时代，网络是使人确定自我的一个好地方。任何人都可以在上面随便发言，这种发言本身就会在一定的酝酿之后，强化了整整一代人的发言意识，我要说话，而不是我听你说话。流行音乐反映出来就是说，我是要当歌迷，还是说我要做明星？而今学生中成千上万的乐队起来，集中在高中和大学里成风。构成这种东西首先是经济，整个这种都市化生活的发展，也就是说当大人在理智地说“我们已经被淹没在钢筋水泥之中了”的时候，那青年那感觉更敏锐。互联网的出现提供了一个发言场所，但谁也不会满足于只在网络上进行这种虚拟发言，他们还是要把它实际化，就是更物质化，比如写歌，甚至包括我这儿有些小孩儿自个儿去拍纪录片。
这种东西就我来看，我总认为它是好事。观察这个事物的时候你不要站在唯一的一个坐标系上去看。从艺术上你可以批评，纯艺术批评，同时你要从另一个坐标看，它从哪儿来。一个观察者，你的任务就是尽可能精确地去解释这个现象，解释这个世界，你要告诉大家为什么。假如说里面有导向，我们现在谈导向，你真正的导向也应当是通过这种观察之后，从这儿理解之后的批评才能对他们产生影响。生命的意义在于创造经典
记：近些年您好像不说了开始做了。搞了很多策划？
金：对，就像那句话：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因素。比如像“新民歌、新民乐”，我实际是一个实践者。其实策划从20世纪90年代初一直在干。策划我不去操作，我也不会操作，所以挣不着钱。但策划本身我也觉得有乐趣，策划本身就是说去设计菜谱，这些料，你们怎么去做它，它一定应当是好的东西出来。比如《同一首歌》，他们原来设计要唱百年的歌，我说不可能，百年一场怎么唱得完，我说还是做50年，50年里以近20年为主，20年里以前10年为主，重前10年就是利用“怀旧”这个概念。所以后来奠定了他们老演的一些基本风格，到哪儿都把老歌手刨出来。
这种策划本身，其实也是在不断地检验自个儿批评的一些东西对不对。你批评人家，你当然说这个不好，那你认为什么好，不妨你把你的想法，你认为好的别人还没做，你就跟别人合作做一下，看它对不对，如果它对了，那就证明你，将来碰到别的事儿，你还要发言的时候更有根据。比如说对待民族音乐的问题，我现在要说也要去做，就是要找出来民族音乐能不能与流行音乐对接。
记：很有意义的工作，现在策动这种事情，还有呼吁的这种力量大吗？
金：大。做的人也多。包括年轻一代不都在做吗？包括黄荟他们做那种发烧唱片，实际都是在有意识做这样的事，他第一张唱片《苏武牧羊》我说他做过了，他把中国几乎所有的民族乐器全使上了。这些都是年轻一代的自觉，按我的观点它首先要得到舆论的支持。
我们应该积极参与去创造经典，要不然这代人活着没有价值。大家都有奉献，那你在奉献什么？这种奉献，流行音乐是一种形式，画家是一种形式，都在要去表达，一个是自己生命的外化，一个就是这种集体，混合起来它整体的这种能量的聚集和提升。
我觉得这个过程，可能就是说，对于我来讲，如果我是在写评论，我基本要提醒自己的是，就是我们需要建设性的乐评，我不反对骂街，我也曾经很尖刻地批评过很多现象，或者很多具体的人，但我觉得我应当首先一个还是建设，而不是破坏，这个世界不需要破坏，而且不能轻易地说不破不立。评论者需要跳出来看自己
记：您刚才提到“观察者”，这是您对自己的一个定位？
金：对。我这么多年最特殊的一个感觉就是，在任何一个群体里我都是一个边缘人。我上大学觉得最大的一个本事就是学会了跳出来看自己。人一定要偶尔的时候蹦出来看：金兆钧干嘛呢？就是把自个儿当另外一个人看。你跳出来看一下你就会调整。尤其像我这种搞评论经常要发言的时候，你要不学会跳出来看自个儿那是很危险的。因为人都有一种强化自个儿、固化自个儿的倾向，就是本能倾向：我说话就不能改，我这么看就是对的。那么你要回头过来看，哦，原来那是屁话。
在这里面要把握的这种关系我觉得，就是我说的自觉。自觉最后就是责任。你有了自觉的意识，同时就有责任意识。你不要，我还曾经说过一句话，媒体也要擅用自己的权力，因为媒体在滥用权力的时候，你也是一种腐败。所以我时不时要站出来看看自己，因为你也有可能觉得自己很对，但也许当时那个时空点上你是有问题的，也许你很光明正大的状态出现，其实你有私心在里边，有时候你甚至只是为了维护自个儿的权威，就坚持某个观点，那是很危险的。即使你的观点是正确的都危险，因为以你那种态度，迟早都要犯错误，你就客观上对事或者对人造成了一种伤害。而这种伤害一旦造成你后悔也没有用的。这是一件坏事。对你来说，如果你能意识到能改还好，有时候人还容易犯这样的错误，就是越来越顽固，那么可能就也许你刚四十多岁，你突然发现你后半生将在谎言当中度过，而你还不自觉，可别人都知道你在撒谎。
这种现象在历史上曾经屡见不鲜的，姚文元当年的小品文有很多曾经是写得很棒的，但到了他后来的时候就完全抛弃了良心，甚至也抛弃了一个文人应该有的，哪怕最起码的逻辑他可能都不讲。当然他那种对社会的伤害是极大的。都是文人，对吧？江青何尝不懂艺术，但一旦和她个人的野心结合到一块儿的时候，她那种才能就会变得非常可怕。我只是选择能负责的东西写
记：听您说话我老是感慨，为什么您写书不能像您说话这样提神呢？您用笔好像特别克制，比如不做褒贬，像说刘欢“他是歌手中极少的能够和作曲家谈创作，和朋友谈论历史和艺术的一个”，笔墨这样淡的评点都很少。其实大家可能很想看这个。
金：这种克制是有点儿有意的选择。我本来也不是为大众写的，尽管用了大众似的笔调，但也不是为大众写的。就是圈里人自己看了都明白，包括我的篇幅的长短，叙述某些事件的长短，我还都有所控制。我用了一点春秋笔法，就是暗含褒贬。有些人就能注意到这种细节：某一个人的名字在你书里只出现了一次。我就会说：那还有根本没出现的呢。
我说了，这本书不是给任何人写的，我在后记里写了，对于音乐学家来说不够严谨，对老百姓来说不够通俗，对业界人来说可能不够细致。我尤其不想把它写成一种取悦于普通读者的东西。
记：那你就甘冒它卖不动的风险？
金：这我不承认， 6000册总归卖得出去，你要说它能卖几万本我也不信，我自个儿就不信，那不可能。但现在据我所知，比如像外地很多一般的艺术院校的教师都买，好多都说买不着，对他们来说是一本工具书。仅从一本工具书的角度，能6000册卖不掉吗？
写畅销书第一我不愿意，除了不愿意我不觉得有什么意义。我想我的任务不是讲故事。我只能做到一件事，就是我要告诉大家，愿意看的人，流行音乐的每一点都是这个生活的反映。观察它、理解它，喜欢它或者批判它，都应当从这个角度进去。你才能理解这个东西。当然你要不愿意理解也无所谓。你要是愿意理解的话，我想指出这是唯一的理解线索。
记：我觉得您的这个态度好像都不太像现在这个时代很多人对书的一种态度，您要郑重得多。
金：我并没认为我多郑重，我只是选择我能负责的东西写，假如说我能写得更好，我之所以没写是因为我没做到，没觉得自个儿有那个能力。那么反过来认为我可以写得故事性更强，对我来说可能是能写，但我没觉得有必要。永保心态年轻是一个理想
记：我看您书里也提到几代乐评人的问题，江山代有才人出，你们乐评这圈儿也是这样，你怎么认识您现在的状态？
金：我觉得随着这本书出来，我基本也是该退休了。因为你不可能永远保持年轻人的心态。
记：做乐评必得是年轻人心态吗？
金：流行音乐乐评人是这样。流行音乐说白了其实跟岁数大的人没什么关系，我这个年龄，40岁往上的人根本就不会听现在的流行歌，生活中他们基本都不听。我是工作原因关注。纯听觉我也不可能关注。总不能老是高屋建瓴给人大概做做文化点评、现象评述。
记：这不也挺有价值的吗？
金：是有价值，但你判断作品就很容易出错，对作品的判断、潮流的判断会出错。保持心态年轻是一个理想，你不能像格式化一样把你脑袋瓜儿给清干净了，重新来过。所以近年来我写得越来越少了也是这个原因，除非有让我特别兴奋的东西。
记：那他们会对您造成一些压力吗，就是年轻一辈？他们现在很有市场的样子，尤其在网上。
金：基本构不成压力，不同。路不同，关注的东西不同。(采写/本报记者吴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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